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引出的清代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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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研究表明,我国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原始先民有蛙神崇拜。到了农耕时期,人们认识到青蛙可以捕食害虫,有利农业,于是开始有意识地保护青蛙,甚至出台了相关政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条律令竟使得小小的青蛙名留司法审判史的一桩奇案。
  不祭祀者不得安
  由于青蛙需要在雨水充沛的浅水中交配产卵,所以雨下得越大,雄蛙求偶的叫声越大,而古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误认为青蛙是一种能够求雨的神物,因而对其非常敬畏,特别是靠天吃饭的农民,通过蛙鸣以卜丰稔,内心充满了虔诚。
  清代东轩主人所撰之《述异记》,写一位名叫陆瑶林的人在金溪县当县令,“邑有青蛙神”,当地人为此修了一座庙,供奉着一个晋代的匣子。
  据说青蛙神就在匣子里面,“祀者至庙,蛙或坐匣上,或据案头、或在梁间,或一或二或三,变化无定”,当地发生了水灾、旱灾、瘟疫什么的,只要到庙中祭祀,很快就转危为安,所以以往的县令上任“必虔祀之”。
  偏偏陆瑶林进士出身,不信鬼神,虽然手下的书吏不断苦劝,但他坚决不肯祭祀。没
  轻松悦览
  过多久,无数青蛙突然跳进了县衙,一开始还只是“至碍出入”,没多久就“渐至厅事,跳掷满案”。
  陆瑶林不信邪,虽然书吏们惊慌失措,他却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多久,后厨把做好的饭菜端了出来,那些青蛙就往盘碗里蹦跳,搞得誰都没法吃饭。陆瑶林勃然大怒,“欲焚其庙”,忽然两眼肿痛,“突如蛙目,惨楚不胜”,这一下他知道了厉害,赶紧带上祭礼到青蛙神庙祭祀,“遂安”。
  一般来说,在古代笔记中,人与怪力乱神相搏,往往互有胜负,而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与怪力乱神相搏,必胜之,这与我国传统的儒学立国、儒术治国的政治思想是相符的,所以陆瑶林的遭遇算是个意外,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古人对青蛙的喜爱。
  而能够得到如此“特殊待遇”的原因,一来是小青蛙的模样青翠可爱,显得聪明伶俐,比如清代笔记《埋忧集》里就写当时有人街头表演“田鸡教书”,大受欢迎,让一只大蛙站在横木上,南面而踞,“随有小蛙十余,一一跃出,依次以两足据横木,北面踞坐”,然后表演者取小板一拍,于是大蛙发声一鸣,“诸小蛙辄以次齐鸣”,既而大蛙呱呱乱叫,“则小蛙亦阁阁鸣不已”,好像学堂上老师教学童们念书的场景,惹得观众们笑声一片。
  更重要的,当然是青蛙能消灭病虫害。
  《耳食录》中写古人有一奇念,如果给青蛙或蛤蟆强行灌下丹砂,“缄其口而倒悬之”,用盘子承载它流下的口涎,然后用笔蘸着口涎,在纸上画个大圆圈,再把这张纸贴在墙上,“室中之蚊咸聚圈中”,飞都飞不出去……
  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否则后世就不用发明各种驱蚊药、驱蚊拍、驱蚊灯了,但我国从利于农业生产的角度,确实从很早就有保护青蛙的文字记载,比如宋代笔记《墨客挥犀》就记载:“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即沈遘,北宋政治家)在钱塘日切禁之”;南宋笔记《行营杂录》亦记载:“马裕斋(即马光祖,号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
  而清代著名政治家陈宏谋也曾严禁捕蛙,对违反禁令者“律以斩决”。谁知这一禁,竟禁出了一起奇案来。
  对抗禁令有妙招
  清代学者潘纶恩在笔记《道听途说》中记载:“西江俗,喜食蛙。”西江即江西。由于青蛙味美而价廉,所以当地很多人嗜食。这自然也就“促进”了捕蛙业的不断壮大,“昼以竿饵,宵以灯捕,野田草露,搜括无遗”。
  那些无业游民尤其以此为衣食之谋,搞得青蛙越来越少,直接造成农业病虫害的加剧。当时陈宏谋正任江西巡抚,对此十分痛心,便传檄州县谕禁。谁知禁令下达了一个多月,“民间捕蛙如故”,陈宏谋震怒,再次下令严禁捕蛙,如有违抗将处以死刑!
  在晓谕民间的告示中,陈宏谋强调,之所以下达这样严苛的禁令,并不是因为人命贱、蛙命贵,而是因为青蛙能吃蝗虫,“蝗之起也,稻无遗粒,小民遇此凶灾,必致身为饿殍……实欲惩一人以全活千万人”。
  一见捕青蛙居然会判死刑,捕蛙者顿时都有所收敛。但有些纯粹以此为生的人,生计上可就犯了难。
  有个名叫葛浒的人,“久业捕蛙”,不仅凭借高超的捕蛙技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还娶到了漂亮的媳妇。陈宏谋的禁令一下,他就傻了眼,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糊口。一开始,凭借往日有些积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但时间久了,积蓄花了个精光,只好靠典卖家里的物品度日。
  这样过了有一个多月,有一天,其妻在吃饭时忍不住跟他念叨说,这样下去,“蛙禁不开,岂将坐以待毙耶?君正年强力锐,盍亦求他术以相活乎?”葛浒苦着一张脸说:我想耕种,但没有一寸田地,我想佣作,可是有没有别的本事,加上我生性顽劣,目不识丁,除了会捕蛙以外,一无所长,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妻子说:自从禁令下达以后,捕蛙的人几乎绝迹,青蛙则日益增繁,既然你说你捕蛙技术高超,那么趁人不备时盗捕,总该可以的吧?葛浒说:盗捕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捕了之后进不了城,没法卖给城里的餐馆,捕了又有什么用呢?
  这时两口子正在吃南瓜,葛妻突然眉头一皱,用筷子指着南瓜说:我有办法了,现在正是南瓜熟了的时节,不如把南瓜的上面切开一个圆盖,挖空里面的瓤,把捕捉到的青蛙填塞进去,然后“封盖如原瓜”,再接着把“填蛙瓜”放在筐底,而把真的南瓜放在最上面一层,挑进城去,“城中食蛙者必有旧识,肩而往,获价必当数倍”。葛浒一听,觉得是个好主意,便欣然同意了。
  “一击即中”破奇案
  却说葛浒挑着瓜担进了城,没走多远,就有四个青年拦下他,询问南瓜怎么卖?葛浒说我这瓜不是卖的,是送朋友的,谁知那四个人恰好是抚标中军的营卒(即巡抚衙门直属的绿营兵),立刻让他放下瓜担检查,“验其瓜,得藏蛙焉”。葛浒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被押往巡抚衙门。
  陈宏谋见真的拿住了一个胆敢违抗禁令的捕蛙犯,立刻讯问,葛浒实话实话,陈宏谋命令将他押往监狱看押,接着把那四个营卒叫来说:我虽然对捕蛙一事下达了禁令,但汝等并未奉谕巡逻,这样勤于公事,真是难得,我本该重赏你们,但心中有些疑虑,不能不请汝等解释,就算现在让我到城门口站着,来来往往那么多挑瓜的,我也未必能一眼看出蹊跷,怎么你们四个独具慧眼,一下子就发现葛浒的瓜是“内有机关”的呢?
  那四个人一听就傻了眼,支吾了半天,其中一个人才说,因为大人最近一直对捕蛙一事严加追切,我们才格外留心,遇到可疑的人就认真盘查,“虽担瓜者,不敢悠忽纵之也”。
  陈宏谋冷笑一声,下令把他们四个也抓进监狱看押。第二天,陈宏谋复审葛浒说:看你木讷老实,把青蛙藏在南瓜里这一招,“乃慧心人之妙想,非汝心思所能到,果谁为画此策者”?葛浒老老实实地说是妻子替他出的主意。陈宏谋便下令将其妻拿来。
  葛妻承认藏蛙于瓜这一招确系自己所教。陈宏谋说:这么好的办法,怎么一进城就“穿帮”了呢?只怕还另有隐情吧?葛妻说只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此下策,“非有他故”。陈宏谋说,既然是你撺掇葛浒捕蛙,又给他出了藏蛙于瓜的主意,那么你就是主谋,按照我的禁令,你会被判死刑,“其间固当别有主谋,汝又何必为他人顶缸乎”?
  一席话击中了葛浒之妻的心腔,她承认,是城北一个富家子给她出的主意,让她这样做的。原来,那个富家子本是葛妻的夙好,两个人暗中一直有来往,想害死葛浒,然后再续前缘。
  恰好陈宏谋下达了捕蛙禁令,而葛浒又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于是富家子与葛妻谋划,怂恿葛浒藏蛙于瓜后进城售卖,预先贿赂了那四个营卒,“待其至而擒之,借抚公之刀,以杀我欲杀之人”。多亏陈宏谋明察,一眼就看出其中存在的疑点,才勘破了他们的借刀杀人之计。
  最终葛妻、富家子、那四个营卒得到严惩,而葛浒被释放。在遇到案件,动辄以刑讯逼出口供的古代,能用智慧断案,实属少见,因而此案在中国司法审判史上十分出名。
  有人说此案其实并非陈宏谋所断,而系根据《行营杂录》中记载的马光祖在处州(今浙江丽水)所断一案改写,笔者对比过这两则笔记,虽然“核心诡计”上大致相同,但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有所差异。
  不过马光祖和陈宏谋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判案高手,都有如青蛙捕虫般“一击即中”的神断本领,也都对捕蛙下过禁令,所以这一件奇案无论“归属”在谁,都是十分得宜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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