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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是清末状元、立宪派领袖、民国初年的实业总长和农商总长、南通地方建设的主导者、棉铁主义经济思想的倡导者、大生企业集团的创办人。他的经历丰富，成就卓著。有人称他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细细品读。
张謇作为高官巨商，始终身居高位，可是一生刻苦节俭，并深切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据其儿子张孝若描述，他的衣衫总是补了又补，每顿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而已，连写信用的信封都是将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过来重复利用。张謇曾经自述兴办大生纱厂的初衷，是要给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开辟一条生路。他从事种种事业，说到底是要为家乡南通造福，也是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他恪守传统文化的节操，摆正公义和私利的位置，承继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张謇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41岁中进士。按理说，走仕途、入宦海，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道”，但是张謇所处的时代，又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参与立宪，拥护共和，足见他与时俱进，同一般官僚有天渊之别。而张謇又弃政从商，兴办实业，兴办教育，从事南通地方社会建设，他在当时的政治家群体中又堪称别具一格。
人们称张謇为“状元实业家”。状元办企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谋私利，而重公义。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而且不断扩大规模，可是在筹办期间竟有前后五年未用厂里一文钱，他自己的生活开支仅靠书院薪俸维持。张謇所办企业成为维护地方民生，发展中国经济，与外商争夺“利权”的手段，也成为投入巨款兴办教育、博物馆、慈善等事业的资金来源。他办纱厂赚钱，是为了“用”那些赚到的钱。与纱厂相关联，他办起了苏北地区的盐垦事业，促进了南通周边地区的棉花种植业。他还创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开辟了南通到上海的轮船运输航线。他只顾事业建设，不计个人得失，与其他企业家的重要区别就是彻底践行了儒家的“义利观”。现在很多人喜欢自我标榜为“儒商”，却实在无法与张謇相提并论。
平心而论，尽管我们称张謇为中国民族企业家，可是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四处筹款办企业，一心做大企业，却漠视企业盈亏。如果企业发展顺利，无非可以使他更有实力去投入其他社会事业。可是一旦企业经营不利，企业便陷入困境，毫无自救能力。这位“状元实业家”的局限与失策，我们是不能不予正视的。
张謇于1895年筹办第一家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当时只有资本44.5万两。到1910年，大生企业集团旗下已有纺织、盐垦、航运、食品加工、机械等十多家企业，资产近300万两，到1923年旗下企业40余家，资产总额2483万余两。如此膨胀迅速的企业，恐怕称得上是当时民族资本之最。然而，只要洞悉张謇集聚资本的奥秘，就不难发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张謇的企业。张謇为了迅速集聚资本，一是采取“官利”制度，凡参与入股者，不顾企业盈亏，一律按入股时约定，给付高额“官利”。后来在企业困难时虽然也采取了“利转股”的办法，稍稍纾解了企业支付“官利”的压力，但是不可否认“官利”曾经长期拖累了大生企业。二是向各大银行、钱庄大量借贷，用于企业运转和扩大生产，从而背负了很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大生一厂投产时，44.5万两投资中集股不过25万两，其余皆为各方贷款。在其后的企业扩张过程中，企业总支出中还本付息部分常占20%以上，1922年竟占了43%之多。除此之外，大生企业还有一些经营管理上的弱点。如企业系统内部缺乏资金核算和监控机制，以致企业资金常被挪用、挹注到盐垦等短期不见盈利的事业和文化、教育等不可能盈利的事业中去。大生企业还缺乏高人管理，张謇自己只顾宏观思维，只管社会公关，基本上不过问企业内部事务，而在那个时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也确实稀缺。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再加上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大生纱厂产品销路不畅，终于陷入困境。1924年鉴于大生纱厂一蹶不振的境况，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等大生债权人组织联合机构，清算并接办了大生诸纱厂，辉煌一时的大生企业集团就此陨落。
张謇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值得高度肯定。本文强调张謇的俭朴作风和民生情怀，是希望给时下某些暴发户的奢靡之风提供一面镜子。笔者强调大生集团盲目扩张，最后被债务拖累的史实，意在警示当下部分企业非理性的扩张行为。“以史为鉴”，“存史资政”，张謇研究的当代价值莫过于此。
张謇作为高官巨商，始终身居高位，可是一生刻苦节俭，并深切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据其儿子张孝若描述，他的衣衫总是补了又补，每顿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而已，连写信用的信封都是将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过来重复利用。张謇曾经自述兴办大生纱厂的初衷，是要给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开辟一条生路。他从事种种事业，说到底是要为家乡南通造福，也是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他恪守传统文化的节操，摆正公义和私利的位置，承继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张謇15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41岁中进士。按理说，走仕途、入宦海，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正道”，但是张謇所处的时代，又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参与立宪，拥护共和，足见他与时俱进，同一般官僚有天渊之别。而张謇又弃政从商，兴办实业，兴办教育，从事南通地方社会建设，他在当时的政治家群体中又堪称别具一格。
人们称张謇为“状元实业家”。状元办企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谋私利，而重公义。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而且不断扩大规模，可是在筹办期间竟有前后五年未用厂里一文钱，他自己的生活开支仅靠书院薪俸维持。张謇所办企业成为维护地方民生，发展中国经济，与外商争夺“利权”的手段，也成为投入巨款兴办教育、博物馆、慈善等事业的资金来源。他办纱厂赚钱，是为了“用”那些赚到的钱。与纱厂相关联，他办起了苏北地区的盐垦事业，促进了南通周边地区的棉花种植业。他还创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开辟了南通到上海的轮船运输航线。他只顾事业建设，不计个人得失，与其他企业家的重要区别就是彻底践行了儒家的“义利观”。现在很多人喜欢自我标榜为“儒商”，却实在无法与张謇相提并论。
平心而论，尽管我们称张謇为中国民族企业家，可是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四处筹款办企业，一心做大企业，却漠视企业盈亏。如果企业发展顺利，无非可以使他更有实力去投入其他社会事业。可是一旦企业经营不利，企业便陷入困境，毫无自救能力。这位“状元实业家”的局限与失策，我们是不能不予正视的。
张謇于1895年筹办第一家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当时只有资本44.5万两。到1910年，大生企业集团旗下已有纺织、盐垦、航运、食品加工、机械等十多家企业，资产近300万两，到1923年旗下企业40余家，资产总额2483万余两。如此膨胀迅速的企业，恐怕称得上是当时民族资本之最。然而，只要洞悉张謇集聚资本的奥秘，就不难发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张謇的企业。张謇为了迅速集聚资本，一是采取“官利”制度，凡参与入股者，不顾企业盈亏，一律按入股时约定，给付高额“官利”。后来在企业困难时虽然也采取了“利转股”的办法，稍稍纾解了企业支付“官利”的压力，但是不可否认“官利”曾经长期拖累了大生企业。二是向各大银行、钱庄大量借贷，用于企业运转和扩大生产，从而背负了很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大生一厂投产时，44.5万两投资中集股不过25万两，其余皆为各方贷款。在其后的企业扩张过程中，企业总支出中还本付息部分常占20%以上，1922年竟占了43%之多。除此之外，大生企业还有一些经营管理上的弱点。如企业系统内部缺乏资金核算和监控机制，以致企业资金常被挪用、挹注到盐垦等短期不见盈利的事业和文化、教育等不可能盈利的事业中去。大生企业还缺乏高人管理，张謇自己只顾宏观思维，只管社会公关，基本上不过问企业内部事务，而在那个时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也确实稀缺。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再加上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大生纱厂产品销路不畅，终于陷入困境。1924年鉴于大生纱厂一蹶不振的境况，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等大生债权人组织联合机构，清算并接办了大生诸纱厂，辉煌一时的大生企业集团就此陨落。
张謇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值得高度肯定。本文强调张謇的俭朴作风和民生情怀，是希望给时下某些暴发户的奢靡之风提供一面镜子。笔者强调大生集团盲目扩张，最后被债务拖累的史实，意在警示当下部分企业非理性的扩张行为。“以史为鉴”，“存史资政”，张謇研究的当代价值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