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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问题就像浓缩在一起的听装罐头，内部的五色杂陈被欧元区的大概念挤压在一起，而这个罐头瓶沿着时间的长轴向前滚动，任何政治的、经济的外力都会左右这个瓶子的前进方向。
失业，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使欧洲的前行异常艰难，而希腊、西班牙、法国近来形势的变化，使稍事休整的欧债危机再度改道。
希腊的议会选举加大了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先是得票率获得前三的新民主党、左翼激进联盟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组阁努力均告失败，随后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与各党派进行了持续一天不成功的协商，最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因各方相互诋毁而告吹。各种政治乱象迫使希腊在6月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重新选举背后的阴影是，按时间表，希腊需在6月30日前制定并通过110多亿欧元的2013年－2014年支出削减计划，以如期获得第二轮援助方案下的救助款项。如果议会重新选举中左翼政党上台，既定的欧债解决路线“紧缩财政、隔离希腊”就会受到挑战。一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驾马车”决定割断希腊外援资金，希腊政府的资金将于7月初枯竭。如若希腊退出欧元区，恐慌效应会引发欧元区更大范围的震动。
政治不确定性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奥朗德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胜利后，抵制德国倡导的欧盟财政契约的浪潮蔓延开来。不过，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5月14日表示，欧盟不能根据法国等国的大选结果而修改严格的财政契约。
另一个风向标是西班牙。西班牙银行业由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过高，对日渐萎缩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也过高，其资产质量让人担忧。尽管西班牙已宣布大幅削减预算和巩固银行的新计划，但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成本依然在5月中旬飙升至今年最高水平，这表明了人们对经济萎缩和不良房地产贷款的担忧加剧。
早在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初期，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的政策研究就已经把矛头指向欧洲。作为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国际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和布鲁盖尔（Bruegel）工作的经济学家，韦龙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有独到而深入的观察。
对于依然在颠簸中滚动的欧元区危机，这位喜欢垂着头思考问题的法国前劳工部长顾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他继而表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货币联盟存在设计缺陷，没有辅以有力的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这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而欧元区目前的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他认为，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
紧缩与增长的正反说
《财经》：虽然希腊从欧洲货币联盟中退出的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段被提及，但最近的变化是，欧央行的官员首次公开讨论了这一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正变得更具体？
韦龙：希腊的政客们正在铤而走险，而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也卷入其中。这个策略是否明智有待观察。如果希腊无序退出，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会是赢家。我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财经》：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背景是，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紧缩计划，这表达了希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声。但是希腊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韦龙：紧缩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对希腊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可替代的解决之道。许多希腊政治家似乎在暗示，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内其实不必厉行紧缩，这一看法完全不现实。
《财经》：不只是希腊，在整个欧洲，紧缩政策的前景都在变得晦暗不明。以法国为例，社会党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他赞成实施“严肃的财政政策”，支持恢复公共账户平衡，但“反对长期实施紧缩”。
韦龙：奥朗德一直声称需要增长而非紧缩，但如果考虑到政策可能性，他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法国没有刺激经济的空间。深究起来，紧缩与增长，只是人为制造的对立。
《财经》：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欧元区及其各成员国即将公布一季度的GDP增速，无论具体数据如何，人们大体上有这样的共识，欧元区内部仍然严重分化。
韦龙：这要看具体从哪个方面说。就竞争力而言，我不确定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危机发生之前，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力就存在差距，而这次危机揭示了这种差距有多大。
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北欧与南欧正渐行渐远：南欧日益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境地，而北欧表现尚可。不过，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财经》：这种南北欧间的分化是否无法弥合？
韦龙：我们无法推断出分化演进的曲线，因为目前的局面非常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就增长和就业而言，目前南、北欧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差距，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认为，南、北欧未来的差距走向取决于未来数月或数年内欧洲作出的政策决策。
一场制度危机
《财经》：其实在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人们一度认为欧债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短短数周内风云突变，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韦龙：LTRO显然不足以成为欧元区危机的神奇解决方案，它只能为欧洲央行争取一点时间，让决策者们有空间调整决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及其框架搭建方面。
欧洲的问题不是外生的。纵观这场正在演进的危机，最初的震动确实来自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金融体系完美无缺。欧洲在银行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而LTRO虽然对银行资本有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项流动性政策，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要想成功解决欧元区危机，需要出台更多的举措。
《财经》：一方面，欧洲统一的货币需要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抱怨在过去两年中，欧洲所做的比过去20年都要多，到底是举措出台得不够多，还是举措不能见效？
韦龙：主要问题在于，欧洲这一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它没有将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补充进去。
这对欧元区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想要货币联盟可持续，他们必须加强或引入财政和银行联盟，而目前后两者要么尚不发达，要么完全缺位。而欧元区目前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财经》：在欧洲打造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是否有一个优先次序？
韦龙：我的直觉认为要先有货币联盟，然后是财政联盟，最后是银行联盟。这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观认知不同。我认为，比起让渡对银行的控制，一个主权国家更容易让渡对货币甚至是财政的控制权，后二者在政治上更容易。
《财经》：要打造这样一个三者结合的联盟，欧洲现在最欠缺的是政治意志吗？
韦龙：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欧洲存在着四重危机：一是债务危机，二是经济增长危机，三是银行体系的危机，第四个，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欧洲的制度危机。基本上，欧洲各机构未能出台处理上述问题所需的政策。
《财经》：是否有政治危机呢？
韦龙： 欧元区特有的问题，除了财政和经济元素外，有很强的结构性政治因素。但我不会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一场全欧洲层面上的制度危机。当然它有不同的维度，几个维度上的问题联系日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开来。
金融抑制与银行联盟
《财经》：人们正在试图搞清西班牙银行业“黑洞”的规模，欧洲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韦龙：不。追溯起来，至少自2008年以来，欧盟一直存在系统性的银行体系脆弱问题，这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财经》：那该如何解决银行业的危机呢？
韦龙：正如我刚才所说，欧元区危机的不同层面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与一两年前的看法不同，现在我认为，欧洲无法单独去解决银行业的危机，而不去理会主权债务危机，不去理会更高层面的制度失灵的问题。
所以，欧元区统一财政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或者至少是在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方向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在此前提下，才可以真正讨论如何解决银行业的问题。这是欧元区危机各层面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
《财经》：有人质疑对欧洲银行联盟的争论是对真正的财政约束问题的逃避。
韦龙：我认为，这个争论背后是欧元区可能选择的两个不同走向：要么金融抑制，要么实现银行联盟。在许多情况下，金融抑制表现为对储蓄者征收隐性或实际税收，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征税，以造福国家。但这通常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储户和借款人间进行资金分配的效果。目前的欧元区成员国就广泛采取了金融抑制手段。而如果存在 “银行联盟”来实行监管、形成银行业决议以及为储蓄保险，就不会出现金融抑制，或者至少不会到达现在的程度。
《财经》：现在我们是更倾向于沿着这两个方向的哪一个前进呢？
韦龙：当前欧元区各国正在沿着金融抑制的方向前进，而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银行业联盟，尽管大家嘴上都赞同要执行共同的政策。（当然也没有全都停留在口头上，欧洲银行管理局的成立可能是最重要的举措。但该管理局不够强大有力，不足以阻止金融抑制在单个成员国层面的出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一些政府在金融系统中使用自身权力——包括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利用国内金融体系实现自身特定利益，为减轻自身债务和进行融资运作服务。
《财经》：现在银行联盟似乎还很遥远，目前让人忧虑的是，欧债危机会随着欧洲各国的选举结果而改变轨迹。
韦龙：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
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
失业，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使欧洲的前行异常艰难，而希腊、西班牙、法国近来形势的变化，使稍事休整的欧债危机再度改道。
希腊的议会选举加大了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先是得票率获得前三的新民主党、左翼激进联盟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组阁努力均告失败，随后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与各党派进行了持续一天不成功的协商，最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因各方相互诋毁而告吹。各种政治乱象迫使希腊在6月重新进行议会选举。
重新选举背后的阴影是，按时间表，希腊需在6月30日前制定并通过110多亿欧元的2013年－2014年支出削减计划，以如期获得第二轮援助方案下的救助款项。如果议会重新选举中左翼政党上台，既定的欧债解决路线“紧缩财政、隔离希腊”就会受到挑战。一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三驾马车”决定割断希腊外援资金，希腊政府的资金将于7月初枯竭。如若希腊退出欧元区，恐慌效应会引发欧元区更大范围的震动。
政治不确定性也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在奥朗德高举反紧缩大旗赢得法国总统选举胜利后，抵制德国倡导的欧盟财政契约的浪潮蔓延开来。不过，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5月14日表示，欧盟不能根据法国等国的大选结果而修改严格的财政契约。
另一个风向标是西班牙。西班牙银行业由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过高，对日渐萎缩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也过高，其资产质量让人担忧。尽管西班牙已宣布大幅削减预算和巩固银行的新计划，但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成本依然在5月中旬飙升至今年最高水平，这表明了人们对经济萎缩和不良房地产贷款的担忧加剧。
早在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初期，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的政策研究就已经把矛头指向欧洲。作为同时在美国和欧洲的重要国际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和布鲁盖尔（Bruegel）工作的经济学家，韦龙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有独到而深入的观察。
对于依然在颠簸中滚动的欧元区危机，这位喜欢垂着头思考问题的法国前劳工部长顾问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他继而表示，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货币联盟存在设计缺陷，没有辅以有力的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这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而欧元区目前的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他认为，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
紧缩与增长的正反说
《财经》：虽然希腊从欧洲货币联盟中退出的可能性在不同的时间段被提及，但最近的变化是，欧央行的官员首次公开讨论了这一可能。这是不是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正变得更具体？
韦龙：希腊的政客们正在铤而走险，而欧元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现在也卷入其中。这个策略是否明智有待观察。如果希腊无序退出，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会是赢家。我看不到希腊有序退出的可能，所以只能希望令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协议最终达成，这对各方都有利。
《财经》：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背景是，该党呼吁废除作为纾困条件的紧缩计划，这表达了希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声。但是希腊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韦龙：紧缩是痛苦的过程，但是对希腊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可替代的解决之道。许多希腊政治家似乎在暗示，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内其实不必厉行紧缩，这一看法完全不现实。
《财经》：不只是希腊，在整个欧洲，紧缩政策的前景都在变得晦暗不明。以法国为例，社会党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他赞成实施“严肃的财政政策”，支持恢复公共账户平衡，但“反对长期实施紧缩”。
韦龙：奥朗德一直声称需要增长而非紧缩，但如果考虑到政策可能性，他的选择范围十分有限。法国没有刺激经济的空间。深究起来，紧缩与增长，只是人为制造的对立。
《财经》：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欧元区及其各成员国即将公布一季度的GDP增速，无论具体数据如何，人们大体上有这样的共识，欧元区内部仍然严重分化。
韦龙：这要看具体从哪个方面说。就竞争力而言，我不确定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危机发生之前，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力就存在差距，而这次危机揭示了这种差距有多大。
就经济增长而言，现在北欧与南欧正渐行渐远：南欧日益陷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境地，而北欧表现尚可。不过，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
《财经》：这种南北欧间的分化是否无法弥合？
韦龙：我们无法推断出分化演进的曲线，因为目前的局面非常不稳定，也不可持续。就增长和就业而言，目前南、北欧在经济效益方面存在差距，但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认为，南、北欧未来的差距走向取决于未来数月或数年内欧洲作出的政策决策。
一场制度危机
《财经》：其实在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后，人们一度认为欧债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短短数周内风云突变，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韦龙：LTRO显然不足以成为欧元区危机的神奇解决方案，它只能为欧洲央行争取一点时间，让决策者们有空间调整决策，尤其是在财政政策及其框架搭建方面。
欧洲的问题不是外生的。纵观这场正在演进的危机，最初的震动确实来自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金融体系完美无缺。欧洲在银行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而LTRO虽然对银行资本有影响，但它主要还是一项流动性政策，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要想成功解决欧元区危机，需要出台更多的举措。
《财经》：一方面，欧洲统一的货币需要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抱怨在过去两年中，欧洲所做的比过去20年都要多，到底是举措出台得不够多，还是举措不能见效？
韦龙：主要问题在于，欧洲这一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使得它不够强大、不可持续，它没有将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补充进去。
这对欧元区的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想要货币联盟可持续，他们必须加强或引入财政和银行联盟，而目前后两者要么尚不发达，要么完全缺位。而欧元区目前的政治一体化程度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财经》：在欧洲打造财政联盟和银行联盟，是否有一个优先次序？
韦龙：我的直觉认为要先有货币联盟，然后是财政联盟，最后是银行联盟。这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观认知不同。我认为，比起让渡对银行的控制，一个主权国家更容易让渡对货币甚至是财政的控制权，后二者在政治上更容易。
《财经》：要打造这样一个三者结合的联盟，欧洲现在最欠缺的是政治意志吗？
韦龙：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欧洲存在着四重危机：一是债务危机，二是经济增长危机，三是银行体系的危机，第四个，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欧洲的制度危机。基本上，欧洲各机构未能出台处理上述问题所需的政策。
《财经》：是否有政治危机呢？
韦龙： 欧元区特有的问题，除了财政和经济元素外，有很强的结构性政治因素。但我不会说这是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一场全欧洲层面上的制度危机。当然它有不同的维度，几个维度上的问题联系日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开来。
金融抑制与银行联盟
《财经》：人们正在试图搞清西班牙银行业“黑洞”的规模，欧洲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出乎你的意料？
韦龙：不。追溯起来，至少自2008年以来，欧盟一直存在系统性的银行体系脆弱问题，这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财经》：那该如何解决银行业的危机呢？
韦龙：正如我刚才所说，欧元区危机的不同层面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与一两年前的看法不同，现在我认为，欧洲无法单独去解决银行业的危机，而不去理会主权债务危机，不去理会更高层面的制度失灵的问题。
所以，欧元区统一财政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或者至少是在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方向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在此前提下，才可以真正讨论如何解决银行业的问题。这是欧元区危机各层面相互依存的一个例子。
《财经》：有人质疑对欧洲银行联盟的争论是对真正的财政约束问题的逃避。
韦龙：我认为，这个争论背后是欧元区可能选择的两个不同走向：要么金融抑制，要么实现银行联盟。在许多情况下，金融抑制表现为对储蓄者征收隐性或实际税收，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征税，以造福国家。但这通常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储户和借款人间进行资金分配的效果。目前的欧元区成员国就广泛采取了金融抑制手段。而如果存在 “银行联盟”来实行监管、形成银行业决议以及为储蓄保险，就不会出现金融抑制，或者至少不会到达现在的程度。
《财经》：现在我们是更倾向于沿着这两个方向的哪一个前进呢？
韦龙：当前欧元区各国正在沿着金融抑制的方向前进，而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银行业联盟，尽管大家嘴上都赞同要执行共同的政策。（当然也没有全都停留在口头上，欧洲银行管理局的成立可能是最重要的举措。但该管理局不够强大有力，不足以阻止金融抑制在单个成员国层面的出现，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一些政府在金融系统中使用自身权力——包括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利用国内金融体系实现自身特定利益，为减轻自身债务和进行融资运作服务。
《财经》：现在银行联盟似乎还很遥远，目前让人忧虑的是，欧债危机会随着欧洲各国的选举结果而改变轨迹。
韦龙：政治决策是决定欧洲危机走向最重要的因素。
这场危机将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各国有不同的选举时间表，而且要想使各国公共舆论达成一些政治共识，继而使各国达成政治共识，也都需要时间，这是政治的本性。公共舆论不会很快地改变立场。欧盟的民主决策框架，又决定了选举和公共舆论同等重要。公共舆论约束着决策制定，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也就解释了欧盟的决策过程，为何如此缓慢和低效，令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