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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之后,“保增长”、“保就业”成为执政党的当务之急,也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有人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社会长期热议的政改话题趋于淡化,在国家政治日程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退后。
确实,经济状况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国民生活,把改善就业和民生当作头等大事,这是执政党的天职,在经济遇到困难之时更应如此。但退一步说,即便中国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治改革也很难成为优先的国事日程。这首先是因为体制本身没有明确的政改方向,没有坚定的政改意愿和决心;其次是因为来自体制之外的主张和诉求,还不足以说服或促使执政当局作出这一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无论是官方学者、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增加民主程序,社会的管理方式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媒体舆论应该更多地反映民众的心声。但是,至今为止,这些领域的现状不仅未有大的改观,反而问题越积越多。换言之,政治改革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不够相称。其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政党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了中短期任务的轻重缓急。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基本未变,那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其他领域的工作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不仅如此,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多数民众倾向于认为,只要尽快提升综合国力,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任何其他目标都可以暂时搁置。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旦某种思维变成思维定势,其他主张就难以成为主流。
原因之二,是近年来,虽然中国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较高,也较普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呼声都只是意愿的表达,只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次,人云亦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情绪性的宣泄。
当然,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提出了看起来颇有吸引力的政改主张,但若深入研究就可发现,这些主张大多是似曾相识的老调,思维没有跳脱西方模式的局限,视野偏离了中国本身的历史和现实。可以这么说,凡是无须承担后果的主张都是“美好”的,但投入实践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学者和执政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可以在自由思考中寻找理想的答案,后者却必须在负重的状态下解决实际问题。
原因之三,是近30年来,无论是必然原因还是偶然原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模式之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占据了优势,使执政党和普通民众对本国的发展模式增强了信心,而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变得谨慎、保守,甚至产生了一些疑虑。
在这方面,仅举两大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例。首先是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稳中求变、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令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惊讶。相较于经历了大动荡乃至大倒退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国选择的道路越来越有说服力,以至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得不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其次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并试图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最新的事例是,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前后,美国一些媒体借机提倡推出几大“中国经验”,认为美国应该学习。虽然其中难免有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一直自以为是的美国人突然变得如此“谦虚好学”,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中国政改长期迟滞的第四个原因,是最近30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一直在改变和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逐步改进的结果,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能力在增强,其治国方式基本上在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
一般来说,最能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当属突发的非常态事件,例如非典、汶川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等。在这些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都证明了现有管理体制的可信度和可依赖性,因而一次又一次地使外部世界刮目相看;至于常态事务的管理,决策和执行层面的水平也在提高。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多少国家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在汹涌的波涛中被吞没。假若中国执政党没有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鞭策的意识和能力,那它就不可能适应如此迅速变化的时代,就不可能领导如此庞大的国家,并不断地改写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因此,平心而论,无论人们是否认同中国现有体制,无论对这种体制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成见,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执政体制一直在驾驭着时代潮流,既不随波逐流,更没有被潮流淹没。笔者还可以这么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执政体制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与西方体制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具有它们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然而,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构成推迟政治改革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为政治改革的迟滞进行辩护。相反,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與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的政治文明依然未达至先进状态;与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相比,中国政治体制的革新之路依然遥远。坦率地说,当前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往往抵消了自身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现有体制就难以承载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执政党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困难会越来越大,最后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驾驭全局。
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庞杂,有时甚至可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人们不应对政治改革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天真地指望政治改革能解决所有问题,要避免误入歧途,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至少在中短期,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排除“政党轮替”的选项,政治改革不应导致剧烈动荡。若天下大乱,国无宁日,人心涣散,那还不如不改。
但是,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者开始做起,而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完善和维护宪政体制。简单地说,执政者必须真正遵守宪法所规定的义务、责任,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针对平民百姓、针对被管理者。只有宪法才能约束掌握国家机器、支配国家资源的执政者,假若执政者不受宪法制约,任何政治改革都毫无意义。当下中国,虽然市场经济之足一直在欢蹦乱跳,但政治文明之足却在蹒跚而行。只有当宪政体制正常化,人民才能享有和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文明、公平、自由和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
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坦率地说,当前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往往抵消了自身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执政党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最后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驾驭全局。
确实,经济状况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国民生活,把改善就业和民生当作头等大事,这是执政党的天职,在经济遇到困难之时更应如此。但退一步说,即便中国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治改革也很难成为优先的国事日程。这首先是因为体制本身没有明确的政改方向,没有坚定的政改意愿和决心;其次是因为来自体制之外的主张和诉求,还不足以说服或促使执政当局作出这一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无论是官方学者、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增加民主程序,社会的管理方式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媒体舆论应该更多地反映民众的心声。但是,至今为止,这些领域的现状不仅未有大的改观,反而问题越积越多。换言之,政治改革的进程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不够相称。其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政党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了中短期任务的轻重缓急。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基本未变,那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其他领域的工作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不仅如此,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多数民众倾向于认为,只要尽快提升综合国力,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任何其他目标都可以暂时搁置。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旦某种思维变成思维定势,其他主张就难以成为主流。
原因之二,是近年来,虽然中国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较高,也较普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呼声都只是意愿的表达,只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次,人云亦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情绪性的宣泄。
当然,一些学者和有识之士提出了看起来颇有吸引力的政改主张,但若深入研究就可发现,这些主张大多是似曾相识的老调,思维没有跳脱西方模式的局限,视野偏离了中国本身的历史和现实。可以这么说,凡是无须承担后果的主张都是“美好”的,但投入实践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学者和执政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可以在自由思考中寻找理想的答案,后者却必须在负重的状态下解决实际问题。
原因之三,是近30年来,无论是必然原因还是偶然原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模式之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占据了优势,使执政党和普通民众对本国的发展模式增强了信心,而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变得谨慎、保守,甚至产生了一些疑虑。
在这方面,仅举两大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例。首先是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稳中求变、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令整个西方世界为之惊讶。相较于经历了大动荡乃至大倒退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国选择的道路越来越有说服力,以至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得不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其次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并试图用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最新的事例是,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前后,美国一些媒体借机提倡推出几大“中国经验”,认为美国应该学习。虽然其中难免有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一直自以为是的美国人突然变得如此“谦虚好学”,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中国政改长期迟滞的第四个原因,是最近30年来,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一直在改变和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逐步改进的结果,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能力在增强,其治国方式基本上在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
一般来说,最能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当属突发的非常态事件,例如非典、汶川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等。在这些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决策效率和执行效果,都证明了现有管理体制的可信度和可依赖性,因而一次又一次地使外部世界刮目相看;至于常态事务的管理,决策和执行层面的水平也在提高。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多少国家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在汹涌的波涛中被吞没。假若中国执政党没有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鞭策的意识和能力,那它就不可能适应如此迅速变化的时代,就不可能领导如此庞大的国家,并不断地改写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因此,平心而论,无论人们是否认同中国现有体制,无论对这种体制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成见,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执政体制一直在驾驭着时代潮流,既不随波逐流,更没有被潮流淹没。笔者还可以这么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执政体制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与西方体制相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具有它们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然而,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构成推迟政治改革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为政治改革的迟滞进行辩护。相反,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與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的政治文明依然未达至先进状态;与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相比,中国政治体制的革新之路依然遥远。坦率地说,当前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往往抵消了自身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现有体制就难以承载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执政党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困难会越来越大,最后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驾驭全局。
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庞杂,有时甚至可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人们不应对政治改革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天真地指望政治改革能解决所有问题,要避免误入歧途,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至少在中短期,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排除“政党轮替”的选项,政治改革不应导致剧烈动荡。若天下大乱,国无宁日,人心涣散,那还不如不改。
但是,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者开始做起,而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完善和维护宪政体制。简单地说,执政者必须真正遵守宪法所规定的义务、责任,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是针对平民百姓、针对被管理者。只有宪法才能约束掌握国家机器、支配国家资源的执政者,假若执政者不受宪法制约,任何政治改革都毫无意义。当下中国,虽然市场经济之足一直在欢蹦乱跳,但政治文明之足却在蹒跚而行。只有当宪政体制正常化,人民才能享有和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文明、公平、自由和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
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坦率地说,当前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往往抵消了自身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执政党将来要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最后很有可能导致难以驾驭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