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谈话20周年。
邓小平1984年和1992年的两次南巡谈话奠定了中国坚定不移搞改革开放的决心。
同样，开国伟人毛泽东被称为“南巡谈话”的也是两次，且也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美国汉学家、《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作者傅高义说，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人得多的权力，但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时，会设法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南巡谈话即是获得这种支持的传统方式之一。
解密中共南巡谈话——吹风、警告、变革
邓小平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
201 2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谈话20周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这次谈话，中国不会如此成功。然而，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今天，重温邓小平此次谈话，仍具有极重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未来，都可以看成是此次南巡谈话的逻辑延伸。
当然，提到南巡讲话，人们还会记起邓小平1984年的南方行，这次南行谈话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
另外，开国伟人毛泽东也多次巡视中国的南方地区，其中被称为“南巡谈话”的也是两次，前者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后者则是要打倒号称“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
美国汉学家、《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作者傅高义说，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巡谈话，和毛泽东在1965年南巡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时，会设法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南巡谈话即是获得这种支持的传统方式之一。
纵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四次重要的南巡谈话，可以发现，位处中国南方和北方重要交合部的湖北武汉，以及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的广东和上海，是每次南巡谈话的重要地点。而这几个地方，在中国革命史及中国共产党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南方行
邓小平的两次南巡谈话奠定了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初露端倪。1月24日，过9天就到春节，谁都没有想到，邓小平选择了时光交错的新年间隙，悄然来到了南方。人们揣摩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此次南行的目的，期待而又不安。
此刻，刚刚3岁的深圳特区正饱受非议，一个《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广为散发，影射特区是新的“租界”；谷牧回忆，当时中央有个老同志，去了一次深圳回来就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而中央迟迟没有明确的走向指示。据悉，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多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临的困难。胡耀邦圈阅了信，并于1983年2月7日至9日，来到初创中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
邓小平则更重视，不仅圈阅来信，而且作了批示，提出意见，表明态度：“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然而，在党内高层，对特区发展的快慢、急缓却有不同考虑。有些老同志态度要谨慎一些，更多强调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步子稳一点，把事情办好。
中央高层的优柔寡断，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不能再这样一直拖下去了。于是，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最后以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
他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央即做出重大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邓小平再一次坐不住了。据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记载：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段话，他多次对外国人说。可在中国人听来，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其他中共领导人听的。邓小平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他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退休，身后就响起了一片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看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他已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后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当邓小平1984年到广东之后，此后几乎每一年省委都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再去，但他觉得如果很好的话，他就没必要去，他更喜欢关注问题。到了1992年时，他心里有了想法，他不希望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下来，要继续快，所以他去了。
第二次南巡前奏
1991这一年，民间先后出现了“红太阳歌曲热”、“红像章热”、“红宝书热”。1990年代初，主席语录歌曲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录音带发行了一千万盒，在广播里、电视里人们又听到了当年熟悉的歌声。是怀旧吗?
政治是个奇怪的东西。神经，顽皮，多动。像淘气的坏孩子。它是最难驾驭和最难控制又最难传授的一个东西。“左”、“右”、“资”、“社”之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羊年四论，表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周瑞金，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他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
然而，上海却因此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
1992年，邓小平决定到南方“休息”。
邓小平的神态很和蔼，但话语却显得咄咄逼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非常清楚：老人根本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近年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他从来没有一次说过这么多的话，而且谈话聊天一点都不像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他说话不罗嗦，没有废话，逻辑严密，有轻有重，语言准确，精辟。尺度的掌握十分恰切。
曾参与全程接待邓小平的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说，老人家当时谈得好激动的，手都颤抖：“深圳的建设成 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那些人真是放屁!”“你们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别管他那一套。”最后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谁反对改革开放谁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得把他打倒!”
邓小平的谈话总会在第一时间被传到北京。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5年后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
一次南巡，“退休老人”的主张，成为党的指导性纲领。
毛泽东第一次南巡谈话打倒刘少奇
当然，有的时候，南巡也会成为扳倒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
大跃进之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他很明显感到刘少奇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这让他越来越不满意。
按照毛泽东日后对胡志明和斯诺的透露，毛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想法出现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首先是两人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另一方面是刘的权威在“四清”过程中越发显赫，毛感到了一种迫切的危机。
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再次与刘少奇产生激烈矛盾。当时，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则在毛讲话时几次插话打断。毛泽东后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余怒未消的毛在一个月后对到毛住处拜访的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但在之后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19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确实，刘少奇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扳倒的，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要靠正常的党内程序扳倒他难度太大。毛泽东需要奇招。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开始了他为期9个多月的南方巡视，并连连发表讲话，为其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
几天后的10月10日，毛就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接下来，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指向吴晗，实际指向刘少奇。
1966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强调政治要统帅经济，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4月5日为止，该报又发表了6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
从1966年6月20日后，7月13日、1 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
而在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突然作出惊世之举，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水乳交融。
在游完长江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了武汉，乘专列返回北京。这个时候，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之后不久，刘少奇就被隔离和批斗。
林彪倒台与毛泽东第二次南巡谈话
在整顿林彪方面，毛泽东依然采取了倒刘时的办法，即不循正常途径的南巡模式，以地方包围中央。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批判，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之后，毛泽东又觉察到林彪一伙人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开始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要学他的办法，打草惊蛇，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打打“预防针”。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又一次至关重要的南巡谈话——倒林。整个南巡，毛泽东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频繁且密集地召见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从1970年8月14日开始南巡到9月12日返回北京，前后不过28天，毛总共召见地方党政军大员13次。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直接明了：“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的此次南巡谈话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有分析指出，直接掌握军权的林彪发动政变，而毛泽东、周恩来发布几道命令，指挥军队，几乎未放一枪、未流一滴血就平息了这场特大的叛乱，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直接因素方面说，和毛泽东这次南巡所做的工作分不开。
当然，也有评论说，毛泽东并不想置林彪于死地，在南巡谈话中反复讲：对林彪还是要保，还是教育的方针，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人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九·一三事件”后他也说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的头。但是，有刘少奇前车之鉴，林彪的恐慌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邓小平1984年和1992年的两次南巡谈话奠定了中国坚定不移搞改革开放的决心。
同样，开国伟人毛泽东被称为“南巡谈话”的也是两次，且也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美国汉学家、《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作者傅高义说，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人得多的权力，但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时，会设法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南巡谈话即是获得这种支持的传统方式之一。
解密中共南巡谈话——吹风、警告、变革
邓小平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
201 2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谈话20周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这次谈话，中国不会如此成功。然而，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今天，重温邓小平此次谈话，仍具有极重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未来，都可以看成是此次南巡谈话的逻辑延伸。
当然，提到南巡讲话，人们还会记起邓小平1984年的南方行，这次南行谈话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
另外，开国伟人毛泽东也多次巡视中国的南方地区，其中被称为“南巡谈话”的也是两次，前者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后者则是要打倒号称“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
美国汉学家、《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作者傅高义说，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巡谈话，和毛泽东在1965年南巡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时，会设法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南巡谈话即是获得这种支持的传统方式之一。
纵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四次重要的南巡谈话，可以发现，位处中国南方和北方重要交合部的湖北武汉，以及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的广东和上海，是每次南巡谈话的重要地点。而这几个地方，在中国革命史及中国共产党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南方行
邓小平的两次南巡谈话奠定了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初露端倪。1月24日，过9天就到春节，谁都没有想到，邓小平选择了时光交错的新年间隙，悄然来到了南方。人们揣摩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此次南行的目的，期待而又不安。
此刻，刚刚3岁的深圳特区正饱受非议，一个《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广为散发，影射特区是新的“租界”；谷牧回忆，当时中央有个老同志，去了一次深圳回来就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而中央迟迟没有明确的走向指示。据悉，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多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临的困难。胡耀邦圈阅了信，并于1983年2月7日至9日，来到初创中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
邓小平则更重视，不仅圈阅来信，而且作了批示，提出意见，表明态度：“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然而，在党内高层，对特区发展的快慢、急缓却有不同考虑。有些老同志态度要谨慎一些，更多强调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步子稳一点，把事情办好。
中央高层的优柔寡断，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不能再这样一直拖下去了。于是，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最后以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
他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央即做出重大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邓小平再一次坐不住了。据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记载：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段话，他多次对外国人说。可在中国人听来，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其他中共领导人听的。邓小平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他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退休，身后就响起了一片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看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他已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后来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当邓小平1984年到广东之后，此后几乎每一年省委都通过各种渠道动员他再去，但他觉得如果很好的话，他就没必要去，他更喜欢关注问题。到了1992年时，他心里有了想法，他不希望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下来，要继续快，所以他去了。
第二次南巡前奏
1991这一年，民间先后出现了“红太阳歌曲热”、“红像章热”、“红宝书热”。1990年代初，主席语录歌曲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录音带发行了一千万盒，在广播里、电视里人们又听到了当年熟悉的歌声。是怀旧吗?
政治是个奇怪的东西。神经，顽皮，多动。像淘气的坏孩子。它是最难驾驭和最难控制又最难传授的一个东西。“左”、“右”、“资”、“社”之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前进的脚步。
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羊年四论，表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周瑞金，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他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
然而，上海却因此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
1992年，邓小平决定到南方“休息”。
邓小平的神态很和蔼，但话语却显得咄咄逼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非常清楚：老人根本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近年来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他从来没有一次说过这么多的话，而且谈话聊天一点都不像个望九之年的老人。他说话不罗嗦，没有废话，逻辑严密，有轻有重，语言准确，精辟。尺度的掌握十分恰切。
曾参与全程接待邓小平的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说，老人家当时谈得好激动的，手都颤抖：“深圳的建设成 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那些人真是放屁!”“你们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别管他那一套。”最后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谁反对改革开放谁都没有好下场，你们得把他打倒!”
邓小平的谈话总会在第一时间被传到北京。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5年后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
一次南巡，“退休老人”的主张，成为党的指导性纲领。
毛泽东第一次南巡谈话打倒刘少奇
当然，有的时候，南巡也会成为扳倒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
大跃进之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他很明显感到刘少奇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这让他越来越不满意。
按照毛泽东日后对胡志明和斯诺的透露，毛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想法出现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首先是两人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另一方面是刘的权威在“四清”过程中越发显赫，毛感到了一种迫切的危机。
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再次与刘少奇产生激烈矛盾。当时，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则在毛讲话时几次插话打断。毛泽东后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余怒未消的毛在一个月后对到毛住处拜访的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但在之后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19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
确实，刘少奇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扳倒的，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要靠正常的党内程序扳倒他难度太大。毛泽东需要奇招。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开始了他为期9个多月的南方巡视，并连连发表讲话，为其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
几天后的10月10日，毛就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接下来，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指向吴晗，实际指向刘少奇。
1966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强调政治要统帅经济，批评了“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突出政治》。到4月5日为止，该报又发表了6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
从1966年6月20日后，7月13日、1 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
而在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突然作出惊世之举，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水乳交融。
在游完长江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了武汉，乘专列返回北京。这个时候，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之后不久，刘少奇就被隔离和批斗。
林彪倒台与毛泽东第二次南巡谈话
在整顿林彪方面，毛泽东依然采取了倒刘时的办法，即不循正常途径的南巡模式，以地方包围中央。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受批判，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之后，毛泽东又觉察到林彪一伙人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开始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要学他的办法，打草惊蛇，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打打“预防针”。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又一次至关重要的南巡谈话——倒林。整个南巡，毛泽东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频繁且密集地召见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从1970年8月14日开始南巡到9月12日返回北京，前后不过28天，毛总共召见地方党政军大员13次。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直接明了：“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的此次南巡谈话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
有分析指出，直接掌握军权的林彪发动政变，而毛泽东、周恩来发布几道命令，指挥军队，几乎未放一枪、未流一滴血就平息了这场特大的叛乱，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直接因素方面说，和毛泽东这次南巡所做的工作分不开。
当然，也有评论说，毛泽东并不想置林彪于死地，在南巡谈话中反复讲：对林彪还是要保，还是教育的方针，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毛泽东对林彪一伙人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九·一三事件”后他也说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的头。但是，有刘少奇前车之鉴，林彪的恐慌心情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