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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古诺特博士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教师工作之后，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惶恐的结论：教育的成功和失败，‘我’是决定性因素，‘我’个人采用的方法和每天的情绪是造成学习气氛和情境的主因。身为老师，‘我’具有极大的力量，能够让孩子们活得愉快或悲惨，‘我’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以是启发灵感的媒介，‘我’能让人丢脸也能让人开心，能伤人也可以救人。”联系我们平时的教育工作，这段话是多么的生动形象而又切合实际——我们面露笑容，学生在课堂上往往思维敏捷；我们板着面孔，学生则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我们给予鼓励，学生会信心倍增；我们讽刺挖苦，学生则悲观沮丧，甚至丧失信心……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都具备了一种“魔力”，可以靠一双“看不见的手”不断拨弄着学生的心弦，影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让我想到了同样是美国人的心理学家哈利·苏利文在1953年提出的“重要他人”一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重要他人”指的是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它并不特指某一个或者某一类人，可能是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老师、同学，亦或是萍水相逢的路人。从人的发展轨迹来看，“重要他人”对于个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既能影响一个人的心理人格，又会影响其现在和未来。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重要他人”，尤其在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形成的学生时代，“重要他人”的影响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教师的我们，在学生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就担当了这个角色。
做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这是教师角色的必然要求。无论是韩愈眼里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我们常说的“教书育人”，其根本指向都在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纵观很多名家大师的成长历程，我们都能看到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莎莉老师之于海伦·凯勒、藤野先生之于鲁迅、李叔同之于丰子恺等等；还有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四颗糖果》故事中的陶行知之于学生王友，以及那个让麦克劳德画出狗的骨骼图和血液循环图的校长……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陶行知先生看到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的同学时没有通过四块糖果去循循善诱，而是粗暴的批评，换来的肯定不是王友发自内心的承认错误，甚至可能会激发这个孩子的叛逆情绪；面对麦克劳德杀死自己心爱宠物的现实，如果那位校长只是单纯的惩罚，而不是巧妙地引导他去研究，肯定会严重打击麦克劳德探索的积极性，恐怕世上就少了一个出色的科学家而多了一个残酷的暴徒。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撰文回忆作为他“重要他人”的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帮助：“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由于陈寅恪的声望，加上北大本身的兼容并蓄，三十多岁的季羡林成为北大的正教授，还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至此开启了他进一步从事研究的大门。若是没有陈寅恪的鼎力推荐，也许季羡林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也能够跻身北大，但肯定不会这么容易，也不会这么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毕竟他只是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
名人的故事虽然给人启迪，但总是少了那么些“生活的味道”。毕竟，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很大一段距离。但是，放眼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重要他人”在悄悄起着作用，包括我们自己。
不久之前，一位家长给我发来信息，大意是感谢我改变了孩子挑食的坏习惯。可是看到信息的我很是纳闷，因为印象中我没有对他的孩子做这项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其他学生那里了解到了实际情况：这个学生很是挑食，在家从来不吃蔬菜，父母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在食堂值班，看到这个孩子准备把碗里的蔬菜倒在桌上，我略带玩笑地对他说：“吃饭不能浪费是我们的传统，而且只有多吃蔬菜才能长个子！（该生个子很小）”不曾想这简单的一句话竟然对一个孩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比起很多老师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这次“改变”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间充当了学生的“重要他人”，却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有意而为之，那教育的力量将会有多大。这也印证了那句话：教育，如果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一种正确的形式出现，那它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每个学生都渴望被肯定、被关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悲观失望时给予他们鼓励与支持；在批评他们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保护好他们的自尊；还要做到严厉而不失温和，严厉且兼顾爱心；要把握最佳的教育时机，要善于发掘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闪光点；要眼中有他们，心中有他们……
就像《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马修、《地球上的星星》中的尼康，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成功地做了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改变了学生，成就了学生。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成为学生们成长中的“重要他人”，那个时候，学生是幸福的，老师也是幸福的。
这让我想到了同样是美国人的心理学家哈利·苏利文在1953年提出的“重要他人”一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重要他人”指的是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它并不特指某一个或者某一类人，可能是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老师、同学，亦或是萍水相逢的路人。从人的发展轨迹来看，“重要他人”对于个体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既能影响一个人的心理人格，又会影响其现在和未来。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重要他人”，尤其在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形成的学生时代，“重要他人”的影响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教师的我们，在学生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就担当了这个角色。
做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这是教师角色的必然要求。无论是韩愈眼里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我们常说的“教书育人”，其根本指向都在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纵观很多名家大师的成长历程，我们都能看到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莎莉老师之于海伦·凯勒、藤野先生之于鲁迅、李叔同之于丰子恺等等；还有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四颗糖果》故事中的陶行知之于学生王友，以及那个让麦克劳德画出狗的骨骼图和血液循环图的校长……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陶行知先生看到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的同学时没有通过四块糖果去循循善诱，而是粗暴的批评，换来的肯定不是王友发自内心的承认错误，甚至可能会激发这个孩子的叛逆情绪；面对麦克劳德杀死自己心爱宠物的现实，如果那位校长只是单纯的惩罚，而不是巧妙地引导他去研究，肯定会严重打击麦克劳德探索的积极性，恐怕世上就少了一个出色的科学家而多了一个残酷的暴徒。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撰文回忆作为他“重要他人”的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帮助：“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由于陈寅恪的声望，加上北大本身的兼容并蓄，三十多岁的季羡林成为北大的正教授，还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至此开启了他进一步从事研究的大门。若是没有陈寅恪的鼎力推荐，也许季羡林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也能够跻身北大，但肯定不会这么容易，也不会这么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毕竟他只是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
名人的故事虽然给人启迪，但总是少了那么些“生活的味道”。毕竟，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很大一段距离。但是，放眼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重要他人”在悄悄起着作用，包括我们自己。
不久之前，一位家长给我发来信息，大意是感谢我改变了孩子挑食的坏习惯。可是看到信息的我很是纳闷，因为印象中我没有对他的孩子做这项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其他学生那里了解到了实际情况：这个学生很是挑食，在家从来不吃蔬菜，父母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在食堂值班，看到这个孩子准备把碗里的蔬菜倒在桌上，我略带玩笑地对他说：“吃饭不能浪费是我们的传统，而且只有多吃蔬菜才能长个子！（该生个子很小）”不曾想这简单的一句话竟然对一个孩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比起很多老师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这次“改变”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间充当了学生的“重要他人”，却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有意而为之，那教育的力量将会有多大。这也印证了那句话：教育，如果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一种正确的形式出现，那它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每个学生都渴望被肯定、被关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悲观失望时给予他们鼓励与支持；在批评他们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保护好他们的自尊；还要做到严厉而不失温和，严厉且兼顾爱心；要把握最佳的教育时机，要善于发掘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闪光点；要眼中有他们，心中有他们……
就像《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马修、《地球上的星星》中的尼康，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成功地做了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改变了学生，成就了学生。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成为学生们成长中的“重要他人”，那个时候，学生是幸福的，老师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