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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还记得，2016年奥地利“差点”迎来二战结束后欧洲首个极右翼总统，幸好在因计票争议而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非主流的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最终战胜了自由党的候选人霍费尔。
奥地利实行议会制，总统选举不如议会大选重要，而在2017年10月16日的奥地利大选后，31岁的候任总理、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宣布，将邀请在野十多年的自由党联合组阁。这意味着极右翼将再度回潮，而目前看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人民党虽然成为第一大党，却只获得三成多选票，需要联合第三大党自由党（得票率26%，仅比社民党少不到1%），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奥地利大选后，31岁的候任总理、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已宣布，将邀请在野十多年的自由党联合组阁。
人民党原本在社民党领导下参与执政，但在今年5月时任人民党主席退出联合政府后，新主席库尔茨带领人民党扮演反对党角色，尤其在难民和伊斯兰问题上大幅右转，某种程度上拷贝了自由党（党员包括前纳粹党成员）的政策。
在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民主政治中极右势力的生长，并非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的教唆；相反，一战前奥匈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党，堪称“德国纳粹党的导师”—谁叫阿道夫·希特勒原本是奥地利人，1910年代曾在维也纳流浪过呢？
德意志民族党的发端
奥地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1848年欧洲“民族之春”革命中，匈牙利人起来反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取自己的独立；维也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用武装起义来“响应”匈牙利国民军。
奥地利的革命者，视哈布斯堡君主国为统一德意志的绊脚石，其口号“自由和统一”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允许帝国的各民族独立，而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加入德意志国家。
这种民族主义运动，随着1867年奥匈帝国、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发生了分流。
在德意志帝国内，自由主义者需要对现实作出抉择：是否承认这个“既不统一也不自由”的德意志国家？其中极少数左派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继续反对德意志帝国，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承认了德意志帝国，试图在帝国的框架内，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和民主化。
在德意志帝国外，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样面临一个抉择：承认奥匈帝国意味着完全抛弃1848年的理想，但不承认这个帝国则意味着他们要追求一个异常艰巨的目标，那就是独自去摧毁奥匈帝国，而这一点甚至还遭到德意志帝国的反对。自德奥同盟缔结以来，俾斯麦就视奥匈帝国为维持中欧甚至欧洲局势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对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态度冷淡。
而随着奥匈帝国民主化的推进，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群众政治家，就是这样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乔治·舍内雷尔。作为1870年代最叱咤风云的民粹政治家，舍内雷尔在历史上基本上被看作希特勒的预演。希特勒在很多地方模仿舍内雷尔，比如他精致的打扮、贵族化的举止和风度，对街头斗殴和群众暴力的推崇，最臭名昭著的排犹，乃至追随者送给他的尊号“元首”！
舍内雷尔喜欢把自己的大学生追随者组织得像军队，给他们配发棍棒、制服还有玩具喇叭。当他在追随者的欢呼声和玩具喇叭的轰鸣声中走上讲台时，除了宣扬帝国的匈牙利和斯拉夫部分应该独立之外，他还主张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并入德意志国家，并且疯狂地反对因俄国的排犹蜂拥而至的犹太人—是不是很有纳粹德国的既视感？
在舍内雷尔眼中，传统的奥地利保守主义者是一群地主，而自由主义者们是一群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帮凶和掮客。为了替“德意志人民”发声，1882年他与一大批青年政治家联合发布了《林茨纲领》。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却也是转折点—因为就在当年，奥地利把选举人的纳税要求从10克朗下调到5克朗。此后，“五盾族”（纳税5～10克朗的人，即城市中下层）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新选民已经不在乎1848年的理想，对加入德意志大家庭也没有兴趣，他们更关心社会本身的公平，或者说他们自身处境的改善。
舍内雷尔自己也犯了一个大错。1888年他率领他的玩具军队，捣毁了《新維也纳日报》的编辑部。而这家报纸的后台之一是皇储鲁道夫大公。舍内雷尔马上被判入狱，被禁止从政5年，他的贵族头衔和议会议席也被剥夺。德意志民族党人失去了领袖。于是大部分乐于同帝国和解的人，都加入了卡尔·鲁格的基督教社会党。
基督教社会党后来居上
卡尔·鲁格—一个贫苦出身的学霸，比舍内雷尔小两岁，因为长得帅被维也纳人叫做“英俊卡尔”。他和舍内雷尔最初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有排犹倾向，但除了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经营北方铁路的问题外，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与“贵二代”舍内雷尔保持着距离。
依靠奖学金读书提升社会地位的卡尔·鲁格，感受到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温暖，而不是抽象的德意志大家庭。所以，他对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即茜茜公主的丈夫），怀有一种舍内雷尔所没有的敬意和爱戴。他常说：“如果你们把我的脑袋切开，看到的只能是帝国的金黑两色。”这种对君主国的认同感，令他走上了把面对现实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的保守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奥地利保守派的社会改革主张，在最初承认选举权和召开帝国会议的时期已经出现。霍亨瓦尔特男爵的内阁里，已经有人鼓吹社会改革，但这种社会改革还没能引起群众的兴趣。随着1869年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遍及欧洲的文化斗争开始加剧。在整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天主教会，而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衰退，让这种反对主要起了“唤醒”沉睡的天主教会的作用。1875年，改宗天主教的贵族福格尔桑开始以《祖国日报》为基地，鼓吹建立在天主教精神上的社会改革。 这一运动在保守的天主教会内部遭到压制，但随着驻维也纳教皇使节和列支敦士登王子的加入，开始蓬勃发展。1887年在列支敦士登王子的推动下，卡尔·鲁格在梅特涅公主的别墅里，与神学家申德勒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举行了长时间会谈，最终结果就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前身“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诞生。
卡尔·鲁格的舞台在维也纳，他鼓吹城市改造，尤其是改善公共交通、供水和照明。1897年，卡尔·鲁格终于被皇帝任命为维也纳的市长。他积极地参加维也纳市民的婚礼、孩子的洗礼和逝者的葬礼。他嘴里的下层“维也纳腔”和维也纳引入的洁净水源、修建的公园带来的新鲜空气，一起让他深受维也纳人的爱戴。
卡尔·鲁格在排犹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和法国的排犹分子巴雷斯说的“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相对照，卡尔·鲁格每次发表排犹言论，都喜欢补充一句“维也纳没有犹太人！”
在帝国各党派里唯一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督教社会党，代表着奥地利国家认同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妥协，以及天主教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妥协，故而很快成为奥地利保守派和群众运动结合的典范。而这个中右派政党，在2017年大选后重新跃居第一大党，尽管名字早已改成了人民党。
“赤色维也纳”的形成
相比传统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维也纳中下层市民，最晚登上选举舞台的是奥地利的工人阶级。1882年选举赋予“五盾族”以投票权，但此时的工人阶级连“五盾族”都够不上。1882年的劳动法终于把奥地利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为每周7天、每天10小时。这样的限制日后并没有公开放宽，但是每周工人都会以集体旷工一天的方式来加以修正，而雇主也不加处罚。
基督教社会党虽然追求社会公平，但它不愿意去冒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維也纳小店主和小房产主，所以市政改造没有缓解维也纳的住房紧张局面，相反改善公共照明、改善供水、改善公共交通等，导致了房价上涨、房租高昂。维也纳的工人开始露宿街头：铁路涵洞、路基下、桥下、多瑙河运河的船上，到处都有人居住。
此时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而且因为组织涣散和分裂显得无足轻重。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积聚，一个天才的工人鼓动家登上了舞台。
维克托·阿德勒生于1852年，比舍内雷尔小10岁，比卡尔·鲁格小8岁。1882年制定《林茨纲领》时，他和另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弗雷德荣都是当事人。但很快他和舍内雷尔分道扬镳了，舍内雷尔更在乎反犹，而维克托·阿德勒敏锐地意识到，站在台下的大众并不在乎排犹问题，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更实际的遏制资本和社会公平。1885年阿德勒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然后发挥了他奇迹般的组织能力。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1873年以前，没有哪个维也纳人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到了19世纪末，阿德勒这个神经科大夫成功地把多数信奉拉萨尔主义、内部纷争不断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改造成了一个强大、统一、充满战斗力，尤其在维也纳的群众中间广受爱戴的中欧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4年基督教社会党决定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上游行，庆祝“英俊卡尔”的60岁生日。对此，奥地利社民党号召维也纳的左翼工人上街抗议。皇帝担心局势失控，严令卡尔·鲁格取消他的生日游行，但警察机构却批准了社民党的游行。于是在1904年卡尔·鲁格生日当天，维也纳的工人走上环城大道，高喊“打倒卡尔·鲁格”，赤色维也纳的基调形成了！
“三头政治”的延续
20世纪初，随着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走向衰退，奥地利议会中逐渐形成了民族政党（德意志民族党等）、宗教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三头政治”的格局。
1911年，奥地利举行了君主国历史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年男性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基督教社会党因为卡尔·鲁格死后的内部分裂，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只获得74个议席；德意志民族联盟则增长到90席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维持在第三位。
随着1918年11月一战结束，5000万人口的奥匈帝国解体，几百万被其他各民族抛弃的人组成了奥地利国家，其中近半数都聚集在还能找到食物的维也纳。1920年奥地利共和国颁布了宪法，让维也纳脱离“下奥地利”，成为一个联邦州。赤色维也纳从此成为奥地利社民党的大本营。
在1920年的选举中，“三头政治”里的民族政党陷于分裂和衰退，总共只得到18席；基督教社会党再次成为第一大党，取得议会中的79席；社民党紧随其后，获得62席。
相隔近一个世纪，2017年奥地利大选的结果仍维持了“三头政治”：失利的社民党依然固守着“红色维也纳”，继承基督教社会党衣钵的“人民党”覆盖了全国多数选区，而取代“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是秉承民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1955年成立的该党，曾于1983-1986年和社民党联合组阁，在1999-2002年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当时自由党是第二大党），如今又在与人民党谈判联合组阁。
如果旧帝国普选的亲历者置身今天的维也纳，他感受到的更多将是历史的无奈，而不是沧海桑田。
奥地利实行议会制，总统选举不如议会大选重要，而在2017年10月16日的奥地利大选后，31岁的候任总理、人民党主席库尔茨宣布，将邀请在野十多年的自由党联合组阁。这意味着极右翼将再度回潮，而目前看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人民党虽然成为第一大党，却只获得三成多选票，需要联合第三大党自由党（得票率26%，仅比社民党少不到1%），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人民党原本在社民党领导下参与执政，但在今年5月时任人民党主席退出联合政府后，新主席库尔茨带领人民党扮演反对党角色，尤其在难民和伊斯兰问题上大幅右转，某种程度上拷贝了自由党（党员包括前纳粹党成员）的政策。
在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民主政治中极右势力的生长，并非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的教唆；相反，一战前奥匈帝国时期的德意志民族党，堪称“德国纳粹党的导师”—谁叫阿道夫·希特勒原本是奥地利人，1910年代曾在维也纳流浪过呢？
德意志民族党的发端
奥地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1848年欧洲“民族之春”革命中，匈牙利人起来反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取自己的独立；维也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用武装起义来“响应”匈牙利国民军。
奥地利的革命者，视哈布斯堡君主国为统一德意志的绊脚石，其口号“自由和统一”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允许帝国的各民族独立，而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加入德意志国家。
这种民族主义运动，随着1867年奥匈帝国、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发生了分流。
在德意志帝国内，自由主义者需要对现实作出抉择：是否承认这个“既不统一也不自由”的德意志国家？其中极少数左派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继续反对德意志帝国，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承认了德意志帝国，试图在帝国的框架内，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和民主化。
在德意志帝国外，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样面临一个抉择：承认奥匈帝国意味着完全抛弃1848年的理想，但不承认这个帝国则意味着他们要追求一个异常艰巨的目标，那就是独自去摧毁奥匈帝国，而这一点甚至还遭到德意志帝国的反对。自德奥同盟缔结以来，俾斯麦就视奥匈帝国为维持中欧甚至欧洲局势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对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态度冷淡。
而随着奥匈帝国民主化的推进，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群众政治家，就是这样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乔治·舍内雷尔。作为1870年代最叱咤风云的民粹政治家，舍内雷尔在历史上基本上被看作希特勒的预演。希特勒在很多地方模仿舍内雷尔，比如他精致的打扮、贵族化的举止和风度，对街头斗殴和群众暴力的推崇，最臭名昭著的排犹，乃至追随者送给他的尊号“元首”！
舍内雷尔喜欢把自己的大学生追随者组织得像军队，给他们配发棍棒、制服还有玩具喇叭。当他在追随者的欢呼声和玩具喇叭的轰鸣声中走上讲台时，除了宣扬帝国的匈牙利和斯拉夫部分应该独立之外，他还主张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并入德意志国家，并且疯狂地反对因俄国的排犹蜂拥而至的犹太人—是不是很有纳粹德国的既视感？
在舍内雷尔眼中，传统的奥地利保守主义者是一群地主，而自由主义者们是一群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帮凶和掮客。为了替“德意志人民”发声，1882年他与一大批青年政治家联合发布了《林茨纲领》。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却也是转折点—因为就在当年，奥地利把选举人的纳税要求从10克朗下调到5克朗。此后，“五盾族”（纳税5～10克朗的人，即城市中下层）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新选民已经不在乎1848年的理想，对加入德意志大家庭也没有兴趣，他们更关心社会本身的公平，或者说他们自身处境的改善。
舍内雷尔自己也犯了一个大错。1888年他率领他的玩具军队，捣毁了《新維也纳日报》的编辑部。而这家报纸的后台之一是皇储鲁道夫大公。舍内雷尔马上被判入狱，被禁止从政5年，他的贵族头衔和议会议席也被剥夺。德意志民族党人失去了领袖。于是大部分乐于同帝国和解的人，都加入了卡尔·鲁格的基督教社会党。
基督教社会党后来居上
卡尔·鲁格—一个贫苦出身的学霸，比舍内雷尔小两岁，因为长得帅被维也纳人叫做“英俊卡尔”。他和舍内雷尔最初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有排犹倾向，但除了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经营北方铁路的问题外，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与“贵二代”舍内雷尔保持着距离。
依靠奖学金读书提升社会地位的卡尔·鲁格，感受到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温暖，而不是抽象的德意志大家庭。所以，他对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即茜茜公主的丈夫），怀有一种舍内雷尔所没有的敬意和爱戴。他常说：“如果你们把我的脑袋切开，看到的只能是帝国的金黑两色。”这种对君主国的认同感，令他走上了把面对现实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的保守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奥地利保守派的社会改革主张，在最初承认选举权和召开帝国会议的时期已经出现。霍亨瓦尔特男爵的内阁里，已经有人鼓吹社会改革，但这种社会改革还没能引起群众的兴趣。随着1869年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遍及欧洲的文化斗争开始加剧。在整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天主教会，而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衰退，让这种反对主要起了“唤醒”沉睡的天主教会的作用。1875年，改宗天主教的贵族福格尔桑开始以《祖国日报》为基地，鼓吹建立在天主教精神上的社会改革。 这一运动在保守的天主教会内部遭到压制，但随着驻维也纳教皇使节和列支敦士登王子的加入，开始蓬勃发展。1887年在列支敦士登王子的推动下，卡尔·鲁格在梅特涅公主的别墅里，与神学家申德勒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举行了长时间会谈，最终结果就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前身“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诞生。
卡尔·鲁格的舞台在维也纳，他鼓吹城市改造，尤其是改善公共交通、供水和照明。1897年，卡尔·鲁格终于被皇帝任命为维也纳的市长。他积极地参加维也纳市民的婚礼、孩子的洗礼和逝者的葬礼。他嘴里的下层“维也纳腔”和维也纳引入的洁净水源、修建的公园带来的新鲜空气，一起让他深受维也纳人的爱戴。
卡尔·鲁格在排犹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和法国的排犹分子巴雷斯说的“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相对照，卡尔·鲁格每次发表排犹言论，都喜欢补充一句“维也纳没有犹太人！”
在帝国各党派里唯一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督教社会党，代表着奥地利国家认同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妥协，以及天主教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妥协，故而很快成为奥地利保守派和群众运动结合的典范。而这个中右派政党，在2017年大选后重新跃居第一大党，尽管名字早已改成了人民党。
“赤色维也纳”的形成
相比传统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维也纳中下层市民，最晚登上选举舞台的是奥地利的工人阶级。1882年选举赋予“五盾族”以投票权，但此时的工人阶级连“五盾族”都够不上。1882年的劳动法终于把奥地利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为每周7天、每天10小时。这样的限制日后并没有公开放宽，但是每周工人都会以集体旷工一天的方式来加以修正，而雇主也不加处罚。
基督教社会党虽然追求社会公平，但它不愿意去冒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維也纳小店主和小房产主，所以市政改造没有缓解维也纳的住房紧张局面，相反改善公共照明、改善供水、改善公共交通等，导致了房价上涨、房租高昂。维也纳的工人开始露宿街头：铁路涵洞、路基下、桥下、多瑙河运河的船上，到处都有人居住。
此时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拉萨尔主义的，而且因为组织涣散和分裂显得无足轻重。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积聚，一个天才的工人鼓动家登上了舞台。
维克托·阿德勒生于1852年，比舍内雷尔小10岁，比卡尔·鲁格小8岁。1882年制定《林茨纲领》时，他和另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弗雷德荣都是当事人。但很快他和舍内雷尔分道扬镳了，舍内雷尔更在乎反犹，而维克托·阿德勒敏锐地意识到，站在台下的大众并不在乎排犹问题，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更实际的遏制资本和社会公平。1885年阿德勒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然后发挥了他奇迹般的组织能力。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1873年以前，没有哪个维也纳人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到了19世纪末，阿德勒这个神经科大夫成功地把多数信奉拉萨尔主义、内部纷争不断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改造成了一个强大、统一、充满战斗力，尤其在维也纳的群众中间广受爱戴的中欧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4年基督教社会党决定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上游行，庆祝“英俊卡尔”的60岁生日。对此，奥地利社民党号召维也纳的左翼工人上街抗议。皇帝担心局势失控，严令卡尔·鲁格取消他的生日游行，但警察机构却批准了社民党的游行。于是在1904年卡尔·鲁格生日当天，维也纳的工人走上环城大道，高喊“打倒卡尔·鲁格”，赤色维也纳的基调形成了！
“三头政治”的延续
20世纪初，随着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走向衰退，奥地利议会中逐渐形成了民族政党（德意志民族党等）、宗教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三头政治”的格局。
1911年，奥地利举行了君主国历史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年男性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基督教社会党因为卡尔·鲁格死后的内部分裂，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只获得74个议席；德意志民族联盟则增长到90席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维持在第三位。
随着1918年11月一战结束，5000万人口的奥匈帝国解体，几百万被其他各民族抛弃的人组成了奥地利国家，其中近半数都聚集在还能找到食物的维也纳。1920年奥地利共和国颁布了宪法，让维也纳脱离“下奥地利”，成为一个联邦州。赤色维也纳从此成为奥地利社民党的大本营。
在1920年的选举中，“三头政治”里的民族政党陷于分裂和衰退，总共只得到18席；基督教社会党再次成为第一大党，取得议会中的79席；社民党紧随其后，获得62席。
相隔近一个世纪，2017年奥地利大选的结果仍维持了“三头政治”：失利的社民党依然固守着“红色维也纳”，继承基督教社会党衣钵的“人民党”覆盖了全国多数选区，而取代“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是秉承民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1955年成立的该党，曾于1983-1986年和社民党联合组阁，在1999-2002年和人民党联合组阁（当时自由党是第二大党），如今又在与人民党谈判联合组阁。
如果旧帝国普选的亲历者置身今天的维也纳，他感受到的更多将是历史的无奈，而不是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