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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村，是西山下一个普通村庄。这里正在进行一项拆迁和回迁的大工程，是北京市新农村改造建设的试点村落，总工程覆盖了40万平方米。在快速的城市发展中，门头村如同每个正在建设的工地一样。
不一样的是，著名媒体人杨浪从2013年9月开始，对这片工地开展了一年的观察。他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拆迁、建筑工人入驻、打地基、做防水、铺设管线、搭脚手架、封顶建成，直到住户看房的整个过程。记录展《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的100张照片，是从2000多张照片中选出，被置放在80×40×20厘米的“透明砖”中，象征着将工人的汗水“封存”。
第一张照片，杨浪拍得很偶然。工地和他的家隔着一个五环路。每天晚上杨浪都会去香山脚下遛弯，有天突发奇想“不如去五环路里面溜达一下”。那时工程刚开始挖基础，打基坑，二十多部老吊车围在一个深达十多米的坑旁。杨浪正好手边有部新手机，于是“咔嚓”一生拍下了记录展的第一张照片。
杨浪身为摄影家协会的委员，他经常撰写摄影评论，在纪实摄影方面他就写过文章，“面对北京城这么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变化，很多摄影人怀着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去拍各种各样题材的胡同，可那条胡同是如何消失、今天又是什么样子了呢？这就是我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做的事情：记录同一空间点上时间延续后的变化，它记录‘物’，也想表达这个微型沧海桑田变化中被缺失的‘动词’，那当然是‘人’”。
这一年下来，杨浪拍摄了8个文件夹，这些文件夹中，第一部分是整个工程的过程，第二是拍工人，后来跟工人熟了，照片中的人都是笑眯眯对着杨浪。第三是拍工人的生活，需要进到宿舍里、食堂里，工地附近的小卖铺和废品收费站，进入“工地生态圈”。第四个方面是拍具体的工人的生活：有一个工人手臂上的刺青是一个“爱”字；同一间宿舍里住着5对夫妇，虽然尴尬却也其乐融融；工人们在宿舍喝酒、侃大山……
一开始，工人们对陌生人的闯入是戒备的，以为来检查施工安全的。一见他就赶忙戴上安全帽。后来发现这个人老来，就问：“你是干嘛的？”杨浪把手机里的照片给他们看：“有人拍大款，有人拍明星，我来拍你们工人。”当工人们看到手机里的照片都是自己熟人，哈哈大笑，“距离瞬间就近了”。为了深入现场拍摄，杨浪自购一顶安全帽，戴着它在工地钻来钻去。后来他和工人都成为好朋友，互加微信，有时候聊聊天，说说近况。
每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在一张照片中，是个穿着工作服的40岁的甘肃汉子、工地保安员宋亚军，翘着二郎腿坐在宿舍破旧的沙发上吹笛子，神情悠然。杨浪管他叫“小安”，小安有初中文化，在工地算个文化人。展览现场他也来了，展后小宋得到了一块小型的“透明砖”作纪念，里面嵌着自己吹笛的照片。杨浪告诉记者“小安回到工地特别轰动，工人们都觉得这里出个大明星呢”。
“小安已经回到老家了，微信里他说已经不干工地的活儿了，现在他在学车本，打算之后攒钱跑货运，挣钱更多”。说到这里杨浪感慨道“他们永远都为了生活奔波。在城市的变化中，这些人是看得见摸得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100多年前老北京的照片很珍贵，但是就像我说门头村的这些照片，再过100年以后它一定比今天的更具有价值。”
自述：
手机不光是拍摄的工具，更是交流的工具。传统的摄影是在报纸杂志的发表，办展览再出画册，传统摄影只有这三种传播方式。但自从手机出现之后，摄影出现了第四种传播方式，就是利用这些通讯工具。无论是微信还是微博，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像越来越优于文字起到传播作用。
传统的照片是浅交流，读者看完照片后的感受很难和摄影家直接交流。而手机摄影的重要意义就是传播。读者也可以在微信上看到我的照片，我突然间看到你的某张照片很漂亮，我可以给你点个赞。创新和创造的基础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把整个工作方式、传播方式都变了，所以手机摄影对摄影的意义也是这样。
我的手机摄影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地平线摄影，就是把手机直接放到地面上来拍，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传统的照相机，即使你趴在地上拍也至少离地面25公分。而手机放在地上拍可以出现一个人类没有的视角。（实习生王琳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现场：
记者到达顺义某工地的时候，策展人陈小波、艺术总监孔宁正在指挥大卡车走位，为即将开始的记录展《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做最后的准备。
在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循环播放中，24名工人“全副武装”地身着工作服和头盔，排队从一辆卡车上接过100块“透明砖”。建筑工人每个人搬着一块透明砖，里面各种照片。这些照片有工人、工人家属、工地照片，参观者很容易从中看到一座楼盘拔起的过程。没有人指导，工人本能地在凹凸不平的工地地面上垒成了城墙的模样。“透明砖墙”在身后工地的钢筋、脚手架的衬托下，充满粗粝的美感。孔宁用扩音器大声介绍着每个工人的名字、工种和家乡。他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家。
布展过程中，现场还架起了简易餐桌，摆上几大盘包子、馒头和小米粥，让前来观展的“城里人”感受一下“ 工地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