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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预防犯罪是各国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本文将经济学分析应用于犯罪学中，通过理性人的角度来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加以已有理论的阐述和实例分析，进而论证了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犯罪成本；收益
一、犯罪学中的成本与收益
在西方经济学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就是成本与收益。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一个理l生的人实施犯罪时，他首先要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他预计实施犯罪所花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时，那么他会放弃这种行为，否则，他就会去犯罪。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刻都是理性的，比如对于激情犯罪而言，行为人犯罪时大多没有预谋策划过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条件下，瞬息间丧失理智、心理失衡，因一念之差而发生的犯罪。在这里我们把问题简化，仅仅考虑犯罪人为理性人的情况。
在犯罪学中，犯罪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犯罪问题上的所有损失、浪费、开支、花销的总和。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二是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三是惩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犯罪收益就是罪犯所实施犯罪之后能带给他多少好处。为了预防、控制经济犯罪，我们就需要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使得预期的犯罪成本大于预期的犯罪收益，
二、如何减少犯罪
古典犯罪学理论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如果刑罚带给他们的痛苦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快乐，他们就不会选择犯罪，由此提出了刑罚可以减少犯罪。当我们能够做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以及可以及时发现犯罪时，犯罪率就可以降低。
随之产生了以克拉克等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假定人是理性的，在做决定时考虑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将犯罪情景与理性选择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即情景预防。如果要减少犯罪就得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刺激。比如在财产犯罪中一流的罪犯就是用最小的犯罪成本获得最大的犯罪收益，所以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则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使罪犯的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达到减少犯罪率的目标。
在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辛德郎等提出日常活动理论，认为犯罪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行为，他们把犯罪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一，犯罪与犯罪目标的易袭程度成正相关。易袭程度越高，犯罪成本越小，则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二，犯罪与当地的安保力度呈负相关。安保力度越高，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三，犯罪与高犯罪人群相关。犯罪人群越多，犯罪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单单就某一理论来说，他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犯罪，但是必然也有其局限性。就现在而言，我们可以把以上理论综合考虑，而且其实他们也都是围绕如何加大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来阐述的。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仅仅把犯罪成本归为一个小方面，但是在其他方面所提到的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也是在增加犯罪成本。因为当我们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的时候无疑使得罪犯很难去寻找犯罪目标，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时间，物力去犯罪。还有古典犯罪理论的刑罚与犯罪，当安保力度很好时，只要有犯罪，就可以及时的发现，根据所犯的罪来判多重的刑，那也是使罪犯的犯罪成本增加了，因为一旦罪犯东窗事发，那么他就要用一定的代价去弥补所犯的罪，因此刑罚的惩罚性也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成本来看。
三、一个实例分析
通过查找一些资料我找到了浙江省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犯罪率统计。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9年间我国及浙江省刑事犯罪态势持续高涨，至2009年我国的犯罪率达397.0，为1978年的7余倍；2009年浙江省犯罪率达902.3，为1978年的12余倍。1978年至2009年间我国及浙江省出现二次犯罪高峰。20世纪末80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犯罪高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犯罪高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及浙江省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呈逐年快速上升态势。而浙江省刑事犯罪状况更为严峻，其刑事立案数与犯罪率明显高于全国。2005年浙江省刑事立案数达51万余起，为历年最高，其犯罪率为全国犯罪率3余倍。1978年到2007年三十年内浙江省刑事犯罪持续攀升，至2007年浙江省犯罪率为全国犯罪率3余倍。在这三十年内浙江省人均GDP亦持续高速增长，至2007年达3.7余万元，而1978年则仅为331.73元，前者约为后者100余倍。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数据上升，浙江省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尤为突出。我们试图从两方面解释：一，从罪犯角度考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个体经济差异悬殊，人们实施犯罪得到的收益更多。同时，科技的进步带动了犯罪手段的高明，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犯罪很难被发现，期望成本降低。综上，他们就会更易犯罪。第二，从破案角度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破案的技巧和装备不断成熟，从而发现和侦破案件比以前更容易，一些隐性犯罪被发现和侦破，因此我们看到报道的犯罪率数据的上升，实际中却可能通过增加犯罪成本已经预防了一部分可能发生的犯罪。
犯罪从古到今一直都有，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犯罪。作为群居性动物，人们难免相互之间利益会冲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我们更不能放任犯罪，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些措施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去遏制人们犯罪。
关键词：犯罪成本；收益
一、犯罪学中的成本与收益
在西方经济学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线就是成本与收益。犯罪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一个理l生的人实施犯罪时，他首先要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他预计实施犯罪所花成本大于得到的收益时，那么他会放弃这种行为，否则，他就会去犯罪。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刻都是理性的，比如对于激情犯罪而言，行为人犯罪时大多没有预谋策划过程，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条件下，瞬息间丧失理智、心理失衡，因一念之差而发生的犯罪。在这里我们把问题简化，仅仅考虑犯罪人为理性人的情况。
在犯罪学中，犯罪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犯罪问题上的所有损失、浪费、开支、花销的总和。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开支。二是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纯收益，即为犯罪的机会成本。三是惩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犯罪收益就是罪犯所实施犯罪之后能带给他多少好处。为了预防、控制经济犯罪，我们就需要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使得预期的犯罪成本大于预期的犯罪收益，
二、如何减少犯罪
古典犯罪学理论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如果刑罚带给他们的痛苦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快乐，他们就不会选择犯罪，由此提出了刑罚可以减少犯罪。当我们能够做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以及可以及时发现犯罪时，犯罪率就可以降低。
随之产生了以克拉克等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假定人是理性的，在做决定时考虑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将犯罪情景与理性选择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即情景预防。如果要减少犯罪就得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刺激。比如在财产犯罪中一流的罪犯就是用最小的犯罪成本获得最大的犯罪收益，所以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则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使罪犯的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达到减少犯罪率的目标。
在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辛德郎等提出日常活动理论，认为犯罪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行为，他们把犯罪归因于以下三个方面：一，犯罪与犯罪目标的易袭程度成正相关。易袭程度越高，犯罪成本越小，则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二，犯罪与当地的安保力度呈负相关。安保力度越高，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三，犯罪与高犯罪人群相关。犯罪人群越多，犯罪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单单就某一理论来说，他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犯罪，但是必然也有其局限性。就现在而言，我们可以把以上理论综合考虑，而且其实他们也都是围绕如何加大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来阐述的。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仅仅把犯罪成本归为一个小方面，但是在其他方面所提到的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也是在增加犯罪成本。因为当我们减少犯罪机会，提升犯罪风险的时候无疑使得罪犯很难去寻找犯罪目标，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时间，物力去犯罪。还有古典犯罪理论的刑罚与犯罪，当安保力度很好时，只要有犯罪，就可以及时的发现，根据所犯的罪来判多重的刑，那也是使罪犯的犯罪成本增加了，因为一旦罪犯东窗事发，那么他就要用一定的代价去弥补所犯的罪，因此刑罚的惩罚性也可以作为一种犯罪成本来看。
三、一个实例分析
通过查找一些资料我找到了浙江省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犯罪率统计。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9年间我国及浙江省刑事犯罪态势持续高涨，至2009年我国的犯罪率达397.0，为1978年的7余倍；2009年浙江省犯罪率达902.3，为1978年的12余倍。1978年至2009年间我国及浙江省出现二次犯罪高峰。20世纪末80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犯罪高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次犯罪高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及浙江省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呈逐年快速上升态势。而浙江省刑事犯罪状况更为严峻，其刑事立案数与犯罪率明显高于全国。2005年浙江省刑事立案数达51万余起，为历年最高，其犯罪率为全国犯罪率3余倍。1978年到2007年三十年内浙江省刑事犯罪持续攀升，至2007年浙江省犯罪率为全国犯罪率3余倍。在这三十年内浙江省人均GDP亦持续高速增长，至2007年达3.7余万元，而1978年则仅为331.73元，前者约为后者100余倍。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数据上升，浙江省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尤为突出。我们试图从两方面解释：一，从罪犯角度考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个体经济差异悬殊，人们实施犯罪得到的收益更多。同时，科技的进步带动了犯罪手段的高明，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犯罪很难被发现，期望成本降低。综上，他们就会更易犯罪。第二，从破案角度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破案的技巧和装备不断成熟，从而发现和侦破案件比以前更容易，一些隐性犯罪被发现和侦破，因此我们看到报道的犯罪率数据的上升，实际中却可能通过增加犯罪成本已经预防了一部分可能发生的犯罪。
犯罪从古到今一直都有，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犯罪。作为群居性动物，人们难免相互之间利益会冲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我们更不能放任犯罪，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一些措施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收益去遏制人们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