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1日早晨9点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记者见到了准时出现的院长王振耀。办公室内空间狭小、布置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和座椅及一个小沙发，让记者一时找不到可以坐下来进行面对面采访的地方。
“咱们还是到外面聊吧，外面宽敞些。”王振耀很随和地带记者来到有桌椅的会客室，工作人员提醒9点半还有会议要开。在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草案）通过并引起社会热议的一段时间里，王振耀的日程排得非常密集。作为慈善法立法过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本人已经参加了无数的会议研讨并接受了众多媒体的采访。然而，再次提到慈善法，王振耀依然打开了话匣子，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慈善法出台是中国公共伦理一大转型
“现在的慈善法，必然是规范公共伦理的基本法之一。该法的目的是促进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立法的目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公众的行为。”
《WTO经济导刊》：历经十年终于出台的慈善法引起了社会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您一直行走在慈善前沿，也深度参与了立法，那么您怎么评价慈善法的出台？
王振耀：我对慈善法出台的评价意义很高，我认为这是中国公共伦理的一大转型。过去行善都是发自内心就行，而现在是要依法行善，这是非常重大的公共观念的转变，现在民众还不太适应。过去的观念是《水浒传》里的“替天行道”，全社会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这样做慈善就比较乱。整个中国社会从此以后做好事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所以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大的观念转变。
《WTO经济导刊》：一部法律酝酿了十年，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的时间？
王振耀：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个民族要学习。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学习了三十年，对于慈善，我们也一直处于学习的过程。
第二，政府也需要一个摸索经验的过程。行政部门主导社会性的法律制订其实很难，可能要牵扯到上百个部委、办、局，这样征求完意见有一个部门不同意协调起来就难了，肯定有很多不同意见，这就需要时间。
《WTO经济导刊》：的确是不容易，但慈善法在公布之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各方的意见？
王振耀：我认为有不同的意见总体上来说是好事，有讨论说明社会参与度很高。但是广泛的讨论中有些人仍然沿用一些老的思维方法，认为这与政府的其他法一样，没有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社会进步启程了。另外，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法律的实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部法律划了大的框架，有许多细节还需要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进行对话。所以不同的意见恰恰是一种进步，并且我希望把不同的意见化为一种机制来促进立法的进步。
《WTO经济导刊》：我们都知道，在慈善法的立法过程中，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今再回头来看这个过程，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振耀：通过慈善法的立法，我的感悟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很好的民族，千万不要再说中国人素质低，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就说道德沦丧。我认为千万不要对中国社会过于悲观，中国社会的善、政府的善在慈善立法过程中都展现出来了。
另外，通过讨论把社会的“善”的要素呼唤出来，并且通过“善”的方法解决各类矛盾，是在和风细雨而不是在对抗中解决的。这次立法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体制中规范“善”的，高层关注、专家和社会各领域都参与进来，公开透明。这既是一部慈善法，也是一部善治进步的记录。
“大慈善”时代到来
王振耀认为，如果慈善界能和政府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这将成为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理解“依法行善”的概念，这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时代。
《WTO经济导刊》：在慈善法立法的十年中，中国慈善领域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王振耀：这十年慈善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两个标准：
首先，在捐款方面：2005年，当时我还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时，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提出，到2010年全国年捐款总额达到500亿的目标，许多人认为我在开玩笑。因为当时，全国年捐款总额不到100亿。2008年以后基本维持在一千亿上下。在地域上，北京捐款数额持续引领全国，接着是江苏、浙江、上海、广东。
另外，2008年是中国的一个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几百万志愿者到灾区，全社会出动，连乞丐都捐款了，展示出一个民族的大爱。特别是“80后”冲到第一线，我在现场特别感动。之后玉树地震、去年尼泊尔地震，都是民间救灾上去，这不得了。
《WTO经济导刊》：那么慈善法出台后，对公益慈善行业及整个社会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振耀：我认为对行业来说有四个方面大的变化：
第一，“大慈善”来临。“大慈善”意味着教科文卫一体，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终于打通了，中国从此不会再争论公益与慈善的概念，这意味着今后公益事业的发展就注入了很多慈善的要素，整个民间社会的力量可以和公益事业对接了，政府事务和民间力量在慈善的平台上汇合了，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性变革。
第二，“慈善服务”这一章出来意味着慈善和社会服务打通了，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出来了。过去很多人认为慈善就是捐款，而现在发现慈善需要专业化的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教育等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打通，第三产业打通就意味着可以产生GDP，慈善产业化了。这样将来的慈善就能和国际标准看齐。
第三，慈善信托发展，金融杠杆进入慈善将是非常大的促进。过去金融工具慈善不敢用，捐款都存到银行里。
第四，政府的促进措施，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调过来了。政府支持行善，过去大额捐赠股权都不免税，这次明确规定免税，一年免不了税的还可以再接转三年。
《WTO经济导刊》：您提到的慈善产业化，应该怎样来理解？
王振耀：慈善产业化就是把养老、教育等第三产业都包括进来。这样将来的慈善就会走向国际化，产生5%左右的GDP。慈善是能容纳大量就业的行业，美国一般是十分之一，1000多万人在从事慈善。将来如果慈善涉及面越来越宽，可能容纳几千万人就业。现在慈善行业还是低薪行业，如果和各个行业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那就业水平就不成问题了。
公德越发达对私德约束越多
“抽烟是个人行为，但我们现在逐渐习惯了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在王振耀看来，慈善也是如此，即使出于自愿也需要有更多的规范，随着社会进步公众也将逐步适应。
《WTO经济导刊》：与慈善法相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那么强化对组织承担责任的监管是否是一种趋势？
王振耀：是一种趋势，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球的趋势。我们走向全世界都要强调产品质量、无污染、对消费者负责，不只是全球的趋势，还制定出社会责任的标准和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中央提出这个规定我认为是重要的，是适合世界潮流的。
《WTO经济导刊》：如果强化强制性和约束性，和慈善或者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是否相违背？
王振耀：强化强制性和约束性恰恰不违背，这就是我说的要“依法行善”，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的自愿性包括道德品行的不断进步都要强制。现在公共管理规范对社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越来越强，不只针对企业还有个人。现在北京大家已经慢慢习惯，抽烟是个人的事，但公共场所不能抽。慈善也是这样。国外更厉害的是遗产税，富人们都写信强烈要求收遗产税。这就是强制行善，他们经过上百年的思考认为这样是合理的。
所以将来行善会成为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会接受，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公共伦理的转型。自愿但是要有政府的规范，并且越来越多规范到个人的行为，公德越发达会对私德产生越来越多的限制，但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就从慈善法开始，行善要有规范。
编辑|高丹丹 dandan.gao@wtoguide.net
“咱们还是到外面聊吧，外面宽敞些。”王振耀很随和地带记者来到有桌椅的会客室，工作人员提醒9点半还有会议要开。在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草案）通过并引起社会热议的一段时间里，王振耀的日程排得非常密集。作为慈善法立法过程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他本人已经参加了无数的会议研讨并接受了众多媒体的采访。然而，再次提到慈善法，王振耀依然打开了话匣子，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慈善法出台是中国公共伦理一大转型
“现在的慈善法，必然是规范公共伦理的基本法之一。该法的目的是促进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立法的目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公众的行为。”
《WTO经济导刊》：历经十年终于出台的慈善法引起了社会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您一直行走在慈善前沿，也深度参与了立法，那么您怎么评价慈善法的出台？
王振耀：我对慈善法出台的评价意义很高，我认为这是中国公共伦理的一大转型。过去行善都是发自内心就行，而现在是要依法行善，这是非常重大的公共观念的转变，现在民众还不太适应。过去的观念是《水浒传》里的“替天行道”，全社会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这样做慈善就比较乱。整个中国社会从此以后做好事都要遵循法律的规定，所以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大的观念转变。
《WTO经济导刊》：一部法律酝酿了十年，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的时间？
王振耀：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个民族要学习。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学习了三十年，对于慈善，我们也一直处于学习的过程。
第二，政府也需要一个摸索经验的过程。行政部门主导社会性的法律制订其实很难，可能要牵扯到上百个部委、办、局，这样征求完意见有一个部门不同意协调起来就难了，肯定有很多不同意见，这就需要时间。
《WTO经济导刊》：的确是不容易，但慈善法在公布之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各方的意见？
王振耀：我认为有不同的意见总体上来说是好事，有讨论说明社会参与度很高。但是广泛的讨论中有些人仍然沿用一些老的思维方法，认为这与政府的其他法一样，没有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社会进步启程了。另外，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法律的实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部法律划了大的框架，有许多细节还需要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进行对话。所以不同的意见恰恰是一种进步，并且我希望把不同的意见化为一种机制来促进立法的进步。
《WTO经济导刊》：我们都知道，在慈善法的立法过程中，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今再回头来看这个过程，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振耀：通过慈善法的立法，我的感悟就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很好的民族，千万不要再说中国人素质低，对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就说道德沦丧。我认为千万不要对中国社会过于悲观，中国社会的善、政府的善在慈善立法过程中都展现出来了。
另外，通过讨论把社会的“善”的要素呼唤出来，并且通过“善”的方法解决各类矛盾，是在和风细雨而不是在对抗中解决的。这次立法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体制中规范“善”的，高层关注、专家和社会各领域都参与进来，公开透明。这既是一部慈善法，也是一部善治进步的记录。
“大慈善”时代到来
王振耀认为，如果慈善界能和政府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这将成为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理解“依法行善”的概念，这将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时代。
《WTO经济导刊》：在慈善法立法的十年中，中国慈善领域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王振耀：这十年慈善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两个标准：
首先，在捐款方面：2005年，当时我还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时，在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提出，到2010年全国年捐款总额达到500亿的目标，许多人认为我在开玩笑。因为当时，全国年捐款总额不到100亿。2008年以后基本维持在一千亿上下。在地域上，北京捐款数额持续引领全国，接着是江苏、浙江、上海、广东。
另外，2008年是中国的一个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几百万志愿者到灾区，全社会出动，连乞丐都捐款了，展示出一个民族的大爱。特别是“80后”冲到第一线，我在现场特别感动。之后玉树地震、去年尼泊尔地震，都是民间救灾上去，这不得了。
《WTO经济导刊》：那么慈善法出台后，对公益慈善行业及整个社会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振耀：我认为对行业来说有四个方面大的变化：
第一，“大慈善”来临。“大慈善”意味着教科文卫一体，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终于打通了，中国从此不会再争论公益与慈善的概念，这意味着今后公益事业的发展就注入了很多慈善的要素，整个民间社会的力量可以和公益事业对接了，政府事务和民间力量在慈善的平台上汇合了，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性变革。
第二，“慈善服务”这一章出来意味着慈善和社会服务打通了，社会工作的服务功能出来了。过去很多人认为慈善就是捐款，而现在发现慈善需要专业化的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教育等各种各样的第三产业打通，第三产业打通就意味着可以产生GDP，慈善产业化了。这样将来的慈善就能和国际标准看齐。
第三，慈善信托发展，金融杠杆进入慈善将是非常大的促进。过去金融工具慈善不敢用，捐款都存到银行里。
第四，政府的促进措施，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调过来了。政府支持行善，过去大额捐赠股权都不免税，这次明确规定免税，一年免不了税的还可以再接转三年。
《WTO经济导刊》：您提到的慈善产业化，应该怎样来理解？
王振耀：慈善产业化就是把养老、教育等第三产业都包括进来。这样将来的慈善就会走向国际化，产生5%左右的GDP。慈善是能容纳大量就业的行业，美国一般是十分之一，1000多万人在从事慈善。将来如果慈善涉及面越来越宽，可能容纳几千万人就业。现在慈善行业还是低薪行业，如果和各个行业差不多甚至更高一些，那就业水平就不成问题了。
公德越发达对私德约束越多
“抽烟是个人行为，但我们现在逐渐习惯了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在王振耀看来，慈善也是如此，即使出于自愿也需要有更多的规范，随着社会进步公众也将逐步适应。
《WTO经济导刊》：与慈善法相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那么强化对组织承担责任的监管是否是一种趋势？
王振耀：是一种趋势，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球的趋势。我们走向全世界都要强调产品质量、无污染、对消费者负责，不只是全球的趋势，还制定出社会责任的标准和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中央提出这个规定我认为是重要的，是适合世界潮流的。
《WTO经济导刊》：如果强化强制性和约束性，和慈善或者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是否相违背？
王振耀：强化强制性和约束性恰恰不违背，这就是我说的要“依法行善”，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的自愿性包括道德品行的不断进步都要强制。现在公共管理规范对社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越来越强，不只针对企业还有个人。现在北京大家已经慢慢习惯，抽烟是个人的事，但公共场所不能抽。慈善也是这样。国外更厉害的是遗产税，富人们都写信强烈要求收遗产税。这就是强制行善，他们经过上百年的思考认为这样是合理的。
所以将来行善会成为一种良性的互动，我们会接受，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公共伦理的转型。自愿但是要有政府的规范，并且越来越多规范到个人的行为，公德越发达会对私德产生越来越多的限制，但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就从慈善法开始，行善要有规范。
编辑|高丹丹 dandan.gao@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