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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现象、新事物、新思想、新潮流、新政策的不断涌现，很多汉语新词也迅速流行起来。它们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不仅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增进了人们的交流，而且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时发展。所以，汉语新词已成为语言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对其英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备受关注。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汉语新词的英译问题。结合一些具体译例，分析说明如何从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的“三维”层面真正使译文达到最高“整合适应选择度”。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汉语新词 整合适应选择度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学者们纷纷从词汇学、跨文化、认知语言学、目的论、功能对等论、互文论、语言接触理论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汉语新词的英译问题，但在翻译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译法。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探索。
到目前为止，生态翻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际上，Edwin Gentzler（USA）、Kirsten Malmkjear（UK）、Marry Snell-Homby（Austria）、Douglas Robinson（Hong Kong）等已经开始进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国内关于生态翻译学的专题著作和相关文集也不少。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方面，有关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型研究多于理论型研究。在实证研究中，虽然已有学者从实用文本、高校简介、网络流行语、新闻标题、新闻文本、公示语翻译等方面阐述和印证了生态翻译学的解释力和操作性，但以汉语新词英译为研究对象的则相对较少。本文将汉语新词及其英译作为研究语料，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如何真正使译文达到最高““整合适应选择度”。
二、生态翻译学简述
生态翻译学肇始于中国，起步于2001年，全面展开于2009年，如今已走过了十二年历程。它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以“自然选择”原理为基石，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全球因素和中国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和“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是其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具体包括：（1）生态范式；（2）关联序链；（3）生态理性；（4）译有所为；（5）翻译生态环境；（6）译者中心；（7）适应/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等。
在这些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中，“三维”转换主要发生在翻译操作层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评判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所以，本文将主要围绕“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研究汉语新词的英译问题。
三、新词的定义和特点
纽马克（Newmark）认为新词语可以指新创造的词语或产生新义的旧词。邢福义将““新词语”定义为“既包括采用新语表形式的词语，也包括增加了新义项的词语。”
虽然目前对新词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本文认为新词的特点可归纳为新颖性、流行性、时代性、创造性和简略性。例如，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2），2011年汉语十大新词语是：伤不起、起云剂、虎妈、政务微博、北京精神、走转改、微电影、加名税、淘宝体、云电视。其中，“起云剂”源于2011年5月23日台湾公布的不法厂商昱伸公司和宾汉公司在起云剂中添加塑化剂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虎妈”让人联想到蔡美儿、蔡美儿的著作《虎妈战歌》以及这本书中描述的严厉的教育方式。“北京精神”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于2011年11月2日公布的城市精神，其内容为“暖国、创新、包容、厚德”。“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微电影”发源于中国，特指微时代——网络时代的电影形式（维基百科1）。“淘宝体”是一种亲切、可爱的说话方式，最早在淘宝网上使用，后来逐渐在网上流行起来，如淘宝体录取通知，淘宝体通缉令和淘宝体招聘公告等。这类词语可能早期鲜为人知，在一定时间内也尚未被主流语言所接受，但很快被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新词的“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通常与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群体、特定事件有直接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
四、汉语新词英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铎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现以“蚁族”的译文“antizen”为例。“蚁族”是指“80后”一个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百度百科1）。他们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他们没钱租房子，更没钱买房子，只能住在集体宿舍。该译文注意到了汉英在语言表达层面上的不同特色，抓住了目的语的音、形、意等诸多特征，利用了目的语与源语的某种契合，在英语造词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属于“整合适应选择度”比较高的译文。
虽然以上例子着重是从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进行的分析，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三维”中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是一个整体翻译过程的三个层面，它们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然，翻译过程中的转换不限于此“三维”，但此“三维”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当我们为了便于描述而强调某一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他维没有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有时又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语言维的转换，同样也适用于文化维的转换和交际维的转换以及其他适应性选择的情况。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铎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以“蜗居”的英译为例，《中国翻译》在2011年01期提供了译文“snail dwelling”和“snail house”。“蜗居”有四种含义（百度百科2）：（1）比喻窄小的住所。常用作谦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2）伏处；潜居。（3）指家境较好的大学生整日缩在宿舍里看书、玩电脑，甚至不愿去食堂打饭的一类人。（4）是指在现代高速的生活节奏下，男女虽然结婚，但是因为高房价没有地方居住的处境。首先，从文化转换的层面来看，译文只译出了百度百科中给出的部分意思，进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时没有适应源语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其次，单从语言转换的层面来看，译文虽然可以说已经忠实地再现了该词，但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空缺，这种简单的直译势必影响到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导致他们从目的语的文化观出发曲解原文，难以引起他们的适当反应，最终造成交际中的障碍。
王佐良很早就提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在《翻译的文化功能》（Cultural Functions ofTranslation）一书中，克里斯蒂娜·夏夫纳（ChritinaSch-ffiaer）和柯利，霍姆斯（Kelly，Holies）更进一步认为，翻译是“文化跨越过程”，是“构筑文化特征和文化定位的重要方式。”所以，“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在翻译过程中要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例如对于“裸婚”，《中国翻译》在2011年01期给出的译文是“simplistic marriage”和“bare-handed marriage”。关于“裸婚”中的“裸”，它的意思有“露出；没有遮盖”，英文对应表述为“bare；naked；exposedo”如今“裸”字还有了“没有装饰、外物或附加条件”等新含义，如“裸检”、“裸身”、“裸考”等。在西方，“裸婚”可以指不穿衣服的裸体婚礼（nude wedding），但在中国却被网民们赋予了新的含义。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流行“裸”文化，例如“裸博”、“裸捐”、“裸官”等。在经济基础不佳的“80后”白领们中间也开始流行一种最新潮的结婚方式。它既可以指只领结婚证，不办婚礼，不摆婚宴，不拍婚纱照，不度蜜月，不买房，不买车，不买婚戒的全裸婚，也可以指没房没车，但有钻戒，度蜜月，以及简单酒席操办的半裸婚（百度百科3）。从两种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出，“simplisticmarriage”关注了源语文化内涵的传递，突出了这种结婚方式简朴的本质特点，适应性地传达了交际意图，较好地实现了原文的交际功能，达到了真正有效的沟通。而“bare-handed marriage”没有充分重视这种适应性的选择处理，尽管将“裸”的含义忠实地翻译了出来，但显得较为生硬，其交际效果可能不如前者。
翻译活动是一种交际活动。所以，如果译文不能起到类似原文的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读者看懂和理解，那么这种译文可以说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格的。
（四）以文化维为主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虽然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可以分析以上译文，但作为一个整体翻译过程的三个层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译者不仅要从语言维、文化维层面去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及文化内涵，还要从交际维层面正确领会源语作者的主观动机或意图，考虑到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进行“三维”转换，才能获得“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如果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无法达到最高“整合适应选择度”，可以在尽量兼顾语言维和交际维的同时，侧重于文化维层面。因为翻译本身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文化在翻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语言转换要求“翻译者必须掌握两种语言，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孙致礼也曾指出，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因此，翻译是语言转换，但更确切地说是文化转换。
其次，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重点要传达的是社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目的关键在于一个“跨”字。跨不出去，自然谈不上交际。”所以，翻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了接触和碰撞，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有所了解，源语文化也可以借鉴和吸收目的语文化里的养分，从而让彼此的语言文化都更加丰富多彩。
现以“给力”一词为例。它一般指有帮助、有作用、给面子；给予力量、给劲、带劲（维基百科2和百度百科4）。2010年世界杯期间，“给力”开始成为中国流行网络语，现已收录于《新华词典（第六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给力”言简意赅、传神，充分说明了人们很强的创新意识，反映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给力”可以说是利用借词法（borrowing）和新创法（invention）将汉语中特有的词汇借用或新创的一个词语。其译文“gelivable”中的“geli”来源于汉语拼音“gei li”。从语言维的层面上看，“gelivable”既体现了民族语言的风格，是典型的中式英语，又可以称得上是“中西合璧”。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维的层面上看，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译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从交际维的层面上看，译文用的不是地道的译入语，刚开始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在普通网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无法接受，造成了一定的交际障碍。尽管如此，译文还是因其简单、方便、快捷，便于网络上的交流和使用而被《中国翻译》2011年01期作为“给力”的英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足以证明官方和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逐渐认可和接受它，实现了较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五、结语
本文尝试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下的“三维”翻译法解释汉语新词英译中的一些具体现象，丰富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研究。虽然文中侧重强调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但是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却是多方面的，需要适应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适应和“三维”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品。与此同时，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所以，本文认为，多维度适应性转换可以侧重文化维。在此前提下，适应转换的维度越多，选择的适应性越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才有可能相对地越高。
责任编辑：林静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汉语新词 整合适应选择度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学者们纷纷从词汇学、跨文化、认知语言学、目的论、功能对等论、互文论、语言接触理论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汉语新词的英译问题，但在翻译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译法。对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探索。
到目前为止，生态翻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国际上，Edwin Gentzler（USA）、Kirsten Malmkjear（UK）、Marry Snell-Homby（Austria）、Douglas Robinson（Hong Kong）等已经开始进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国内关于生态翻译学的专题著作和相关文集也不少。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方面，有关生态翻译学的应用型研究多于理论型研究。在实证研究中，虽然已有学者从实用文本、高校简介、网络流行语、新闻标题、新闻文本、公示语翻译等方面阐述和印证了生态翻译学的解释力和操作性，但以汉语新词英译为研究对象的则相对较少。本文将汉语新词及其英译作为研究语料，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如何真正使译文达到最高““整合适应选择度”。
二、生态翻译学简述
生态翻译学肇始于中国，起步于2001年，全面展开于2009年，如今已走过了十二年历程。它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以“自然选择”原理为基石，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全球因素和中国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和“论/学一体，”的同源贯通是其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具体包括：（1）生态范式；（2）关联序链；（3）生态理性；（4）译有所为；（5）翻译生态环境；（6）译者中心；（7）适应/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等。
在这些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中，“三维”转换主要发生在翻译操作层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评判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维”转换。所以，本文将主要围绕“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研究汉语新词的英译问题。
三、新词的定义和特点
纽马克（Newmark）认为新词语可以指新创造的词语或产生新义的旧词。邢福义将““新词语”定义为“既包括采用新语表形式的词语，也包括增加了新义项的词语。”
虽然目前对新词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本文认为新词的特点可归纳为新颖性、流行性、时代性、创造性和简略性。例如，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2），2011年汉语十大新词语是：伤不起、起云剂、虎妈、政务微博、北京精神、走转改、微电影、加名税、淘宝体、云电视。其中，“起云剂”源于2011年5月23日台湾公布的不法厂商昱伸公司和宾汉公司在起云剂中添加塑化剂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虎妈”让人联想到蔡美儿、蔡美儿的著作《虎妈战歌》以及这本书中描述的严厉的教育方式。“北京精神”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于2011年11月2日公布的城市精神，其内容为“暖国、创新、包容、厚德”。“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微电影”发源于中国，特指微时代——网络时代的电影形式（维基百科1）。“淘宝体”是一种亲切、可爱的说话方式，最早在淘宝网上使用，后来逐渐在网上流行起来，如淘宝体录取通知，淘宝体通缉令和淘宝体招聘公告等。这类词语可能早期鲜为人知，在一定时间内也尚未被主流语言所接受，但很快被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新词的“新”是一个相对概念，它通常与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群体、特定事件有直接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
四、汉语新词英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铎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现以“蚁族”的译文“antizen”为例。“蚁族”是指“80后”一个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百度百科1）。他们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他们没钱租房子，更没钱买房子，只能住在集体宿舍。该译文注意到了汉英在语言表达层面上的不同特色，抓住了目的语的音、形、意等诸多特征，利用了目的语与源语的某种契合，在英语造词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属于“整合适应选择度”比较高的译文。
虽然以上例子着重是从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进行的分析，但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三维”中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是一个整体翻译过程的三个层面，它们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然，翻译过程中的转换不限于此“三维”，但此“三维”应该是最主要的。所以，当我们为了便于描述而强调某一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他维没有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联互动，有时又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语言维的转换，同样也适用于文化维的转换和交际维的转换以及其他适应性选择的情况。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铎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
以“蜗居”的英译为例，《中国翻译》在2011年01期提供了译文“snail dwelling”和“snail house”。“蜗居”有四种含义（百度百科2）：（1）比喻窄小的住所。常用作谦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2）伏处；潜居。（3）指家境较好的大学生整日缩在宿舍里看书、玩电脑，甚至不愿去食堂打饭的一类人。（4）是指在现代高速的生活节奏下，男女虽然结婚，但是因为高房价没有地方居住的处境。首先，从文化转换的层面来看，译文只译出了百度百科中给出的部分意思，进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时没有适应源语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其次，单从语言转换的层面来看，译文虽然可以说已经忠实地再现了该词，但考虑到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空缺，这种简单的直译势必影响到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导致他们从目的语的文化观出发曲解原文，难以引起他们的适当反应，最终造成交际中的障碍。
王佐良很早就提出，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在《翻译的文化功能》（Cultural Functions ofTranslation）一书中，克里斯蒂娜·夏夫纳（ChritinaSch-ffiaer）和柯利，霍姆斯（Kelly，Holies）更进一步认为，翻译是“文化跨越过程”，是“构筑文化特征和文化定位的重要方式。”所以，“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在翻译过程中要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例如对于“裸婚”，《中国翻译》在2011年01期给出的译文是“simplistic marriage”和“bare-handed marriage”。关于“裸婚”中的“裸”，它的意思有“露出；没有遮盖”，英文对应表述为“bare；naked；exposedo”如今“裸”字还有了“没有装饰、外物或附加条件”等新含义，如“裸检”、“裸身”、“裸考”等。在西方，“裸婚”可以指不穿衣服的裸体婚礼（nude wedding），但在中国却被网民们赋予了新的含义。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流行“裸”文化，例如“裸博”、“裸捐”、“裸官”等。在经济基础不佳的“80后”白领们中间也开始流行一种最新潮的结婚方式。它既可以指只领结婚证，不办婚礼，不摆婚宴，不拍婚纱照，不度蜜月，不买房，不买车，不买婚戒的全裸婚，也可以指没房没车，但有钻戒，度蜜月，以及简单酒席操办的半裸婚（百度百科3）。从两种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出，“simplisticmarriage”关注了源语文化内涵的传递，突出了这种结婚方式简朴的本质特点，适应性地传达了交际意图，较好地实现了原文的交际功能，达到了真正有效的沟通。而“bare-handed marriage”没有充分重视这种适应性的选择处理，尽管将“裸”的含义忠实地翻译了出来，但显得较为生硬，其交际效果可能不如前者。
翻译活动是一种交际活动。所以，如果译文不能起到类似原文的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读者看懂和理解，那么这种译文可以说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不合格的。
（四）以文化维为主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虽然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可以分析以上译文，但作为一个整体翻译过程的三个层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译者不仅要从语言维、文化维层面去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及文化内涵，还要从交际维层面正确领会源语作者的主观动机或意图，考虑到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进行“三维”转换，才能获得“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如果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时，无法达到最高“整合适应选择度”，可以在尽量兼顾语言维和交际维的同时，侧重于文化维层面。因为翻译本身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文化在翻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语言转换要求“翻译者必须掌握两种语言，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孙致礼也曾指出，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因此，翻译是语言转换，但更确切地说是文化转换。
其次，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重点要传达的是社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目的关键在于一个“跨”字。跨不出去，自然谈不上交际。”所以，翻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了接触和碰撞，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有所了解，源语文化也可以借鉴和吸收目的语文化里的养分，从而让彼此的语言文化都更加丰富多彩。
现以“给力”一词为例。它一般指有帮助、有作用、给面子；给予力量、给劲、带劲（维基百科2和百度百科4）。2010年世界杯期间，“给力”开始成为中国流行网络语，现已收录于《新华词典（第六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给力”言简意赅、传神，充分说明了人们很强的创新意识，反映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给力”可以说是利用借词法（borrowing）和新创法（invention）将汉语中特有的词汇借用或新创的一个词语。其译文“gelivable”中的“geli”来源于汉语拼音“gei li”。从语言维的层面上看，“gelivable”既体现了民族语言的风格，是典型的中式英语，又可以称得上是“中西合璧”。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维的层面上看，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译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从交际维的层面上看，译文用的不是地道的译入语，刚开始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在普通网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无法接受，造成了一定的交际障碍。尽管如此，译文还是因其简单、方便、快捷，便于网络上的交流和使用而被《中国翻译》2011年01期作为“给力”的英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足以证明官方和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逐渐认可和接受它，实现了较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五、结语
本文尝试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下的“三维”翻译法解释汉语新词英译中的一些具体现象，丰富了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研究。虽然文中侧重强调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但是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选择却是多方面的，需要适应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适应和“三维”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品。与此同时，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所以，本文认为，多维度适应性转换可以侧重文化维。在此前提下，适应转换的维度越多，选择的适应性越高，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才有可能相对地越高。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