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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所有人的投入当中，投资女性是最全面、最广泛、回报率最高的一种。”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说，正是过去20年间在盖茨基金会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所进行的女性维权活动，让她有了这份认识。
平等教育、生育自由、追求机遇、安排时间、掌握命运……梅琳达认为，这些议题都是竖在女性面前的高墙，但与此同时，“每道高墙也都是一扇大门”，唯有打破，才能进入，让女性找到和发挥自身价值。
在梅琳达的新书《女性的时刻：如何赋权女性，改变世界》中，她提及一个正在思考的观点：“如何提高人们的觉悟，让每个人都愿意帮助女性提升？”因为，提升女性，就等于提升全人类。
→ 2017年，印度，梅琳达·盖茨参与盖茨基金会组织的交流活动。
梅琳达说，她得出了一个答案：“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
不拖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让女孩享有教育平等的权利。
梅琳达指出，让女孩接受教育有诸多好处，虽然这一事实早已被证明，但目前全球仍有1.3亿女孩处于失学状态。她说：“均等的教育机会可以赋予人力量，教育不平等则恰恰相反。把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的手段很多，教育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
梅琳达一直记得，大约10年前，她在与近百名来自问题家庭的非裔、拉美裔青少年交流时，一个年轻女孩突然问她：“您会不会认为我们与您无关，只是一些被父母抛下不管的孩子，都是没人要的垃圾？”
梅琳达起初对这个问题感到震惊，但在之后与另一位年轻女性的交流中，她开始理解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的生命境遇。
这位年轻女性注册了一门课程，但即使她每次都获得满分，也无法凭借所学知识进入大学或在任何地方深造。梅琳达看了她的课表，所谓数学课就是阅读汤罐头背后的说明，并记下那些内容。
梅琳达提到，在美国许多学校都能见到此类情形，一些学生在学代数，另一些则在学习记账；前一批人将进入大学、走上职场，后一批人只能勉强生存。
这种现象在许多贫困地区更甚。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人们会认为女孩生来就应该遵循种种传统，而非质疑甚至改变它们。
通过一部纪录片，梅琳达认识了13岁的肯尼亚女孩卡卡尼亚·恩蒂。像大多数同龄的马赛族姑娘一样，她的命运早在出生那天就已注定——进入小学就读，青春期后接受女性割礼，此后中断学业，嫁给父母在她5岁时安排的订婚对象。婚后，她就要过上挑水拾柴、打扫房间、煮饭种地的日子。
梅琳达说：“如果一个女孩的一生都被安排好，那么这种安排一定对所有人有利，除了她自己。”
而卡卡尼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这意味着她必须在进入青春期后继续上学。为了对抗传统，13岁那年，她与父亲约定，愿意接受女性割礼，但父亲必须答应不逼她结婚，并允许她继续上学。
行割礼那天，卡卡尼亚走进她家附近的一座牛栏，当地一个老太太在邻居们的注视下，用生锈的刀割下了她的阴蒂。卡卡尼亚当即血流如注，疼得晕了过去。三周后，她回到学校。毕业时，她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而此时，村里人的声音却是：“真是白费，奖学金应该发给男孩。”
最终，卡卡尼亚在美国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并进入联合国工作。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
在和众多女性的交流中，梅琳达发现：“教育对女孩最大的改变，在于重塑她们心中的自我，这是提升她们的关键。若她们不能改变看待自己的眼光，教育就无法改变传统，因为她们只会用学校传授的技能去助长压制女性的陈规。”
梅琳达认为，某种程度上，男性与女性间不平等的无偿劳动，阻碍了女性的发展之路。
所谓“无偿劳动”，即琐碎家务，“对于那些终日忙于无偿劳动的女性，家务琐事扼杀了她们毕生的梦想”。
在四五年前，梅琳达得知了22岁的查姆帕的故事。这位生活在印度中部一个部落聚集区的年轻母亲，与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住在一座有两个房间的棚屋内，日常穿着巴露（印地语“Pallu”的音译，保守印度妇女的服饰），以减少与男性的接触。
有一次，盖茨基金会印度分部负责人阿肖克·亚历山大带着一队保健员去找查姆帕——她两岁的女儿因严重营养不良，腿细得像根火柴棍，已不能食用普通的食物。
救助孩子唯一的希望，是将其送往该地区的营养不良中心，可当查姆帕的公公得知她要随女儿一起去那儿待两周时，当即表示反对：“她不能走，她得留下给家里人做饭。”
梅琳达说，即使孩子已生命垂危，家中仍无人愿意或有能力挑起家务重担。阿肖克告诉梅琳达：“这并不是个例。这些女人没有权利，也没人支持，成天只能做饭、打扫，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里死去，自己连脸都不敢露。”
“这就是数百万女性每日的真实生活，尤其在极端贫困地区，女性承担了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大部分无偿劳动。”据统计，全球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平均为男性的两倍。
当然，各国的数据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在印度，女性每天花6小时进行无偿劳动，男性却不足1小时；在美国，女性每天平均花4小时进行无偿劳动，男性为2.5小时；在挪威，男女每日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分别是3小時、3.5小时。 梅琳達说：“这意味着，平均来看，女性这一生要比男性多从事7年的无偿劳动，相当于一个人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的时间。”如果女性每天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从5小时减少到3小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就能提高20%。
虽然“女性天生就擅长照料他人、操持家务”的观念几乎已成社会共识，但梅琳达觉得，其实男性一样擅长。如果这些职责由女性包揽，男性就无法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无法拓展其他能力。“将某些工作定义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认定男性不该分担，等于助长虚妄的性别等级观念，阻碍男性与女性有效地共同协作。”
梅琳达说，在和比尔·盖茨的婚姻关系中，他们也有过对于无偿劳动的彼此审视。梅琳达会花大量时间陪伴孩子上学、看医生、做运动、辅导功课……精疲力尽时，她会和比尔·盖茨说：“帮帮我！”
2001年秋天，他们的女儿珍开始上幼儿园。从家至学校的单程车程有40分钟左右，还需跨过一座大桥。一次，梅琳达与丈夫抱怨路上时间太长，比尔听后说：“我可以帮你啊。”梅琳达对丈夫的提议是惊讶的：“真的吗？你愿意接送孩子？”比尔回复道：“当然，这样我就能多和珍说说话了。”
比尔和梅琳达约定，两人每周分别送珍两次和三次。梅琳达惊讶地发现，差不多三周以后，有很多爸爸开始送孩子上学。梅琳达问一位妈妈：“嘿，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爸爸来送孩子？”那位妈妈说：“看见比尔来送孩子，我们就回家告诉丈夫：‘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面对一项任务，与其一人栽树、一人乘凉，不如共同分担。”梅琳达觉得，分担家务并不是追求时间上的绝对均等，而是希望两个人都看到家庭的需要，为满足它而共同努力。
当然，让男女双方构建和谐共同体的前提，是两个人首先是独立个体，在各自生命的尺度上探索更大可能性。对于如何均衡话语权，“一份可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工作或许可以帮上忙”。
梅琳达至今觉得，一位与她仅一面之缘的女老板，是对她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从杜克大学毕业前的春季假期，年轻的梅琳达去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参加面试，女老板接待了她。寒暄之后，当梅琳达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IBM的工作时，她略带紧张地回答：“其实我还有个面试，那家公司在西雅图，是家小软件公司。我还是打算接受IBM的工作。”
女老板得知梅琳达即将去面试的公司是微软后说：“如果你被微软录用，那你一定要去。”她的理由是：“那里的上升空间会大得不可想象。IBM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微软会飞速成长。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么作为女性，你在那儿会飞速进步。”事实证明，女老板的判断无误。
实际上，梅琳达也通过工作找到了自身的使命和愿景——“捍卫自己、博闻强识、能言善辩”。
她是通过“做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它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展示才能、彰显价值、表达观点、捍卫权利、维护尊严。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梅琳达觉得，在某种文化环境或社会工种仍对女性不友好时，这份力量会更为重要。
以高科技领域为例，1987年梅琳达从杜克大学毕业时，美国有35%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是女性，而今天，这个比例仅有19%。
她分析称，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当个人电脑进入美国家庭时，营销策略往往将其定位为男孩的游戏机；电脑游戏行业兴起后，开发者制作了暴力的战争游戏，形成男人为男人开发游戏的闭环。
再者，当人们发现软件编程并不轻松，甚至十分复杂时，管理者就开始招募男性进行编程培训，而不是继续雇用和培训女性。最终，整个行业完全被男性主导。“高科技行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它正在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如果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女性就会失去影响力。”
梅琳达的意思并不是指女性应该优先走上技术岗位而无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她更想表达的观点是：“性别多样性不仅对女性有益，也对所有务实的人有益。而女性也早已证明了自己，她们应该得到这些工作。”
梅琳达认为，社会应该给予女性更多尝试的空间和机会，而每个女性也不应因为社会成见而低估或否定自己。“我想，一个女性最好的样子，是不必再改变个性、牺牲梦想，能以最本真的面貌迈向成功。”
（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17期）
平等教育、生育自由、追求机遇、安排时间、掌握命运……梅琳达认为，这些议题都是竖在女性面前的高墙，但与此同时，“每道高墙也都是一扇大门”，唯有打破，才能进入，让女性找到和发挥自身价值。
在梅琳达的新书《女性的时刻：如何赋权女性，改变世界》中，她提及一个正在思考的观点：“如何提高人们的觉悟，让每个人都愿意帮助女性提升？”因为，提升女性，就等于提升全人类。
梅琳达说，她得出了一个答案：“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
没有人应该圈住女孩一生
不拖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让女孩享有教育平等的权利。
梅琳达指出，让女孩接受教育有诸多好处，虽然这一事实早已被证明，但目前全球仍有1.3亿女孩处于失学状态。她说：“均等的教育机会可以赋予人力量，教育不平等则恰恰相反。把特定人群排除在外的手段很多，教育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种。”
梅琳达一直记得，大约10年前，她在与近百名来自问题家庭的非裔、拉美裔青少年交流时，一个年轻女孩突然问她：“您会不会认为我们与您无关，只是一些被父母抛下不管的孩子，都是没人要的垃圾？”
梅琳达起初对这个问题感到震惊，但在之后与另一位年轻女性的交流中，她开始理解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的生命境遇。
这位年轻女性注册了一门课程，但即使她每次都获得满分，也无法凭借所学知识进入大学或在任何地方深造。梅琳达看了她的课表，所谓数学课就是阅读汤罐头背后的说明，并记下那些内容。
梅琳达提到，在美国许多学校都能见到此类情形，一些学生在学代数，另一些则在学习记账；前一批人将进入大学、走上职场，后一批人只能勉强生存。
这种现象在许多贫困地区更甚。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人们会认为女孩生来就应该遵循种种传统，而非质疑甚至改变它们。
通过一部纪录片，梅琳达认识了13岁的肯尼亚女孩卡卡尼亚·恩蒂。像大多数同龄的马赛族姑娘一样，她的命运早在出生那天就已注定——进入小学就读，青春期后接受女性割礼，此后中断学业，嫁给父母在她5岁时安排的订婚对象。婚后，她就要过上挑水拾柴、打扫房间、煮饭种地的日子。
梅琳达说：“如果一个女孩的一生都被安排好，那么这种安排一定对所有人有利，除了她自己。”
而卡卡尼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这意味着她必须在进入青春期后继续上学。为了对抗传统，13岁那年，她与父亲约定，愿意接受女性割礼，但父亲必须答应不逼她结婚，并允许她继续上学。
行割礼那天，卡卡尼亚走进她家附近的一座牛栏，当地一个老太太在邻居们的注视下，用生锈的刀割下了她的阴蒂。卡卡尼亚当即血流如注，疼得晕了过去。三周后，她回到学校。毕业时，她获得了去美国攻读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而此时，村里人的声音却是：“真是白费，奖学金应该发给男孩。”
最终，卡卡尼亚在美国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并进入联合国工作。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
在和众多女性的交流中，梅琳达发现：“教育对女孩最大的改变，在于重塑她们心中的自我，这是提升她们的关键。若她们不能改变看待自己的眼光，教育就无法改变传统，因为她们只会用学校传授的技能去助长压制女性的陈规。”
家务琐事扼杀了她们的梦想
梅琳达认为，某种程度上，男性与女性间不平等的无偿劳动，阻碍了女性的发展之路。
所谓“无偿劳动”，即琐碎家务，“对于那些终日忙于无偿劳动的女性，家务琐事扼杀了她们毕生的梦想”。
在四五年前，梅琳达得知了22岁的查姆帕的故事。这位生活在印度中部一个部落聚集区的年轻母亲，与丈夫、公婆和三个孩子住在一座有两个房间的棚屋内，日常穿着巴露（印地语“Pallu”的音译，保守印度妇女的服饰），以减少与男性的接触。
有一次，盖茨基金会印度分部负责人阿肖克·亚历山大带着一队保健员去找查姆帕——她两岁的女儿因严重营养不良，腿细得像根火柴棍，已不能食用普通的食物。
救助孩子唯一的希望，是将其送往该地区的营养不良中心，可当查姆帕的公公得知她要随女儿一起去那儿待两周时，当即表示反对：“她不能走，她得留下给家里人做饭。”
梅琳达说，即使孩子已生命垂危，家中仍无人愿意或有能力挑起家务重担。阿肖克告诉梅琳达：“这并不是个例。这些女人没有权利，也没人支持，成天只能做饭、打扫，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里死去，自己连脸都不敢露。”
“这就是数百万女性每日的真实生活，尤其在极端贫困地区，女性承担了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大部分无偿劳动。”据统计，全球女性从事无偿劳动的时间平均为男性的两倍。
当然，各国的数据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在印度，女性每天花6小时进行无偿劳动，男性却不足1小时；在美国，女性每天平均花4小时进行无偿劳动，男性为2.5小时；在挪威，男女每日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分别是3小時、3.5小时。 梅琳達说：“这意味着，平均来看，女性这一生要比男性多从事7年的无偿劳动，相当于一个人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的时间。”如果女性每天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从5小时减少到3小时，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就能提高20%。
虽然“女性天生就擅长照料他人、操持家务”的观念几乎已成社会共识，但梅琳达觉得，其实男性一样擅长。如果这些职责由女性包揽，男性就无法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无法拓展其他能力。“将某些工作定义为‘女人家干的活儿’，认定男性不该分担，等于助长虚妄的性别等级观念，阻碍男性与女性有效地共同协作。”
梅琳达说，在和比尔·盖茨的婚姻关系中，他们也有过对于无偿劳动的彼此审视。梅琳达会花大量时间陪伴孩子上学、看医生、做运动、辅导功课……精疲力尽时，她会和比尔·盖茨说：“帮帮我！”
2001年秋天，他们的女儿珍开始上幼儿园。从家至学校的单程车程有40分钟左右，还需跨过一座大桥。一次，梅琳达与丈夫抱怨路上时间太长，比尔听后说：“我可以帮你啊。”梅琳达对丈夫的提议是惊讶的：“真的吗？你愿意接送孩子？”比尔回复道：“当然，这样我就能多和珍说说话了。”
比尔和梅琳达约定，两人每周分别送珍两次和三次。梅琳达惊讶地发现，差不多三周以后，有很多爸爸开始送孩子上学。梅琳达问一位妈妈：“嘿，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爸爸来送孩子？”那位妈妈说：“看见比尔来送孩子，我们就回家告诉丈夫：‘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面对一项任务，与其一人栽树、一人乘凉，不如共同分担。”梅琳达觉得，分担家务并不是追求时间上的绝对均等，而是希望两个人都看到家庭的需要，为满足它而共同努力。
女性不应因社会成见否定自己
当然，让男女双方构建和谐共同体的前提，是两个人首先是独立个体，在各自生命的尺度上探索更大可能性。对于如何均衡话语权，“一份可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工作或许可以帮上忙”。
梅琳达至今觉得，一位与她仅一面之缘的女老板，是对她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从杜克大学毕业前的春季假期，年轻的梅琳达去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参加面试，女老板接待了她。寒暄之后，当梅琳达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IBM的工作时，她略带紧张地回答：“其实我还有个面试，那家公司在西雅图，是家小软件公司。我还是打算接受IBM的工作。”
女老板得知梅琳达即将去面试的公司是微软后说：“如果你被微软录用，那你一定要去。”她的理由是：“那里的上升空间会大得不可想象。IBM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微软会飞速成长。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么作为女性，你在那儿会飞速进步。”事实证明，女老板的判断无误。
实际上，梅琳达也通过工作找到了自身的使命和愿景——“捍卫自己、博闻强识、能言善辩”。
她是通过“做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它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展示才能、彰显价值、表达观点、捍卫权利、维护尊严。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梅琳达觉得，在某种文化环境或社会工种仍对女性不友好时，这份力量会更为重要。
以高科技领域为例，1987年梅琳达从杜克大学毕业时，美国有35%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是女性，而今天，这个比例仅有19%。
她分析称，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当个人电脑进入美国家庭时，营销策略往往将其定位为男孩的游戏机；电脑游戏行业兴起后，开发者制作了暴力的战争游戏，形成男人为男人开发游戏的闭环。
再者，当人们发现软件编程并不轻松，甚至十分复杂时，管理者就开始招募男性进行编程培训，而不是继续雇用和培训女性。最终，整个行业完全被男性主导。“高科技行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它正在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如果不能进入这个行业，女性就会失去影响力。”
梅琳达的意思并不是指女性应该优先走上技术岗位而无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她更想表达的观点是：“性别多样性不仅对女性有益，也对所有务实的人有益。而女性也早已证明了自己，她们应该得到这些工作。”
梅琳达认为，社会应该给予女性更多尝试的空间和机会，而每个女性也不应因为社会成见而低估或否定自己。“我想，一个女性最好的样子，是不必再改变个性、牺牲梦想，能以最本真的面貌迈向成功。”
（摘自《新周刊》2020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