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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土地改革运动史》，《政治学》这两本书进行简要介绍，重点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进行剖析。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于最好政体的探讨，使得中产阶级成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我想要从这个角度入手，首先对中产阶级的概念的界定进行简要说明，因为“中产阶级”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然后从中国当下的现实探讨一下中产阶级与国家稳定的关系。看似《土地改革运动史》与《政治学》这两本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路线与方针与中产阶级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想通之处，这算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吧。
关键词：中产阶级；稳定
一
《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一部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土地改革的路线与方针的经典书籍。因为不同时期的斗争对象不同，实行的土地改革方针自然也就不同了，不同时期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了。但是有一点是基本不变的，那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革命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同时由于这一场土地改革，也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实现了社会重组，使得广大人民的当家作主。
亚里士多德不愧为古代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虽经时间的流逝，他的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局限，但是他的思想仍是值得我们深究与学习的。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探讨的主要是城邦的问题。他承认人是有差别的，比如主人与奴隶，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教育以及品性的，同时认为家庭是城邦的基本单位，因此对城邦里家政管理与致富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是否有限制是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然后说明了城邦必须具备的要素，就是城邦内要存在差别，正如刚才所说。其次是财产适中，既能满足本城邦的需求，同时也能防止临邦的觊觎之心。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着重探讨的是城邦的政体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各种存在的政体以及他们之间的转化。他认为政体之间存在变化，但是变化却不是随意的，变化也不意味着颠覆。其次他对政体的维持和政体更替的原因以及每种原因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研究。最后他对于政体中的议事机构以及权力机构，各种官职的设置状况和各种法庭，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适合于哪种政体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二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十分详细以及深奥的，尤其是他对最好的政体进行探讨令我印象深刻。亚里士多德对于最优良的政体的探讨的是对于大多数城邦的，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才是最优良的生活。他认为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可能达到这种中庸。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中间的阶层。
在人们的眼中，适度或者中庸是最优越的，这种处境下的人们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状况的人是很难听从理性安排的，他们也最容易犯罪，他们这两类人的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由中产阶层的城邦必定能够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因此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该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的权利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此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合乎中庸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唯有这样一种政体才可以排除党争。
三
亚里士多德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可能是根据经济和品性方面，由上面的介绍可知。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方面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实明确的提出“中产阶级”一词的是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在他的概念里，他认为贵族是上层阶级，农民是下层阶级，而资产阶级是中产阶级。马克思及其他一些人认为在资本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本家是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是受压迫阶级，而其他人群构成了中间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和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思想对以后中国的土地改革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咱们暂且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时基本是按照土地的拥有程度以及剥削程度划分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属于剥削阶级，中农是需要团结的对象，贫雇农是受压迫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因此能够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土地改革运动史》与《政治学》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千年前的，但是我认为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经过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的。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中产阶级的概念的使用是受了社会学家韦伯的影响，前面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定义是根据社会关系的，而韦伯则是在社会等级分层中来定义中产阶级的。等级分层视角，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社会地位高低等级排列体系中确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处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等地位人群，他们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
四
对于中产阶级概念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它进一步分析，不同的概念定义也会造成研究对象的不同。通过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韦伯式的“中产阶级”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的都有经济条件上的限定。我讨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与国家稳定，研究问题的缘由前面也提过，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优良政体的讨论，认为中产阶级对于城邦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学者也有类似想法，认为国家体系内中产阶级占多数是一个国家繁荣稳定的保障，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占多数，我们把这种类型称之为“梭子型”。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在当代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缺陷——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的人并不是特别多，这也是中国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处于极端处境中的人极容易不受理性的控制，这在现实中也是能见到。比如云南火车站发生的恐怖事件，这些暴徒通常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对于社会充满仇恨，因此当他们受到一定的宗教蛊惑，就很容易产生一系列极端的行为，这只是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一个例子，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由大多数处于极端处境的人构成，社会问题也会频出。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问题，实在是迫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多数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他却没有提到。我讨论的问题是国家稳定与中产阶级的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稳定的呢。其实一个流动的社会才是稳定的。中国现在之所以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不占优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差。近年来，我们听到的比较流行的词汇有“官二代”，“富二代”，这其实是阶层固化的一个表现。许烺光在《祖荫下》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他探讨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也是中国能够得以维持下来的一个原因。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以前我们可能从品性上理解，说子孙不肖，使得家族衰落，但其实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反映，富人不会永远富贵，穷人也不会永远贫穷，财富在社会中是流通的。这与“官二代”，“富二代”这样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因此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中国仍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机制—大多数的人们能够通过一定的社会手段获得一定社会目的，这才是根本。（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关键词：中产阶级；稳定
一
《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一部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土地改革的路线与方针的经典书籍。因为不同时期的斗争对象不同，实行的土地改革方针自然也就不同了，不同时期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了。但是有一点是基本不变的，那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革命才有了可靠的基础。同时由于这一场土地改革，也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实现了社会重组，使得广大人民的当家作主。
亚里士多德不愧为古代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虽经时间的流逝，他的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局限，但是他的思想仍是值得我们深究与学习的。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探讨的主要是城邦的问题。他承认人是有差别的，比如主人与奴隶，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教育以及品性的，同时认为家庭是城邦的基本单位，因此对城邦里家政管理与致富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是否有限制是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然后说明了城邦必须具备的要素，就是城邦内要存在差别，正如刚才所说。其次是财产适中，既能满足本城邦的需求，同时也能防止临邦的觊觎之心。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着重探讨的是城邦的政体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各种存在的政体以及他们之间的转化。他认为政体之间存在变化，但是变化却不是随意的，变化也不意味着颠覆。其次他对政体的维持和政体更替的原因以及每种原因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研究。最后他对于政体中的议事机构以及权力机构，各种官职的设置状况和各种法庭，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适合于哪种政体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二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十分详细以及深奥的，尤其是他对最好的政体进行探讨令我印象深刻。亚里士多德对于最优良的政体的探讨的是对于大多数城邦的，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才是最优良的生活。他认为中庸的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可能达到这种中庸。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中间的阶层。
在人们的眼中，适度或者中庸是最优越的，这种处境下的人们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状况的人是很难听从理性安排的，他们也最容易犯罪，他们这两类人的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因此亚里士多德说“由中产阶层的城邦必定能够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因此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该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的权利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此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合乎中庸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唯有这样一种政体才可以排除党争。
三
亚里士多德对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可能是根据经济和品性方面，由上面的介绍可知。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也在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方面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实明确的提出“中产阶级”一词的是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在他的概念里，他认为贵族是上层阶级，农民是下层阶级，而资产阶级是中产阶级。马克思及其他一些人认为在资本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资本家是统治阶级，工人阶级是受压迫阶级，而其他人群构成了中间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和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想法，我认为这种思想对以后中国的土地改革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咱们暂且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时基本是按照土地的拥有程度以及剥削程度划分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属于剥削阶级，中农是需要团结的对象，贫雇农是受压迫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因此能够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土地改革运动史》与《政治学》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我们也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千年前的，但是我认为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经过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的。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中产阶级的概念的使用是受了社会学家韦伯的影响，前面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定义是根据社会关系的，而韦伯则是在社会等级分层中来定义中产阶级的。等级分层视角，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社会地位高低等级排列体系中确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处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等地位人群，他们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
四
对于中产阶级概念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它进一步分析，不同的概念定义也会造成研究对象的不同。通过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韦伯式的“中产阶级”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的都有经济条件上的限定。我讨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与国家稳定，研究问题的缘由前面也提过，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优良政体的讨论，认为中产阶级对于城邦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学者也有类似想法，认为国家体系内中产阶级占多数是一个国家繁荣稳定的保障，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占多数，我们把这种类型称之为“梭子型”。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在当代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缺陷——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的人并不是特别多，这也是中国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处于极端处境中的人极容易不受理性的控制，这在现实中也是能见到。比如云南火车站发生的恐怖事件，这些暴徒通常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对于社会充满仇恨，因此当他们受到一定的宗教蛊惑，就很容易产生一系列极端的行为，这只是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一个例子，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由大多数处于极端处境的人构成，社会问题也会频出。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问题，实在是迫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多数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如何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他却没有提到。我讨论的问题是国家稳定与中产阶级的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稳定的呢。其实一个流动的社会才是稳定的。中国现在之所以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不占优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差。近年来，我们听到的比较流行的词汇有“官二代”，“富二代”，这其实是阶层固化的一个表现。许烺光在《祖荫下》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他探讨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也是中国能够得以维持下来的一个原因。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以前我们可能从品性上理解，说子孙不肖，使得家族衰落，但其实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反映，富人不会永远富贵，穷人也不会永远贫穷，财富在社会中是流通的。这与“官二代”，“富二代”这样的形势形成了对比。因此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中国仍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社会机制—大多数的人们能够通过一定的社会手段获得一定社会目的，这才是根本。（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