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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需要做一些政策的解读。我们谋求的是广泛的参与和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
许涛：
几位都提到了生态问题、人口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和占位（是否会进入政权）、阿富汗问题、国家关系问题、经济问题，等等，确实有很多问题不太好解决，甚至很难看到前景，但是判断中亚局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中亚国家能保证政治稳定，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的致命性问题。这个判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中亚之间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目前中亚各国的精英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是越来越积极的。他们提出很多建设性方案，就是把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把“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很多智库、学者、官员都释放了这样的信息，哈萨克斯坦要做“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枢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和中亚国家合作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个机遇，当然挑战和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要帮助，或者协助、推动中亚国家参与区域经济的分工，确定自己的角色，这对它们是非常有益的。从历史上看，中亚民族的每一次现代化，因为地缘条件的原因，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过去交通、科技很落后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而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又吸引着周边历代发育成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染指甚至征服这一地区。例如，希腊人、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契丹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等等。历史上中亚各民族与世界的对话就是在伴随着侵略、殖民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中亚民族国家正常发展过程的一次次中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的碎片化。如今，国际关系格局和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环境却难有根本性改变。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并与当今世界建立起有机的关系，同时保持和维护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困扰着各国民族精英们的重大难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为中亚各国破解这一难题带来了重要启示。这将是中亚与世界相连接的不同以往的一次机会，因而也是中亚各国纷纷思考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重要动因。
孙壮志：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需要做一些政策的解读，目前中亚国家官方和学界还是有一些误解，比如简单地认为就是中国出钱、援助具体经济项目;中国要跟俄罗斯、跟西方争夺“势力范围”;中国是不是在搞经济扩张，等等。其实我们谋求的是广泛的参与和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一是靠我们怎样解读，二是靠在实践中怎么做。
2016年9月4日，第二届世界那达慕大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赛克湖拉开帷幕。
我们的研究和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误导。比如，现在之所以纠结在中亚领导人年事已高、政权交接的风险问题上，就是因为按照西方的逻辑中亚国家领导人已执政二三十年，他们去世后怎么能不乱呢？但实际上则是比较平稳。我们要非常客观地去描述这种变化：一方面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确实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转型摸索过程，最后找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但是否成熟、是否能够稳定地坚持下去，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民族关系确实很复杂，有100多个民族。独立初年，民族矛盾曾经非常尖锐，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事件。但多数国家通过建立单一制国家、增强认同感等努力，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许涛：
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首先不再强调民族属性，在文化上充分体现民族平等，把宗教定位在社会层面，宗教不能向政治层面渗透。在民族矛盾问题上，矛盾双方从来不会出现国家之间的对抗，进而也避免了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几乎每个中亚国家都有民族管理机构，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在哈萨克斯坦叫“民族代表大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叫“跨民族文化中心”，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同时繁荣各民族的文化。
实现社会民主有很多种模式，中东的事情、中亚的事情越来越说明这种判断，西方的体制确实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但不是放在哪里都能成功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革命”就是例证。独立25年后的中亚各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选择一条符合自己民族国家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尽管这样的探索过程尚未完成，但中亚各国正在为此不懈努力着。
许涛：
几位都提到了生态问题、人口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和占位（是否会进入政权）、阿富汗问题、国家关系问题、经济问题，等等，确实有很多问题不太好解决，甚至很难看到前景，但是判断中亚局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中亚国家能保证政治稳定，那么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的致命性问题。这个判断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中亚之间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目前中亚各国的精英们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是越来越积极的。他们提出很多建设性方案，就是把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把“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起来，很多智库、学者、官员都释放了这样的信息，哈萨克斯坦要做“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交通枢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和中亚国家合作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一个机遇，当然挑战和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要帮助，或者协助、推动中亚国家参与区域经济的分工，确定自己的角色，这对它们是非常有益的。从历史上看，中亚民族的每一次现代化，因为地缘条件的原因，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过去交通、科技很落后的情况下就更困难。而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又吸引着周边历代发育成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染指甚至征服这一地区。例如，希腊人、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契丹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等等。历史上中亚各民族与世界的对话就是在伴随着侵略、殖民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历史造成了中亚民族国家正常发展过程的一次次中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的碎片化。如今，国际关系格局和科学技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亚地区所处的地缘环境却难有根本性改变。如何克服这种障碍并与当今世界建立起有机的关系，同时保持和维护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困扰着各国民族精英们的重大难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为中亚各国破解这一难题带来了重要启示。这将是中亚与世界相连接的不同以往的一次机会，因而也是中亚各国纷纷思考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重要动因。
孙壮志：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需要做一些政策的解读，目前中亚国家官方和学界还是有一些误解，比如简单地认为就是中国出钱、援助具体经济项目;中国要跟俄罗斯、跟西方争夺“势力范围”;中国是不是在搞经济扩张，等等。其实我们谋求的是广泛的参与和合作，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要打消他们的疑虑，一是靠我们怎样解读，二是靠在实践中怎么做。
我们的研究和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误导。比如，现在之所以纠结在中亚领导人年事已高、政权交接的风险问题上，就是因为按照西方的逻辑中亚国家领导人已执政二三十年，他们去世后怎么能不乱呢？但实际上则是比较平稳。我们要非常客观地去描述这种变化：一方面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确实经历了比较痛苦的转型摸索过程，最后找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但是否成熟、是否能够稳定地坚持下去，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这个地区民族关系确实很复杂，有100多个民族。独立初年，民族矛盾曾经非常尖锐，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事件。但多数国家通过建立单一制国家、增强认同感等努力，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许涛：
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首先不再强调民族属性，在文化上充分体现民族平等，把宗教定位在社会层面，宗教不能向政治层面渗透。在民族矛盾问题上，矛盾双方从来不会出现国家之间的对抗，进而也避免了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几乎每个中亚国家都有民族管理机构，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在哈萨克斯坦叫“民族代表大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叫“跨民族文化中心”，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同时繁荣各民族的文化。
实现社会民主有很多种模式，中东的事情、中亚的事情越来越说明这种判断，西方的体制确实有其先进性与合理性，但不是放在哪里都能成功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和2010年的两次“革命”就是例证。独立25年后的中亚各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选择一条符合自己民族国家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尽管这样的探索过程尚未完成，但中亚各国正在为此不懈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