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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秋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召开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潮学术研讨会。会议题目很大，实际大家注重的，仍是知识分子问题。有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只有激烈的思潮斗争，却没有留下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各种思潮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匮乏市民社会的深刻背景，这种“思潮游戏”多少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过于面向政治、背对社会引起的。(何平)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是“天平效应”，社会与国家总是相互制衡：但中国却是“秤式效应”，国家这头特别强大，社会显得相当软弱。为了平衡这两端，中国知识分子就扮演了一个大秤砣的角色，难怪活得格外的沉重。(王毅)具体来说，比如，以梁漱溟为个案，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实践中的圣王情结，可以认为梁氏的悲剧性在于不仅想以圣控王，更想以圣为王，跨越文化批判的边界，走向大规模、全能主义、“根本解决”式的社会实验，企图以社会替代国家、伦理替代政治、德治替代法治、价值理性替代工具理性，于是所有的合理性就走向其反面。(许纪霖)再进一步说，超验的乌托邦精神与经验的行为主义都有其各自的合理价值，我们应该将超验论留给政治批判、将经验论留给政治操作，互不越界，保持平衡。(朱学勤)中国知识分子要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解构圣王情结，实现功能分化，将政治批判、政治设计与政治操作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工作严格分开，通过重建民间社会，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实现“天平效应”，最终摆脱大秤砣的宿命。(严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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