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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叫单永魁，是一位普通的民间艺人。他说过书、弹过三弦，没读过书，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生于宣统元年，卒于1972年。他去世已经36年了。可以这样说，每当佳节或是清明，旁人祭扫坟墓、祭奠亲人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老人家。我自己做了个总结，我是世上最不孝顺的人——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眼前，母亲亡故的时候我也不在眼前，最爱我的祖母死的时候我依然没在眼前！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可是，这三位最疼爱我的亲人，都没受到我的孝敬和侍奉，尤其是我的父亲。
实话跟您说，我并非是个不孝之子，的确有客观原因。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正被遣送到辽宁台安县农村，接受监督和改造，属于“四类分子”，没有半点人身自由。1972年春天，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王成文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我继母寄来的。当时，我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就把电报放在怀里。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王成文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父病危，速回！”还是继母拍给我的。这次我有点发蒙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电报是“病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见，他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说：“老单，你是啥身份，你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喊冤诉屈，让你的老婆回城上访，明白不？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回去干活儿吧！”
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他们也不能准我的假，说也白说，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仅是摇摇头而已。在那个时候，谁敢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成文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掉下了眼泪，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姓王的老乡认识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啊，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于是，我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没办法，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去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音容笑貌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两条腿一个劲的打颤，双手不住的发抖，眼泪打湿了前襟。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大伙儿看着我难过的样子，也不敢说句安慰的话。
几分钟之后，通讯员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暗想，莫非他们同意了，准了我的假？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一阵风到了大队部。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回家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得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飞快地跑回到家里，跟我老伴说了。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了几个钱，又拿了两件衣服，我带着儿子老铁，迅速赶到十八里外的台安县城，迅速登上开往鞍山的客车。两年多我没见到鞍山了，感慨颇多，对于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第二天凌晨回到沈阳父亲家里。天似亮似不亮，我就“咚咚”砸门，把屋里的继母吓了一跳，她开门沉着脸把我们爷俩让进屋去。
我往炕上一看，胞妹林华也在这里。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地说：“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啥也指不上呢？继母小声地嘟囔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我心如刀绞，她们责怪我不是不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啊！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喊着：“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
听说，父亲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八厂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到南塔火葬厂火化。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啊，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于是，我拉上二妹妹和儿子，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码找到了我父亲的骨灰盒。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我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赶到休息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就是个逆子，可是你知道吗？你儿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啊！”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
我叫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她问我：“你想把骨灰盒放哪？”我说：“我是儿子，我带走！”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又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这儿，我害怕！”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村里规定的期限绝不能误。打那之后，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
1976年，我带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三姨娘的家里。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得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啊！快点儿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我哀求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你也清楚，你说这骨灰盒，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没合法手续，想把他老人家安葬也不可能。您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非常空旷，在陵寝的后面人烟稀少，地面又大，树木又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辆自行车，和堂弟拿了锹镐、带着骨灰盒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可我又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了。我们在陵寝的后头选了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就好象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上深深埋在地下。我对堂弟说：“你帮我记得点，就是这棵树下。将来我一旦过好了，还要回来把骨灰盒起走。”
光阴似剑，一晃几年过去了。1978年，党中央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我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鞍山市曲艺团。一切安顿了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的骨灰，便托朋友帮我找到了一块墓地。随后，我又请了假去沈阳——起父亲的骨灰盒。
到了北陵后面，我傻眼了。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这里的变化居然如此巨大：小树变成了大树，当年那棵有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年，我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朋友对我说：“老单，别找了，老人家能在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儿，也是他老的福分啊。”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至今，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如今，我身在北京，每到年节、看别人祭拜先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也只好遥望北陵，默默祭拜吧。
实话跟您说，我并非是个不孝之子，的确有客观原因。在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正被遣送到辽宁台安县农村，接受监督和改造，属于“四类分子”，没有半点人身自由。1972年春天，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王成文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我继母寄来的。当时，我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就把电报放在怀里。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王成文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父病危，速回！”还是继母拍给我的。这次我有点发蒙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电报是“病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见，他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说：“老单，你是啥身份，你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喊冤诉屈，让你的老婆回城上访，明白不？这就是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回去干活儿吧！”
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他们也不能准我的假，说也白说，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仅是摇摇头而已。在那个时候，谁敢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成文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掉下了眼泪，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姓王的老乡认识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啊，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于是，我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没办法，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去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音容笑貌全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两条腿一个劲的打颤，双手不住的发抖，眼泪打湿了前襟。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大伙儿看着我难过的样子，也不敢说句安慰的话。
几分钟之后，通讯员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暗想，莫非他们同意了，准了我的假？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一阵风到了大队部。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回家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得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飞快地跑回到家里，跟我老伴说了。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了几个钱，又拿了两件衣服，我带着儿子老铁，迅速赶到十八里外的台安县城，迅速登上开往鞍山的客车。两年多我没见到鞍山了，感慨颇多，对于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第二天凌晨回到沈阳父亲家里。天似亮似不亮，我就“咚咚”砸门，把屋里的继母吓了一跳，她开门沉着脸把我们爷俩让进屋去。
我往炕上一看，胞妹林华也在这里。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地说：“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啥也指不上呢？继母小声地嘟囔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我心如刀绞，她们责怪我不是不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啊！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喊着：“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
听说，父亲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八厂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到南塔火葬厂火化。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啊，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于是，我拉上二妹妹和儿子，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码找到了我父亲的骨灰盒。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我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赶到休息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就是个逆子，可是你知道吗？你儿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啊！”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
我叫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她问我：“你想把骨灰盒放哪？”我说：“我是儿子，我带走！”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又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这儿，我害怕！”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村里规定的期限绝不能误。打那之后，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
1976年，我带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三姨娘的家里。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得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啊！快点儿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我哀求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你也清楚，你说这骨灰盒，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没合法手续，想把他老人家安葬也不可能。您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非常空旷，在陵寝的后面人烟稀少，地面又大，树木又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辆自行车，和堂弟拿了锹镐、带着骨灰盒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可我又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了。我们在陵寝的后头选了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就好象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上深深埋在地下。我对堂弟说：“你帮我记得点，就是这棵树下。将来我一旦过好了，还要回来把骨灰盒起走。”
光阴似剑，一晃几年过去了。1978年，党中央落实政策，拨乱反正，我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鞍山市曲艺团。一切安顿了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的骨灰，便托朋友帮我找到了一块墓地。随后，我又请了假去沈阳——起父亲的骨灰盒。
到了北陵后面，我傻眼了。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这里的变化居然如此巨大：小树变成了大树，当年那棵有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年，我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朋友对我说：“老单，别找了，老人家能在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儿，也是他老的福分啊。”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至今，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如今，我身在北京，每到年节、看别人祭拜先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也只好遥望北陵，默默祭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