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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他的审判消息，请你记得通知我，我好给他准备一些钱和衣物送过去，天冷了，我怕他冻着。”这是黄俊全远在吉林长春的老父在接受《方圆》记者电话采访时最后的嘱托。黄父已经很久没有儿子的消息了，当听到儿子有可能因为盗窃再次进监狱的消息时，除了轻微惊讶外，更多是想着给即将满40岁的黄俊全一些照顾。
其实，黄俊全并没有犯下杀人放火的重大罪过，只是因为他的偷盗行为引发了一起蹊跷的案件，继而引起关注。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变成了被害人，被害人变成了被告人，最后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占便宜”思想付出了代价。
偷习惯了，停不了手
黄俊全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20多岁的时候开过蛋糕店，娶了妻子也生了孩子。后来，由于蛋糕店一直挣不到钱，一家人长期寄住在父母的小房子内，逐渐产生了各种矛盾，最后妻子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他。屋漏偏逢连阴雨，黄俊全的母亲又患上尿毒症。
婚姻的失败、事业的逆境和家庭的压力让生活中原本内向的黄俊全开始混迹于社会。2010年7月，黄俊全因犯伪造货币罪被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服刑期间，尽管家里经济很困难，黄俊全的父亲也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他一次，给他送一些生活必需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黄俊全于2013年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的黄俊全直接去了北京打工。可就时隔不到1年，黄俊全却再次让自己走进了看守所。这次的原因不再是伪造货币，而是一连串的盗窃。
2014年4月的一天，闲來无事的黄俊全路过北京市昌平区某精密机械公司的员工宿舍，因为曾在该公司上班并在这里暂住过，就轻车熟路地摸进了一个没有锁门的房间，看见四下无人但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偷偷拿走了两床绿色的棉被。之后的一个月内，黄俊全分三次来到那间偷过棉被的宿舍，分别拿走两条粉色褥子和一个蓝色塑料盆。随后，他又在该宿舍楼下用石头砸开车锁，偷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掩人耳目，还重新涂装成黑色。
盗窃数次，虽然东西并不值多少钱，黄俊全却觉得很过瘾，这种事情既刺激，又省去了买东西的麻烦。7月7日，他最后一次去该公司的宿舍楼偷东西，因为经常去的那间宿舍已经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了，所以他进入了另一间没有锁门的宿舍，偷走了一台上面写着“张研”名字的笔记本电脑。3天之后，由于不知道密码打不开电脑，黄俊全以100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一个沿街收废品的人。
被褥、塑料盆、自行车、笔记本电脑，这些日用品成为黄俊全偷盗的喜爱之物。事后黄俊全跟办案人员说，自己偷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生活使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偷着偷着就习惯了，停不了手，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熟悉的背影
7月7日晚上，在该精密机械公司工作的小伙张研回到宿舍，发现放在宿舍里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了。这对于一名月收入3000多元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于是他马上报了案。当地派出所出警后，调取了装在宿舍外面的监控录像，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张研本人也未能提供其他线索。
半个月过去了，无缘无故丢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张研心里始终像压了块石头一样觉得憋屈，暗暗较劲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偷。正好，前不久公司同事王春雨和徐建民也都在宿舍分别丢失了1500元和600元现金。同病相怜的3人聚在了一起，反复观看了宿舍外面的监控录像。终于从里面发现了一个线索：录像中显示，有一个人曾在他们宿舍周围徘徊好几次，但是仅能看到他的背影，始终看不到正面和长相。通过这个人的异常行为，他们猜测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偷。因为找到了“破案”的关键点，3人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纷纷打起了精神，搜罗印象中有可能的每一个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这个人是谁。最终，他们一致认为，年初离开公司的黄俊全与屏幕中出现的这个人有几分相似。
7月22日晚上，曾经跟黄俊全同住一间宿舍的张研给黄俊全打电话，说自己想见见他。接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黄俊全的语气立刻变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地推脱说现在租住的地方大门已经关了，不方便见面。这个牵强的理由更让张研确信，黄俊全就是做贼心虚，不敢见他们。
当晚，张研等3人就打听到黄俊全现在上班的公司地址，商定明天一早直接去找黄俊全弄清楚这个事情。为了壮势，徐建民还叫上了刚来北京找工作暂住在他那儿的姚丽军（化名）。
7月23日，徐建民、王春雨、张研、姚丽军一行人早早地赶到了黄俊全的公司。在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终于等到了骑着自行车来上班的黄俊全。徐建民和张研迎面上去，像好朋友见面一样一把搂住了黄俊全。拥抱之际，徐建民低声对黄俊全说：“知道什么事吗？走，咱们谈谈去。”
此时的黄俊全已经心虚了，他知道张研等人找自己肯定是为了他在那几间宿舍偷东西的事情，所以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们上了一辆“黑出租”。车上，徐建民坐在副驾驶座上，王春雨、张研和姚丽军坐在后排，并把黄俊全夹在中间。5个人一同前往黄俊全位于昌平区回龙观的出租屋内。
受害人与加害人角色互换
到达黄俊全的住处之后，姚丽军因为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就只负责守在门口“站岗”。而来势汹汹的王春雨、徐建民和张研则推推攘攘地把黄俊全带进屋子。王春雨直接质问黄俊全：“知不知道你都对不起谁了吗？”“我没干什么，就偷了张研的笔记本电脑。”黄俊全老实交代。然而几番对话下来，王春雨等3人将他们丢失的钱或物都算到了黄俊全的头上。
处于惊慌状态的黄俊全有点蒙了，他明知自己的确只偷了张研的笔记本，可这凭空多出来的钱怎么也成自己偷的了呢？但是，在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根本由不得黄俊全辩解。经过王春雨等3人轮番以送派出所、要让他被判重刑等威胁恐吓之后，黄俊全再也招架不住，承认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偷的，还乞求他们放他一马，不要将他扭送派出所。
黄俊全还不经意间透露出了自己曾有过案底，去年刚放出来，现在非常害怕再进监狱的信息。这使得徐建民、王春雨和张研更加掌握了主动权。“你是累犯，够判你7年的了。”“我现在就打110。”“你现在不承认，到公安局也得招。”3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黄俊全越发紧张害怕，甚至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 “咱有话商量，我赔你们损失行吗？”为了息事宁人，更为了不再进监狱，黄俊全想用钱了结事情。其实，徐建民等3人在找到黄俊全之前就商量过这个事情，他们最初就想问他要个万八千了事，根本没想送派出所来解决问题。可当他们翻出黄俊全的钱包时才发现，里面总共却只有200元人民币。“你拿什么赔我们？”徐建民问。“我卡里有6700元，我把卡里的钱都给你们行不行？”黄俊全想着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来作为“赔偿”，但这与徐建民等人的预想还有些差距，何况他们还抓着了黄俊全的把柄。3人觉得钱太少了，佯装又要报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黄俊全被迫答应“赔偿”徐建民等人总计3万元。
为了能尽快拿到“赔偿款”，徐建民等3人让黄俊全给他父亲打电话，谎称在北京发生撞车事故需要4000元钱。其中，张研还冒充被撞的司机在电话中进行配合。而这样的谎言其实并不高明，据黄俊全的父亲回忆说，当他接到电话时就觉着这个事情不对劲，黄俊全怎么可能在撞车后人没伤着反而把人家车撞坏了？所以当对方要求马上將钱打过去时，他就找理由说自己没在家，过两天才能给打钱。
剩下的钱怎么办呢？徐建民提出，让黄俊全以借款的名义写下欠他2万元的欠条。同时，还给黄俊全还钱的时间作了具体约定：3天之内，黄俊全必须把家里寄来4000元钱打入他们提供的账号中;黄俊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欠条上的2万元限期在8个月之内还清。一旦黄俊全没有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他们将马上拨打110报案，黄俊全后果自负。
谈完这些事情之后，徐建民等人带着黄俊全在附近的ATM机上将他卡上的6700元全部取了出来。徐建民、王春雨和张研每人分得2000元，姚丽军获得200元算“辛苦费”。剩余500元则在黄俊全的要求下留作他的生活费。
拿到了这些先期“赔偿款”，徐建民等人才满意地离开了，临走时还特意跟黄俊全说，你下午可以正常去上班了。据黄俊全后来说，徐建民等人认为这样的“赔偿”都是“有理有据”的，他们提出8个月还钱期限是根据他每个月的3000多元的工资来计算的，除去他的基本生活开销，剩余的钱正好用来还款。
转眼一上午过去，经历了一番折磨之后，黄俊全终于离开了徐建民等人的控制。
徐建民等人走后，黄俊全并没有去上班，而是魂不守舍、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一想到这笔钱该怎么还，他更是手足无措、乱了方寸。最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了走进当时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自首，告发徐建民等人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的经过。公安机关立即对徐建民等人的敲诈勒索行为和黄俊全的盗窃行为分别进行了立案侦查。
错误的传统思维
如果说黄俊全是一个习惯于小偷小闹，但又惧怕法律的人，那么徐建民等3人算是那种不知法、不懂法也无惧法律的人。直到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们还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在解决正常的民事纠纷，在他们眼中，黄俊全偷了他们的东西就应该给他们赔偿。办案人员多次向他们分析其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法律事实后，他们才勉强理解了为什么被采取强制措施。
在9月28日的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徐建民、王春雨、张研没有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提出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据参与公诉的检察官回忆，庭审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上述3人在再次回答自己的犯罪动机时说，要黄俊全赔偿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占点小便宜。法庭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徐建民、王雨春有期徒刑8个月和7个月，判处张研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鉴于3人只取得了部分勒索钱款并全部退赃，法庭在量刑时给予了从轻处罚。
至此，这起被害人变被告人的案件尘埃落定，然而使得这起蹊跷案件发生角色转换的出发点竟然是一个占小便宜的简单理由。徐建民等3人将这种心理实践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以黄俊全偷盗行为为基础，将占便宜的心理发展成为他们踩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借口。
“公了见官私了赔钱，赔钱就要占便宜，这种传统上错误的思维方式促使他们发生了犯罪行为。”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检察官赵磊说，这种存在了千百年的“朴素”想法是被现代法律所禁止的，根本就不是合法的私力救济。
其实，黄俊全并没有犯下杀人放火的重大罪过，只是因为他的偷盗行为引发了一起蹊跷的案件，继而引起关注。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变成了被害人，被害人变成了被告人，最后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占便宜”思想付出了代价。
偷习惯了，停不了手
黄俊全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20多岁的时候开过蛋糕店，娶了妻子也生了孩子。后来，由于蛋糕店一直挣不到钱，一家人长期寄住在父母的小房子内，逐渐产生了各种矛盾，最后妻子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他。屋漏偏逢连阴雨，黄俊全的母亲又患上尿毒症。
婚姻的失败、事业的逆境和家庭的压力让生活中原本内向的黄俊全开始混迹于社会。2010年7月，黄俊全因犯伪造货币罪被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服刑期间，尽管家里经济很困难，黄俊全的父亲也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他一次，给他送一些生活必需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黄俊全于2013年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的黄俊全直接去了北京打工。可就时隔不到1年，黄俊全却再次让自己走进了看守所。这次的原因不再是伪造货币，而是一连串的盗窃。
2014年4月的一天，闲來无事的黄俊全路过北京市昌平区某精密机械公司的员工宿舍，因为曾在该公司上班并在这里暂住过，就轻车熟路地摸进了一个没有锁门的房间，看见四下无人但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偷偷拿走了两床绿色的棉被。之后的一个月内，黄俊全分三次来到那间偷过棉被的宿舍，分别拿走两条粉色褥子和一个蓝色塑料盆。随后，他又在该宿舍楼下用石头砸开车锁，偷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掩人耳目，还重新涂装成黑色。
盗窃数次，虽然东西并不值多少钱，黄俊全却觉得很过瘾，这种事情既刺激，又省去了买东西的麻烦。7月7日，他最后一次去该公司的宿舍楼偷东西，因为经常去的那间宿舍已经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了，所以他进入了另一间没有锁门的宿舍，偷走了一台上面写着“张研”名字的笔记本电脑。3天之后，由于不知道密码打不开电脑，黄俊全以100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一个沿街收废品的人。
被褥、塑料盆、自行车、笔记本电脑，这些日用品成为黄俊全偷盗的喜爱之物。事后黄俊全跟办案人员说，自己偷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生活使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偷着偷着就习惯了，停不了手，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熟悉的背影
7月7日晚上，在该精密机械公司工作的小伙张研回到宿舍，发现放在宿舍里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了。这对于一名月收入3000多元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于是他马上报了案。当地派出所出警后，调取了装在宿舍外面的监控录像，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张研本人也未能提供其他线索。
半个月过去了，无缘无故丢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张研心里始终像压了块石头一样觉得憋屈，暗暗较劲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偷。正好，前不久公司同事王春雨和徐建民也都在宿舍分别丢失了1500元和600元现金。同病相怜的3人聚在了一起，反复观看了宿舍外面的监控录像。终于从里面发现了一个线索：录像中显示，有一个人曾在他们宿舍周围徘徊好几次，但是仅能看到他的背影，始终看不到正面和长相。通过这个人的异常行为，他们猜测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偷。因为找到了“破案”的关键点，3人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纷纷打起了精神，搜罗印象中有可能的每一个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这个人是谁。最终，他们一致认为，年初离开公司的黄俊全与屏幕中出现的这个人有几分相似。
7月22日晚上，曾经跟黄俊全同住一间宿舍的张研给黄俊全打电话，说自己想见见他。接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黄俊全的语气立刻变得有些紧张，支支吾吾地推脱说现在租住的地方大门已经关了，不方便见面。这个牵强的理由更让张研确信，黄俊全就是做贼心虚，不敢见他们。
当晚，张研等3人就打听到黄俊全现在上班的公司地址，商定明天一早直接去找黄俊全弄清楚这个事情。为了壮势，徐建民还叫上了刚来北京找工作暂住在他那儿的姚丽军（化名）。
7月23日，徐建民、王春雨、张研、姚丽军一行人早早地赶到了黄俊全的公司。在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终于等到了骑着自行车来上班的黄俊全。徐建民和张研迎面上去，像好朋友见面一样一把搂住了黄俊全。拥抱之际，徐建民低声对黄俊全说：“知道什么事吗？走，咱们谈谈去。”
此时的黄俊全已经心虚了，他知道张研等人找自己肯定是为了他在那几间宿舍偷东西的事情，所以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们上了一辆“黑出租”。车上，徐建民坐在副驾驶座上，王春雨、张研和姚丽军坐在后排，并把黄俊全夹在中间。5个人一同前往黄俊全位于昌平区回龙观的出租屋内。
受害人与加害人角色互换
到达黄俊全的住处之后，姚丽军因为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就只负责守在门口“站岗”。而来势汹汹的王春雨、徐建民和张研则推推攘攘地把黄俊全带进屋子。王春雨直接质问黄俊全：“知不知道你都对不起谁了吗？”“我没干什么，就偷了张研的笔记本电脑。”黄俊全老实交代。然而几番对话下来，王春雨等3人将他们丢失的钱或物都算到了黄俊全的头上。
处于惊慌状态的黄俊全有点蒙了，他明知自己的确只偷了张研的笔记本，可这凭空多出来的钱怎么也成自己偷的了呢？但是，在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根本由不得黄俊全辩解。经过王春雨等3人轮番以送派出所、要让他被判重刑等威胁恐吓之后，黄俊全再也招架不住，承认了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偷的，还乞求他们放他一马，不要将他扭送派出所。
黄俊全还不经意间透露出了自己曾有过案底，去年刚放出来，现在非常害怕再进监狱的信息。这使得徐建民、王春雨和张研更加掌握了主动权。“你是累犯，够判你7年的了。”“我现在就打110。”“你现在不承认，到公安局也得招。”3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黄俊全越发紧张害怕，甚至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 “咱有话商量，我赔你们损失行吗？”为了息事宁人，更为了不再进监狱，黄俊全想用钱了结事情。其实，徐建民等3人在找到黄俊全之前就商量过这个事情，他们最初就想问他要个万八千了事，根本没想送派出所来解决问题。可当他们翻出黄俊全的钱包时才发现，里面总共却只有200元人民币。“你拿什么赔我们？”徐建民问。“我卡里有6700元，我把卡里的钱都给你们行不行？”黄俊全想着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来作为“赔偿”，但这与徐建民等人的预想还有些差距，何况他们还抓着了黄俊全的把柄。3人觉得钱太少了，佯装又要报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黄俊全被迫答应“赔偿”徐建民等人总计3万元。
为了能尽快拿到“赔偿款”，徐建民等3人让黄俊全给他父亲打电话，谎称在北京发生撞车事故需要4000元钱。其中，张研还冒充被撞的司机在电话中进行配合。而这样的谎言其实并不高明，据黄俊全的父亲回忆说，当他接到电话时就觉着这个事情不对劲，黄俊全怎么可能在撞车后人没伤着反而把人家车撞坏了？所以当对方要求马上將钱打过去时，他就找理由说自己没在家，过两天才能给打钱。
剩下的钱怎么办呢？徐建民提出，让黄俊全以借款的名义写下欠他2万元的欠条。同时，还给黄俊全还钱的时间作了具体约定：3天之内，黄俊全必须把家里寄来4000元钱打入他们提供的账号中;黄俊全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欠条上的2万元限期在8个月之内还清。一旦黄俊全没有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他们将马上拨打110报案，黄俊全后果自负。
谈完这些事情之后，徐建民等人带着黄俊全在附近的ATM机上将他卡上的6700元全部取了出来。徐建民、王春雨和张研每人分得2000元，姚丽军获得200元算“辛苦费”。剩余500元则在黄俊全的要求下留作他的生活费。
拿到了这些先期“赔偿款”，徐建民等人才满意地离开了，临走时还特意跟黄俊全说，你下午可以正常去上班了。据黄俊全后来说，徐建民等人认为这样的“赔偿”都是“有理有据”的，他们提出8个月还钱期限是根据他每个月的3000多元的工资来计算的，除去他的基本生活开销，剩余的钱正好用来还款。
转眼一上午过去，经历了一番折磨之后，黄俊全终于离开了徐建民等人的控制。
徐建民等人走后，黄俊全并没有去上班，而是魂不守舍、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一想到这笔钱该怎么还，他更是手足无措、乱了方寸。最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选择了走进当时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自首，告发徐建民等人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的经过。公安机关立即对徐建民等人的敲诈勒索行为和黄俊全的盗窃行为分别进行了立案侦查。
错误的传统思维
如果说黄俊全是一个习惯于小偷小闹，但又惧怕法律的人，那么徐建民等3人算是那种不知法、不懂法也无惧法律的人。直到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们还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在解决正常的民事纠纷，在他们眼中，黄俊全偷了他们的东西就应该给他们赔偿。办案人员多次向他们分析其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法律事实后，他们才勉强理解了为什么被采取强制措施。
在9月28日的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徐建民、王春雨、张研没有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提出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据参与公诉的检察官回忆，庭审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上述3人在再次回答自己的犯罪动机时说，要黄俊全赔偿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占点小便宜。法庭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徐建民、王雨春有期徒刑8个月和7个月，判处张研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鉴于3人只取得了部分勒索钱款并全部退赃，法庭在量刑时给予了从轻处罚。
至此，这起被害人变被告人的案件尘埃落定，然而使得这起蹊跷案件发生角色转换的出发点竟然是一个占小便宜的简单理由。徐建民等3人将这种心理实践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以黄俊全偷盗行为为基础，将占便宜的心理发展成为他们踩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借口。
“公了见官私了赔钱，赔钱就要占便宜，这种传统上错误的思维方式促使他们发生了犯罪行为。”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承办该案的检察官赵磊说，这种存在了千百年的“朴素”想法是被现代法律所禁止的，根本就不是合法的私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