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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生活中有什么缺憾和困惑的话，那就是我常常会生出“学有疑难可问谁”的迷茫与怅惘。我相信这也是许多人(特别是学业精深的人)所面临的困局。
理论包括三个元素：描述、解释和预言。描述是否客观，是否捕捉到了事情的“真相”?虽然可以借助实证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统计、测量、访谈、调查、个案分析、追踪研究等等。但无论如何，个人的经验总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有共同志趣的人的研究来佐证或修正，而这样的同道很难遇到。
其次是解释，即对现象或“事实”的解读，对于“真相”背后成因的分析揭示。解释的说服力也常常需要实证的研究来予以证实或证伪。这也经常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研究者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对于问题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视野，他所运用的解释框架，而同样每个人也都有其局限性。
第三是预言，即进一步的推论。预言的准确性取决于前提的合理性，包括概括的准确性(概括是否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和推理逻辑的严密性。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个人的交往既取决于个人志趣，也受到社会交往机制的完善。我的老师辈的学者差不多都已步入耄耋之年，由于生活圈子的窄化，他们日益囿于个人的经验，很难用开放的头脑分析问题，不太能从向他们的请教中受益。谁都有老迈的那一天，谁都摆脱不了头脑僵化的宿命，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真诚地敬老。
和我在阅历和资历差不多的学者同仁，由于关注的研究主题不同，有时也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待学术的态度的不同，也很难交流。当然更多的人是没什么学问、没什么头脑和见地的人，只是在这个鱼龙混杂的队伍里混口饭吃。对这样的人我自然不会有交往的兴趣。
在学术界一些很有智慧和学养的人，有向他们求教的价值，可常常又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另外，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对一个问题的卓越见解许多人是不会轻易表达出来的。
好在今天网络发达，在网络上可以获取许多有价值的资讯，一些事实性的数据和资料可以查阅得到，比如近年来的中国内地人口的净增量。但它的缺憾在于不能及时互动，不能作出评判，在前沿性的领域的探索上，不可能作出解释。
处于学术探索前沿的人有“学有疑难可问谁”这样的困局有一定的必然性，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但一个社会如何设计出一种机制来尽可能消除这种困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思想的进步，认识的推进，学术探索的精深，离不开思维的碰撞和思想者之间学问上的切磋。长时期的个体孤独的探索在迷茫和惆怅的心绪下会慢慢耗尽探索者内在的感情动力。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队的建设或许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消解“学有疑难可问谁”的困局。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理想，学者基本上都是散兵游勇。尽管学术探索主要是一种个体劳动，学术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启迪和共同完善一定有着特别的价值。
如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如何提高我国学术界学术创新的能力，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发达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既保证研究者获得研究经费的资助又不致使研究者丧失学术研究的自由、自治和中立?如何建立起学者间的问难诘疑机制和学术评论机制都非常必要。
“最清晰的足迹印在最泥泞的路上”，用这句话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探索者对于复杂问题探索的历史性意义。
编辑 梁宇清
理论包括三个元素：描述、解释和预言。描述是否客观，是否捕捉到了事情的“真相”?虽然可以借助实证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统计、测量、访谈、调查、个案分析、追踪研究等等。但无论如何，个人的经验总有局限性，这就需要有共同志趣的人的研究来佐证或修正，而这样的同道很难遇到。
其次是解释，即对现象或“事实”的解读，对于“真相”背后成因的分析揭示。解释的说服力也常常需要实证的研究来予以证实或证伪。这也经常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研究者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对于问题的解释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视野，他所运用的解释框架，而同样每个人也都有其局限性。
第三是预言，即进一步的推论。预言的准确性取决于前提的合理性，包括概括的准确性(概括是否存在以偏概全的弊端)和推理逻辑的严密性。
研究表明，社会交往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个人的交往既取决于个人志趣，也受到社会交往机制的完善。我的老师辈的学者差不多都已步入耄耋之年，由于生活圈子的窄化，他们日益囿于个人的经验，很难用开放的头脑分析问题，不太能从向他们的请教中受益。谁都有老迈的那一天，谁都摆脱不了头脑僵化的宿命，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真诚地敬老。
和我在阅历和资历差不多的学者同仁，由于关注的研究主题不同，有时也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待学术的态度的不同，也很难交流。当然更多的人是没什么学问、没什么头脑和见地的人，只是在这个鱼龙混杂的队伍里混口饭吃。对这样的人我自然不会有交往的兴趣。
在学术界一些很有智慧和学养的人，有向他们求教的价值，可常常又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另外，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对一个问题的卓越见解许多人是不会轻易表达出来的。
好在今天网络发达，在网络上可以获取许多有价值的资讯，一些事实性的数据和资料可以查阅得到，比如近年来的中国内地人口的净增量。但它的缺憾在于不能及时互动，不能作出评判，在前沿性的领域的探索上，不可能作出解释。
处于学术探索前沿的人有“学有疑难可问谁”这样的困局有一定的必然性，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但一个社会如何设计出一种机制来尽可能消除这种困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思想的进步，认识的推进，学术探索的精深，离不开思维的碰撞和思想者之间学问上的切磋。长时期的个体孤独的探索在迷茫和惆怅的心绪下会慢慢耗尽探索者内在的感情动力。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队的建设或许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消解“学有疑难可问谁”的困局。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理想，学者基本上都是散兵游勇。尽管学术探索主要是一种个体劳动，学术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启迪和共同完善一定有着特别的价值。
如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如何提高我国学术界学术创新的能力，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发达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既保证研究者获得研究经费的资助又不致使研究者丧失学术研究的自由、自治和中立?如何建立起学者间的问难诘疑机制和学术评论机制都非常必要。
“最清晰的足迹印在最泥泞的路上”，用这句话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探索者对于复杂问题探索的历史性意义。
编辑 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