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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从元朝开始，西藏进入了一个长期统一的教派执政时期，直到1959年自治区民主改革。从蒙元时期开始逐渐放大的藏民族宗教心理，在封建专制时期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也使后来的藏民族因固守神佛意识而排斥现代化潮流。
【关键词】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3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民间传教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的重生使命。为了不被汉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忽必烈毅然选择已趋于成熟的藏传佛教。元代中央政权的宗教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民族700年的文化发展方向，强力巩固了藏民族的信佛崇佛心理。当前，实有必要追溯和分析蒙元时期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以有效引导当前藏民族的文化发展，为新西藏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元代华夏大地上，藏传佛教一统天下释教，随之藏民族的宗教心理被空前放大。细加分析，藏传佛教能独步百年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蒙古贵族实需藏传佛教为其一统华夏保驾护航。13世纪初，蒙古人的萨满教已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汗帐里，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蒙元权贵一直在找寻一种适合自身的“新宗教”。窝阔台汗时，阔瑞王子为保证蒙军经四川攻宋时的侧翼安全和安定信佛的西夏故众，开始发展与西藏的关系。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攻宋。为了保障蒙军过藏时的安全和方便，忽必烈又急召藏区噶玛噶举教高僧噶玛拔希和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从萨迦班智达宣讲轮回转世说、凉州会谈和幻化寺弘法，到八思巴為忽必烈授萨迦派灌顶和助其继大汗位，萨迦高僧凭借其精深佛理和过人智慧为蒙元皇族屡次排忧解难。由于藏传佛教大德确能担当精神导师之责，元朝中央政权便开始了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长达百年的密切合作。
其次，藏传佛教各派需要依附强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浮华初兴、百年沉寂和两路弘法，藏传佛教趋于成熟，各教派争相发展。当阔瑞慕名力邀帕竹噶举的京俄仁波切去蒙古当受贡喇嘛时，后者便“鼓动”萨迦班智达北上“犯险”，自己却急避顿塘。当忽必烈为借道康藏而力邀噶玛拔希时，后者却婉言谢绝。不久，噶玛拔希便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直接的布施关系。各教派结交强势王权得以依附和供养的心理日益鲜明。八思巴在1252年和1255年两见忽必烈，表现得前倨而后恭，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朵甘思听到了蒙哥汗分封西藏后对萨迦派极其不利的消息。“蒙哥汗在西藏实行分封之后，蒙古诸王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统治自己在藏区的封地需要得到藏传佛教首领的支持和帮助，而藏传佛教的领袖们也逐渐认识到蒙古统治者的封授对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①相比较于噶玛拔希的避险务实，萨迦高僧显得深谋远虑。萨迦派在当时西藏宗教界以理论见长，僧俗综合实力较弱。但是八思巴叔侄确实洞悉到了西藏当时的实际形势，并能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再加上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忠诚，萨迦派才拥有了近乎涵盖整个元朝的辉煌。
最后，西藏社会底层民众虔诚向佛实为自身求得超脱。11世纪崛起的藏传佛教，一改吐蕃王朝时的贵族宗教做派，潜心传教和虚心借鉴笨教的存活之道。与各地豪酋联手的各个藏传宗教派系，逐渐控制了广大信众的思想。萨迦主寺的大规模扩建和曲弥大法会，使得民众对其更为狂热和痴迷。目睹帝师法王们一个个位高权重，藏族民众殷切期望高僧大德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还有那些“爪玛洛”战士和聆听惯了赞普号令的民众，一直希望和等待着王室的号令。往日的号令和辉煌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②。佛教的导引填充了吐蕃王朝的没落的心理空缺，藏族民众对于藏传佛教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拥戴，佛教从此挂载上了民众对于来世的殷切期许。
元代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
古代当权者用武力和宗教加强专制可谓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滞后，不禁让人们对元代空前膨胀的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再作点评。
从积极方面讲，藏传佛教起到了维护元代国家统一和发展西藏的作用。当初萨迦班智达凉州为阔瑞治病时就以轮回转世说，为蒙古人灭夏给予了理论佐证。凉州会谈后班智达向西藏各界所发的倡议书，又为蒙古人统一西藏僧俗思想认识再添新功。八思巴初见忽必烈时介绍了佛教的转经轮王理论。忽必烈庆幸自己找到了用以对抗儒家千年宣讲的中原正统伦。蒙古人统一华夏后，萨迦帝师又谨遵圣命，善待天下僧俗。在文化方面，帝师八思巴还受忽必烈之托创制蒙古新字，为元朝把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位帝师还先后在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历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帝师作为宣政院事统管全国佛教事宜，在汉地佛教中广收弟子和为汉地寺院免征役税据理力争。萨迦帝师和帕竹第悉，在加强西藏统一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中央政权有力支持宗教界的同时，萨迦帝师也确具相当的凝聚力。为了树立八思巴在西藏宗教界的绝对权威，忽必烈曾打算要求西藏各教派都归于萨迦门下，但是八思巴阻止了这一行为。1276年，八思巴组织曲弥大法会和颁布法旨免征西藏各寺及其米德役税，都空前团结了西藏宗教各界。在划分拉德和米德后，八思巴又主持划分了西藏的十三万户事务。把划分的十三万户纳入朝廷管辖的萨迦政权之下，结束了吐蕃王朝灭亡后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局面的形成对于西藏社会稳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固然能与武力结合，有效维护封建专制集权；但是把人引向神佛虚无信仰的宗教的确非常危险。蒙元时期快速发展的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族及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乏长期深远的消极影响作用。
超强的宗教势力强化了人们的神佛心理。元朝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帝师制度、围绕宗教活动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使藏族民众感受到佛的无处不在和法力无边。萨迦帝师一统西藏僧俗大权，还号令天下释教；萨迦不光大力扩建主寺，且在西藏各地及高原周边藏区大力修建萨迦寺庙；其他各派也纷纷做大做强。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曲弥法会将藏区的佛教信仰推至顶峰。佛教在其轮回转世说禁锢藏族民众的基础上，萨迦帝师还请示中央免除了僧庙的役税，将精神控制和民众的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1959年以前的西藏，做喇嘛远比做农奴好处多得多。既然事佛利益多多，藏族同胞把献身佛法看成是终身义务，而绝非权宜之计。虽然西藏民主改革使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以来的向佛心理并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消解。 藏族民众崇佛心理过强阻滞西藏地方社会的正常发展。吐蕃王朝大兴佛教，举全民之力一搞就是几百年，即使强盛的吐蕃王朝也不堪重负。元政权建立帝师制度，萨迦派宗教领袖统掌地方大权，佛教大小各派实力大增。明代的宗喀巴大师更是通过整顿藏传佛教，进一步巩固了佛教的社会控制力。相比同时期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解放人，宗喀巴所为却是更加禁锢藏人。于是西方尽早步入近代化阶段，而西藏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1956年，共产党人刚准备民主改革，就有一大批卫教分子反对，并组织了1959年的武装叛乱。千年宗教思想沉淀确实禁锢了一些人，使他們陷入极度狂想之中不能自拔，并经常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蛊惑民众破坏社会稳定和正常生产。
另外，藏传佛教的教派利益之争严重影响和破坏地方社会发展。从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开始，就与地方各种割据势力相联合，形成多个不同教派。教派利益之争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元朝时，由中央政权支持的萨迦派无疑是各派中最具竞争实力的，但也因此遭遇了其他派别的抵制和仇视。元末日渐式微的中央政权和萨迦只能听任帕竹噶举势力做大做强。元政权建立前，萨迦派综合实力并非最强，但有朝廷支持就非同寻常了。元朝一灭，西藏佛教各派纷纷进京讨封，明王朝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就有了当时“众封多建”的局面。明朝末年，西藏地方新旧教派的争斗迫使格鲁派向蒙古贵族求援，斗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直到明末清初，才基本建立格鲁派与蒙古汗王在西藏的联合治理。长期的教派争斗，不断加大教众的教派和法王意识，大大加剧了西藏地方的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人的解放最困难的就是思想解放，藏族同胞只有尽早尽快从千年沉淀的宗教文化心理中勇敢地走出来，才会绘出美丽的人生和社会画卷。随着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人性的力量在不断地释放，传统的神性信仰随之相对萎缩。虽然有人还在布达拉宫转山祈福，但是西藏社会已经在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科研课题“当前西藏高校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1065）
注释
①邓锐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②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6页。
【关键词】蒙元时期 藏民族 宗教文化心理
13世纪初期，藏传佛教基本完成民间传教与地方割据势力联合的重生使命。为了不被汉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原，忽必烈毅然选择已趋于成熟的藏传佛教。元代中央政权的宗教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民族700年的文化发展方向，强力巩固了藏民族的信佛崇佛心理。当前，实有必要追溯和分析蒙元时期藏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作用，以有效引导当前藏民族的文化发展，为新西藏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元代藏传佛教空前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元代华夏大地上，藏传佛教一统天下释教，随之藏民族的宗教心理被空前放大。细加分析，藏传佛教能独步百年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蒙古贵族实需藏传佛教为其一统华夏保驾护航。13世纪初，蒙古人的萨满教已远不能满足其扩张的需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汗帐里，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蒙元权贵一直在找寻一种适合自身的“新宗教”。窝阔台汗时，阔瑞王子为保证蒙军经四川攻宋时的侧翼安全和安定信佛的西夏故众，开始发展与西藏的关系。1252年，忽必烈奉蒙哥汗命攻宋。为了保障蒙军过藏时的安全和方便，忽必烈又急召藏区噶玛噶举教高僧噶玛拔希和萨迦派班智达贡噶坚赞。从萨迦班智达宣讲轮回转世说、凉州会谈和幻化寺弘法，到八思巴為忽必烈授萨迦派灌顶和助其继大汗位，萨迦高僧凭借其精深佛理和过人智慧为蒙元皇族屡次排忧解难。由于藏传佛教大德确能担当精神导师之责，元朝中央政权便开始了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长达百年的密切合作。
其次，藏传佛教各派需要依附强权得以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浮华初兴、百年沉寂和两路弘法，藏传佛教趋于成熟，各教派争相发展。当阔瑞慕名力邀帕竹噶举的京俄仁波切去蒙古当受贡喇嘛时，后者便“鼓动”萨迦班智达北上“犯险”，自己却急避顿塘。当忽必烈为借道康藏而力邀噶玛拔希时，后者却婉言谢绝。不久，噶玛拔希便与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建立直接的布施关系。各教派结交强势王权得以依附和供养的心理日益鲜明。八思巴在1252年和1255年两见忽必烈，表现得前倨而后恭，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朵甘思听到了蒙哥汗分封西藏后对萨迦派极其不利的消息。“蒙哥汗在西藏实行分封之后，蒙古诸王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统治自己在藏区的封地需要得到藏传佛教首领的支持和帮助，而藏传佛教的领袖们也逐渐认识到蒙古统治者的封授对自己教派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①相比较于噶玛拔希的避险务实，萨迦高僧显得深谋远虑。萨迦派在当时西藏宗教界以理论见长，僧俗综合实力较弱。但是八思巴叔侄确实洞悉到了西藏当时的实际形势，并能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再加上八思巴对忽必烈的忠诚，萨迦派才拥有了近乎涵盖整个元朝的辉煌。
最后，西藏社会底层民众虔诚向佛实为自身求得超脱。11世纪崛起的藏传佛教，一改吐蕃王朝时的贵族宗教做派，潜心传教和虚心借鉴笨教的存活之道。与各地豪酋联手的各个藏传宗教派系，逐渐控制了广大信众的思想。萨迦主寺的大规模扩建和曲弥大法会，使得民众对其更为狂热和痴迷。目睹帝师法王们一个个位高权重，藏族民众殷切期望高僧大德能够指引他们未来的方向。还有那些“爪玛洛”战士和聆听惯了赞普号令的民众，一直希望和等待着王室的号令。往日的号令和辉煌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信仰不能存在真空，心理不可能让其停止运转，于是民众将往日对王朝的情感，转而投向宗教”②。佛教的导引填充了吐蕃王朝的没落的心理空缺，藏族民众对于藏传佛教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拥戴，佛教从此挂载上了民众对于来世的殷切期许。
元代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
古代当权者用武力和宗教加强专制可谓司空见惯。但近代以来西藏发展的滞后，不禁让人们对元代空前膨胀的藏民族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再作点评。
从积极方面讲，藏传佛教起到了维护元代国家统一和发展西藏的作用。当初萨迦班智达凉州为阔瑞治病时就以轮回转世说，为蒙古人灭夏给予了理论佐证。凉州会谈后班智达向西藏各界所发的倡议书，又为蒙古人统一西藏僧俗思想认识再添新功。八思巴初见忽必烈时介绍了佛教的转经轮王理论。忽必烈庆幸自己找到了用以对抗儒家千年宣讲的中原正统伦。蒙古人统一华夏后，萨迦帝师又谨遵圣命，善待天下僧俗。在文化方面，帝师八思巴还受忽必烈之托创制蒙古新字，为元朝把众多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多位帝师还先后在建筑、美术、工艺、文学、历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帝师作为宣政院事统管全国佛教事宜，在汉地佛教中广收弟子和为汉地寺院免征役税据理力争。萨迦帝师和帕竹第悉，在加强西藏统一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中央政权有力支持宗教界的同时，萨迦帝师也确具相当的凝聚力。为了树立八思巴在西藏宗教界的绝对权威，忽必烈曾打算要求西藏各教派都归于萨迦门下，但是八思巴阻止了这一行为。1276年，八思巴组织曲弥大法会和颁布法旨免征西藏各寺及其米德役税，都空前团结了西藏宗教各界。在划分拉德和米德后，八思巴又主持划分了西藏的十三万户事务。把划分的十三万户纳入朝廷管辖的萨迦政权之下，结束了吐蕃王朝灭亡后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局面的形成对于西藏社会稳定、经济文化较快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藏传佛教固然能与武力结合，有效维护封建专制集权；但是把人引向神佛虚无信仰的宗教的确非常危险。蒙元时期快速发展的藏传佛教，对于藏民族及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不乏长期深远的消极影响作用。
超强的宗教势力强化了人们的神佛心理。元朝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帝师制度、围绕宗教活动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使藏族民众感受到佛的无处不在和法力无边。萨迦帝师一统西藏僧俗大权，还号令天下释教；萨迦不光大力扩建主寺，且在西藏各地及高原周边藏区大力修建萨迦寺庙；其他各派也纷纷做大做强。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曲弥法会将藏区的佛教信仰推至顶峰。佛教在其轮回转世说禁锢藏族民众的基础上，萨迦帝师还请示中央免除了僧庙的役税，将精神控制和民众的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1959年以前的西藏，做喇嘛远比做农奴好处多得多。既然事佛利益多多，藏族同胞把献身佛法看成是终身义务，而绝非权宜之计。虽然西藏民主改革使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但长期以来的向佛心理并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消解。 藏族民众崇佛心理过强阻滞西藏地方社会的正常发展。吐蕃王朝大兴佛教，举全民之力一搞就是几百年，即使强盛的吐蕃王朝也不堪重负。元政权建立帝师制度，萨迦派宗教领袖统掌地方大权，佛教大小各派实力大增。明代的宗喀巴大师更是通过整顿藏传佛教，进一步巩固了佛教的社会控制力。相比同时期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解放人，宗喀巴所为却是更加禁锢藏人。于是西方尽早步入近代化阶段，而西藏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1956年，共产党人刚准备民主改革，就有一大批卫教分子反对，并组织了1959年的武装叛乱。千年宗教思想沉淀确实禁锢了一些人，使他們陷入极度狂想之中不能自拔，并经常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蛊惑民众破坏社会稳定和正常生产。
另外，藏传佛教的教派利益之争严重影响和破坏地方社会发展。从11世纪佛教在西藏复兴开始，就与地方各种割据势力相联合，形成多个不同教派。教派利益之争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元朝时，由中央政权支持的萨迦派无疑是各派中最具竞争实力的，但也因此遭遇了其他派别的抵制和仇视。元末日渐式微的中央政权和萨迦只能听任帕竹噶举势力做大做强。元政权建立前，萨迦派综合实力并非最强，但有朝廷支持就非同寻常了。元朝一灭，西藏佛教各派纷纷进京讨封，明王朝为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就有了当时“众封多建”的局面。明朝末年，西藏地方新旧教派的争斗迫使格鲁派向蒙古贵族求援，斗争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直到明末清初，才基本建立格鲁派与蒙古汗王在西藏的联合治理。长期的教派争斗，不断加大教众的教派和法王意识，大大加剧了西藏地方的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人的解放最困难的就是思想解放，藏族同胞只有尽早尽快从千年沉淀的宗教文化心理中勇敢地走出来，才会绘出美丽的人生和社会画卷。随着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人性的力量在不断地释放，传统的神性信仰随之相对萎缩。虽然有人还在布达拉宫转山祈福，但是西藏社会已经在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作者为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科研课题“当前西藏高校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2011065）
注释
①邓锐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②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