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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都会发布描述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各项数据指标。简单的数字一经跳入这些报表，意义就变得异乎寻常了，它们是中国经济最直观的晴雨表。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7.9％，同比提高47％。
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27.2％，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3％，而工薪所得税上半年同比增长41.2％，比上年同期加快5.8％。
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增长率为6.3％。
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宏观经济已连续7个月处于“绿灯区”(运行处于正常区域)；CPI已经连续11个月亮起“黄灯”(偏热)。而财政收入从去年6月份一直到今年6月份的连续13个月被标记为“红灯”——热。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除了出口行业之外的领域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回落，CPI却居高不下；财政税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差距不断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
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期间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内需，内需，还是内需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立足点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则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在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只有成功地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依靠鼓励消费，培育消费，引导消费，保护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才能得到根本持久的支撑。
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据估计，199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中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内需中的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约束，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将难以发挥效益。
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主要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据相关统计显示，现阶段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加1％，就相当于投资增长1.5％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
减税：一举多得
众所周知，增加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重要手段。但在目前PPT高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成为压断企业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时间，官员、学者、公众都开始各抒己见。其中，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仲两位的观点，因他们的身份缘故而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谢旭人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一文中认为，当前需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轻低收入者负担”。而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官员，徐连仲更是直接提出三个建议——取消居民存款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政府补贴。
国家的经济管理高官公开表示需要调整个税，这是否说明个税已到了不可不调的地步?
凯恩斯在其绝对收入假设中提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对消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人们消费情绪高涨，消费支出较大，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消费支出则较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持久的，收入不仅对即期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未来的消费也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国民收入变化会对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税收是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国民收入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和CPI高位运行的双重侵蚀，而国家税收收入情况相对宽松。从当前情况看来，减税对增加国民收入具有一定可操作性。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8％。因此，降低个税起征标准更多的是向社会表明政府希望增加人民福祉的坚定态度。这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较复杂，急需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和急切的。
弗里德曼在其永久性收入理论中提出，消费者在选择其消费水平时，不仅要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长期收入的预期变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因而收入不稳定的人，其现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波动的加大会降低人们的收入预期，这是因为收入增长较快时，人们会怀疑其永久性，从而加大收入增量中的储蓄比重。而当收入增长下降或收入下降时，人们则会意识到收入的不稳定性。为使未来消费不致降低，人们一般要增加储蓄收入的波动。这种心理作用，使消费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因此，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会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强即期购买力，有力地扩大内需。
“有趣”的拉弗曲线
据财政部8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323.25亿元，同比增长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
众所周知，经济的景气下滑以及其他政策因素，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但这不是经济学界针对税收下滑问题的唯一看法，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拉弗曾提出一条说明税率与税收之间关系的曲线(拉弗曲线)：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该曲线说明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因此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进一步来说，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也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达到最大化，但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X{f]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课税，自然不再有工作的意愿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
在一定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税率一旦超过一个节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增加而减少。不难看出，减税未必会使政府的税收收益减少。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同时又不用担心会减少自身收入。
内需的增长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而国民收入的有效调节不仅决定着国民的消费购买力，还与消费信心密切相连。宏观经济需要内需来拉动，而内需则需要国民收入来支持。因此，可以说对国民收入的即时调节关乎扩大内需能否有效落实，也关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0.4％，同比回落1.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7.9％，同比提高47％。
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31425.75亿元，同比增长33.5％。其中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27.2％，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3％，而工薪所得税上半年同比增长41.2％，比上年同期加快5.8％。
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增长率为6.3％。
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宏观经济已连续7个月处于“绿灯区”(运行处于正常区域)；CPI已经连续11个月亮起“黄灯”(偏热)。而财政收入从去年6月份一直到今年6月份的连续13个月被标记为“红灯”——热。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除了出口行业之外的领域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回落，CPI却居高不下；财政税收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差距不断拉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下滑。
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期间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内需，内需，还是内需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立足点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则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在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只有成功地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扩大投资需求和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依靠鼓励消费，培育消费，引导消费，保护消费，提高最终消费率才能得到根本持久的支撑。
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短缺状态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据估计，199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中国居民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内需中的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约束，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将难以发挥效益。
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主要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据相关统计显示，现阶段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加1％，就相当于投资增长1.5％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拉动作用。
减税：一举多得
众所周知，增加国民收入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重要手段。但在目前PPT高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强行提高工资可能会成为压断企业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如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一时间，官员、学者、公众都开始各抒己见。其中，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和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徐连仲两位的观点，因他们的身份缘故而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谢旭人在《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一文中认为，当前需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轻低收入者负担”。而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官员，徐连仲更是直接提出三个建议——取消居民存款利息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政府补贴。
国家的经济管理高官公开表示需要调整个税，这是否说明个税已到了不可不调的地步?
凯恩斯在其绝对收入假设中提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对消费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人们消费情绪高涨，消费支出较大，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的消费支出则较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持久的，收入不仅对即期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未来的消费也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国民收入变化会对消费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税收是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前，国民收入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和CPI高位运行的双重侵蚀，而国家税收收入情况相对宽松。从当前情况看来，减税对增加国民收入具有一定可操作性。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8％。因此，降低个税起征标准更多的是向社会表明政府希望增加人民福祉的坚定态度。这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较复杂，急需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是十分必要和急切的。
弗里德曼在其永久性收入理论中提出，消费者在选择其消费水平时，不仅要考虑当前收入，也会考虑长期收入的预期变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因而收入不稳定的人，其现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波动的加大会降低人们的收入预期，这是因为收入增长较快时，人们会怀疑其永久性，从而加大收入增量中的储蓄比重。而当收入增长下降或收入下降时，人们则会意识到收入的不稳定性。为使未来消费不致降低，人们一般要增加储蓄收入的波动。这种心理作用，使消费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因此，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会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增强即期购买力，有力地扩大内需。
“有趣”的拉弗曲线
据财政部8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323.25亿元，同比增长13.8％，但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
众所周知，经济的景气下滑以及其他政策因素，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但这不是经济学界针对税收下滑问题的唯一看法，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拉弗曾提出一条说明税率与税收之间关系的曲线(拉弗曲线)：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该曲线说明一个问题，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所以减税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减少，因此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又不用担心会减少政府收入。
进一步来说，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也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达到最大化，但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税率为100％，政府的收益仍为零，这是因为由于X{f]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课税，自然不再有工作的意愿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100％的税。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
在一定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是随税率增加而增加的，而税率一旦超过一个节点，政府的税收将随税率增加而减少。不难看出，减税未必会使政府的税收收益减少。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供给，同时又不用担心会减少自身收入。
内需的增长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而国民收入的有效调节不仅决定着国民的消费购买力，还与消费信心密切相连。宏观经济需要内需来拉动，而内需则需要国民收入来支持。因此，可以说对国民收入的即时调节关乎扩大内需能否有效落实，也关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