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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实而论,思想与社会本应打通。但就我的观察看,这点似乎有所忽视,或者说尚未引起充分的注意。思想史研究的大抵主要是研究思想家的文本、思想逻辑、学术传承和抽象继承,相对而言,很少注重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社会史研究的主流是社会的实体问题,相对来说,疏于与思想的结合。当然也有一些学人开始关注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该说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常青的课题。从历史本身看,两者一直处于互动之中,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轮番不已,引起了历史的跌宕起伏。有人说历史是思想史,有人说历史是社会史,无疑都各有道理。我们所要讨论的既不同于通常的思想史的研究,又与通常的社会史研究有别。这个命题强调两者的汇通。因此,在这里作为关键词的“思想”不宜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关联着特定的语境(社会)。思想也不限于精英,而应有意识地打破人为设定的精英与民间的鸿沟,要更多关注民间的思想与行为;同样,作为关键词的“社会”也不是与思想相分隔的,比如说到社会的分化、阶层、等级、社区、团体、法权关系等等,一定要把它们同时视为一种思想文化建构的结果。思想与社会无疑可以二分,尤其在研究时更可以作认识性的学科划分,但就历史本身而言,两者是结为一体的,以致可以说两者互为表现,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因此,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整体研究,对此不应有疑问。
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是世俗化为主,也就是说“彼岸”问题不占主要地位。因此,思想与社会的整体性或者说一体化的特点更为明显。与此相应,终极关怀、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之间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其间虽然不无矛盾和对立,但主流是合一和相通的。这在传统思想中有极其明确的表述。诸如,天人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百姓日用即为道,天理即伦理,知行合一等。这些观念所表达的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骨架,也是社会历史的灵魂。它向我们揭示,不能把思想与社会分割开来。
与上述情况相应,中国的社会关系与西方的森严的凝固化等级制度以及印度那样种姓制度也不大相同,但也不是像钱穆等先生说的那样是平等的社会。中国的特点是等级的森严性与成员的流动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革命论”,以及科举制等制度等相配合,于是就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几时到我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财东轮流坐”,“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等等豪言壮语和相应的社会观念。虽然事实上,皇帝与百姓,圣人与凡人,官宦与平民,财东与贫民之间的路途远不是那么通畅,也决不是举步可达,但确实又不是一条死路,还真的有那么一些人走通了。这种相对活化的社会关系为思想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自古以来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不是在世俗之外寻找理想和价值的寄托,而是在现实之中努力实现理想和价值。
因此,我这里所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不是一般的既研究思想又研究社会,也不是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的机械相加,而是说主要是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更具体地说,主要是研究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问题;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庞朴先生在论“一分为三”时,对“三”曾作了这样一句概括,即“超乎两端也容有两端的第三者”。我套用庞先生的这句话,就是要研究超乎思想与社会也容有思想与社会的那个“三”。换句话说我们的要研究的重点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而是联结上下并包容上下的形而“中”。说起来多少有点“玄”。其实这种“玄”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存在和现象。
如何整体性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新课题,多年来人们都在思索和研究。许多学者做过十分有创造的实践。比如顾颉刚、侯外庐等先贤都有过筚路蓝缕之功。就这两位前辈而言,他们的研究路数显然不大相同,但各有里程碑性的著作遗给后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代学者和一些国外学者也有新的著作问世,同样值得学习。我们提出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过程研究,就是想在已有的基础上如何把研究再向前推进。如何推进?我个人还说不清楚。但有些设想和题目罗列在下边,以便作为切入点,并用以把握对象(同时也想作为稿约,因为我们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今后还要举办这样的讨论会)。以下这十几个问题,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是随笔性的。
1社会性的政治哲学范式与社会整体控制问题。所谓社会性的政治哲学范式不是一家一派的私论,而是全民性的共识和行为归宿,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总体规范和制约意义。这些看起来有点虚,但实际又非常实。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常常是极虚的却恰恰是最实的,以致可以这样说,它是看不见的控制社会的大手,支配着人们的灵魂和行为,不可不察。比如“大一统”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混为一体的历史现象,顾颉刚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是这方面的一篇范文。
2社会政治阶层、身份、角色及其观念、人格、生活、功能综合研究。学界在这方面已有一批成果出现。在这里我特别提出要大力开展官僚阶层、官僚集团的研究,因为他们对历史影响实在太大了。
3我们泛称为思想的可以分为精英思想(包括经典思想)、统治思想、普遍的社会思想与观念、大众心态等等不同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其间有互动、沟通,又有区别。对社会具有实际、直接规范和操作意义是统治思想和社会普遍思想,这些思想与观念与精英思想相比多半属于平庸,或了无新意,其实正是这些思想与观念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行为的研究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也有相应著作问世,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对大众习俗、行为中的蕴含的观念研究的还不够,比如普遍性的泛化的王权主义观念,亦即权威观念(诸如家庭、行会、结社、团体、秘密会道门、宗教、师生、朋党等等社会组织观念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大众心态属于日用性的,焦点是生存、利益问题,与精英思想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并有著作问世,但总的来说,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4价值取向、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与行为方式。学界对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累累,但对价值很少注意,甚至不把价值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似乎价值只是研究者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历史和历史本体之一。就实而言,价值是人的本质问题之一,或者说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活动都包含了价值内容。价值的中心是“意义”。一谈到意义,总有一种“空”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实际的,比如礼的仪式的真谛就在于意义。“意义”无处不在,以至有人说,人就是“意义网上的动物”。思想和社会的互动正是人的价值实现领域。我们的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历史本体性的系统研究,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5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比如改朝换代思潮与社会运动,革命思潮与社会运动,改革思潮与变法,社会矛盾激化时期群体性的盲动、疯狂与观念,社会“解构”过程中的畸形、怪异、妖孽性的文化和运动等等。
6纲纽性(核心)概念与社会。小到个人,大到学派和社会性的思想,都有纲纽性概念来支撑。这种纲纽的概念,特别是普遍化了社会性的纲纽概念是文化精神的凝结,又是社会关系的坐标,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比如“道”这个概念就包含了数不清的思想与社会内容,我们不能只在思想层面上研究它,还要进行整体研究。
7形式主义与文化和社会。社会化的形式主义是社会的规范与定位的准则,又是人们生活的当然前提。形式主义的东西多多,有政治的、文化的、习俗性的、宗教性的等等。形式主义是历史的凝结,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存在物,我们应深入揭示形式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内容。比如渊源流长的颂扬文化(其中包含了假、大、空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一般不被人们注意,其实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内容,很值得研究。
8社会化的文化典型、文化偶像、文化符号、文化图腾等。比如“孔子偶像”、“清官现象”、“曹操现象”、“关公现象”、“诸葛亮现象”以及物化的标志,如旌表牌坊、神位祠堂、神物等等,这些是既虚又实的混合物,其中汇集了太多的历史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9观念的制度化与制度的观念化过程研究。这中的问题很多,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理论形态、制度规定与实际的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认真梳理。另外,现在研究制度本身的著作不少,但对制度观念研究则相对薄弱,比如关于宰相制度的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但关于宰相观念的研究则很少。不研究制度观念,也就难于准确揭示制度功能。
10区域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研究。
11思想社会化与社会思想化过程研究。如互化的渠道、中介、媒体、机制、组织及其资源的支配等等,问题多多。
12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问题从哲理上有许多研究,这里只说一下我们自己认定的思维方式———“阴阳组合结构”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思维方式的阴阳组合结构?我想用如下一些组合命题来说明,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尊君—罪君”的组合,“道高于君—臣谬论”的组合,“等级贱贱—人为贵”的组合,“王有天下—天下为公”的组合,“礼之分—乐之合”的组合,“顺从—自强”的组合等等。我所以说是组合命题,意思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君本”、“民本”等等命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理论逻辑上也不能自成系统,而是一种组合关系;所谓阴阳组合也就是主辅组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种组合命题也就是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至大。
以上的问题都是零零碎碎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对思想与社会进行整体研究。从学科上说是属思想史呢,还是社会史呢?我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化的过程”。进一步说,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有些先生为了发扬传统,常常爱作“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无疑有其功效,但忽视整体的而过分的抽象,在我看来似乎是自己在说什么,因此我多有疑问。比如,近年战国出土简帛的确有极大的价值,足可以引起程度不同地改写历史,还有众多的疑难问题也是向历史家智慧的挑战。许多学者为此作了艰苦的探索,令人敬仰。但是有的先生说,这些简帛的出土足以带来一场新的“自家的文艺复兴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我深表敬意,但也有诸多怀疑。试问,以出土简帛作为新的文艺复兴的起点有足够的历史的根据吗?或者说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之外提供了这样的新的历史依据吗?还有,简帛的历史内容与我们已知的历史有那么大的差距吗?另一方面,以此“取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这可能吗?又如何”取代”?恕我直言,这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精神未必有利于我们要走向世界!“文艺复兴”从那说起固然重要,但世界的历史注定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能“直线”地走,因此我们的“兴”恐怕也不能从“复”的形式来寻找源头或借题发挥。要承认在世界的进程中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也有便宜可用,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拿来主义”。有人提出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学习”史,分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应该想想我们认真学习了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这里附带说一句,我们民族文化自尊的依据主要不在祖宗那里,应在我们自己的新创造中来寻求。
最后,我还要扯到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思想与社会是有机的整体,并以历史的形态存在和延伸着。这里借机说一句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数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结构性的王权主义。这种结构性性王权主义也是传统的社会与思想纽结关系的主干。(在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2001年4月7日)(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责任编辑:倪金荣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该说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常青的课题。从历史本身看,两者一直处于互动之中,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样,轮番不已,引起了历史的跌宕起伏。有人说历史是思想史,有人说历史是社会史,无疑都各有道理。我们所要讨论的既不同于通常的思想史的研究,又与通常的社会史研究有别。这个命题强调两者的汇通。因此,在这里作为关键词的“思想”不宜视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领域,思想关联着特定的语境(社会)。思想也不限于精英,而应有意识地打破人为设定的精英与民间的鸿沟,要更多关注民间的思想与行为;同样,作为关键词的“社会”也不是与思想相分隔的,比如说到社会的分化、阶层、等级、社区、团体、法权关系等等,一定要把它们同时视为一种思想文化建构的结果。思想与社会无疑可以二分,尤其在研究时更可以作认识性的学科划分,但就历史本身而言,两者是结为一体的,以致可以说两者互为表现,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因此,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整体研究,对此不应有疑问。
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的特点之一是世俗化为主,也就是说“彼岸”问题不占主要地位。因此,思想与社会的整体性或者说一体化的特点更为明显。与此相应,终极关怀、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政治体系、社会体系之间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其间虽然不无矛盾和对立,但主流是合一和相通的。这在传统思想中有极其明确的表述。诸如,天人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百姓日用即为道,天理即伦理,知行合一等。这些观念所表达的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骨架,也是社会历史的灵魂。它向我们揭示,不能把思想与社会分割开来。
与上述情况相应,中国的社会关系与西方的森严的凝固化等级制度以及印度那样种姓制度也不大相同,但也不是像钱穆等先生说的那样是平等的社会。中国的特点是等级的森严性与成员的流动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革命论”,以及科举制等制度等相配合,于是就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几时到我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财东轮流坐”,“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等等豪言壮语和相应的社会观念。虽然事实上,皇帝与百姓,圣人与凡人,官宦与平民,财东与贫民之间的路途远不是那么通畅,也决不是举步可达,但确实又不是一条死路,还真的有那么一些人走通了。这种相对活化的社会关系为思想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自古以来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不是在世俗之外寻找理想和价值的寄托,而是在现实之中努力实现理想和价值。
因此,我这里所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不是一般的既研究思想又研究社会,也不是思想研究与社会研究的机械相加,而是说主要是两者的互动和混成现象。更具体地说,主要是研究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问题;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庞朴先生在论“一分为三”时,对“三”曾作了这样一句概括,即“超乎两端也容有两端的第三者”。我套用庞先生的这句话,就是要研究超乎思想与社会也容有思想与社会的那个“三”。换句话说我们的要研究的重点既不是“形而上”,也不是“形而下”,而是联结上下并包容上下的形而“中”。说起来多少有点“玄”。其实这种“玄”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存在和现象。
如何整体性研究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新课题,多年来人们都在思索和研究。许多学者做过十分有创造的实践。比如顾颉刚、侯外庐等先贤都有过筚路蓝缕之功。就这两位前辈而言,他们的研究路数显然不大相同,但各有里程碑性的著作遗给后世,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代学者和一些国外学者也有新的著作问世,同样值得学习。我们提出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过程研究,就是想在已有的基础上如何把研究再向前推进。如何推进?我个人还说不清楚。但有些设想和题目罗列在下边,以便作为切入点,并用以把握对象(同时也想作为稿约,因为我们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今后还要举办这样的讨论会)。以下这十几个问题,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是随笔性的。
1社会性的政治哲学范式与社会整体控制问题。所谓社会性的政治哲学范式不是一家一派的私论,而是全民性的共识和行为归宿,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总体规范和制约意义。这些看起来有点虚,但实际又非常实。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常常是极虚的却恰恰是最实的,以致可以这样说,它是看不见的控制社会的大手,支配着人们的灵魂和行为,不可不察。比如“大一统”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混为一体的历史现象,顾颉刚写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就是这方面的一篇范文。
2社会政治阶层、身份、角色及其观念、人格、生活、功能综合研究。学界在这方面已有一批成果出现。在这里我特别提出要大力开展官僚阶层、官僚集团的研究,因为他们对历史影响实在太大了。
3我们泛称为思想的可以分为精英思想(包括经典思想)、统治思想、普遍的社会思想与观念、大众心态等等不同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其间有互动、沟通,又有区别。对社会具有实际、直接规范和操作意义是统治思想和社会普遍思想,这些思想与观念与精英思想相比多半属于平庸,或了无新意,其实正是这些思想与观念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习俗与行为的研究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也有相应著作问世,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对大众习俗、行为中的蕴含的观念研究的还不够,比如普遍性的泛化的王权主义观念,亦即权威观念(诸如家庭、行会、结社、团体、秘密会道门、宗教、师生、朋党等等社会组织观念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大众心态属于日用性的,焦点是生存、利益问题,与精英思想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并有著作问世,但总的来说,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4价值取向、信仰(包括宗教信仰)与行为方式。学界对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累累,但对价值很少注意,甚至不把价值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似乎价值只是研究者主观因素,而不是客观历史和历史本体之一。就实而言,价值是人的本质问题之一,或者说人是一种价值存在,人的活动都包含了价值内容。价值的中心是“意义”。一谈到意义,总有一种“空”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实际的,比如礼的仪式的真谛就在于意义。“意义”无处不在,以至有人说,人就是“意义网上的动物”。思想和社会的互动正是人的价值实现领域。我们的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就事论事,而缺乏历史本体性的系统研究,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5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比如改朝换代思潮与社会运动,革命思潮与社会运动,改革思潮与变法,社会矛盾激化时期群体性的盲动、疯狂与观念,社会“解构”过程中的畸形、怪异、妖孽性的文化和运动等等。
6纲纽性(核心)概念与社会。小到个人,大到学派和社会性的思想,都有纲纽性概念来支撑。这种纲纽的概念,特别是普遍化了社会性的纲纽概念是文化精神的凝结,又是社会关系的坐标,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比如“道”这个概念就包含了数不清的思想与社会内容,我们不能只在思想层面上研究它,还要进行整体研究。
7形式主义与文化和社会。社会化的形式主义是社会的规范与定位的准则,又是人们生活的当然前提。形式主义的东西多多,有政治的、文化的、习俗性的、宗教性的等等。形式主义是历史的凝结,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存在物,我们应深入揭示形式主义的文化和社会内容。比如渊源流长的颂扬文化(其中包含了假、大、空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一般不被人们注意,其实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内容,很值得研究。
8社会化的文化典型、文化偶像、文化符号、文化图腾等。比如“孔子偶像”、“清官现象”、“曹操现象”、“关公现象”、“诸葛亮现象”以及物化的标志,如旌表牌坊、神位祠堂、神物等等,这些是既虚又实的混合物,其中汇集了太多的历史内容,有待深入研究。
9观念的制度化与制度的观念化过程研究。这中的问题很多,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理论形态、制度规定与实际的权力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认真梳理。另外,现在研究制度本身的著作不少,但对制度观念研究则相对薄弱,比如关于宰相制度的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但关于宰相观念的研究则很少。不研究制度观念,也就难于准确揭示制度功能。
10区域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研究。
11思想社会化与社会思想化过程研究。如互化的渠道、中介、媒体、机制、组织及其资源的支配等等,问题多多。
12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问题从哲理上有许多研究,这里只说一下我们自己认定的思维方式———“阴阳组合结构”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思维方式的阴阳组合结构?我想用如下一些组合命题来说明,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尊君—罪君”的组合,“道高于君—臣谬论”的组合,“等级贱贱—人为贵”的组合,“王有天下—天下为公”的组合,“礼之分—乐之合”的组合,“顺从—自强”的组合等等。我所以说是组合命题,意思是说,在传统思想中“君本”、“民本”等等命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在理论逻辑上也不能自成系统,而是一种组合关系;所谓阴阳组合也就是主辅组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这种组合命题也就是思维方式,它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至大。
以上的问题都是零零碎碎的,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对思想与社会进行整体研究。从学科上说是属思想史呢,还是社会史呢?我认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化的过程”。进一步说,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才能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定位,有了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我们才有较确定的历史“对话”对象。有些先生为了发扬传统,常常爱作“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无疑有其功效,但忽视整体的而过分的抽象,在我看来似乎是自己在说什么,因此我多有疑问。比如,近年战国出土简帛的确有极大的价值,足可以引起程度不同地改写历史,还有众多的疑难问题也是向历史家智慧的挑战。许多学者为此作了艰苦的探索,令人敬仰。但是有的先生说,这些简帛的出土足以带来一场新的“自家的文艺复兴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对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我深表敬意,但也有诸多怀疑。试问,以出土简帛作为新的文艺复兴的起点有足够的历史的根据吗?或者说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之外提供了这样的新的历史依据吗?还有,简帛的历史内容与我们已知的历史有那么大的差距吗?另一方面,以此“取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这可能吗?又如何”取代”?恕我直言,这种“狭隘”的民族文化精神未必有利于我们要走向世界!“文艺复兴”从那说起固然重要,但世界的历史注定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能“直线”地走,因此我们的“兴”恐怕也不能从“复”的形式来寻找源头或借题发挥。要承认在世界的进程中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也有便宜可用,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拿来主义”。有人提出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学习”史,分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应该想想我们认真学习了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这里附带说一句,我们民族文化自尊的依据主要不在祖宗那里,应在我们自己的新创造中来寻求。
最后,我还要扯到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思想与社会是有机的整体,并以历史的形态存在和延伸着。这里借机说一句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数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结构性的王权主义。这种结构性性王权主义也是传统的社会与思想纽结关系的主干。(在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2001年4月7日)(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