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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审判与武装羁押
1936年冬，当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作准备时，于凤至正在英国，因此，她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1937年1月，于凤至回国后，张学良已被蒋介石羁押在浙江奉化。于凤至说：“我到上海后，宋美龄、孔祥熙二人迎接我，情意感人。……孔祥熙说，汉卿不应当如此贸然来南京，事变中很多人受到伤害都蓄意报复，是否释放汉卿要看今后形势发展。他的辞色恳切。这时汉卿已由宋子文寓所转孔祥熙寓所，后又随即转押到了蒋先生的老家。我赶到时，他见我后拥我泣下，两人只有相对泣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关于张学良在南京的受审，是张、于初次见面时谈到的主要内容。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也有记述，他说：“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而后贺贵岩奉派持蒋委员长手书来接，叫我迁移至溪口居住。到达后，蒙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总理《三民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而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对于张学良在幽禁初期的生活，则持不同态度。她说：“汉卿当时是没有心思读书的，他当时的全部思想都在东北军生死存亡上，恨不得马上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和于凤至对于幽禁的不同感受
在大陆时期的幽禁生活，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有详述。他说：“回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具有家仇国难的我，反则朝餐夕飧，坐糜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迨至……此两宗重大祸乱，我皆寓有肇造的成分。每一思来，为之黯然。”
于凤至的回忆录与张学良的迥然不同。原因在于，张学良是奉命而写，于凤至口述这段历史时，蒋介石已经作古，她口述的内容，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于凤至的记述显得更加客观真实。她说：“幽禁期间，因西北地区的形势，尤其是东北军仍需要汉卿不时地发出合乎蒋帮一伙意图的信电，蒋偶尔派人来探视，作出似乎尚有一线释放可能的样子。当西安发生了汉卿临行指定代理东北军负责人的王以哲被东北军内部少数想夺权者杀害的事件后，东北军的各军军长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转向中央投诚，听从调动到中央指定的地点，整个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此情况之下，汉卿已不可能回东北军和获得自由了。”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写道：“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于凤至透露出来的张学良的悔意，这也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若干年来的首次悔意。）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
于凤至笔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后的真实思想
关于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根据于凤至的记述，张学良早在1940年与即将去美国的于凤至有过一次避开看守视线的密谈。在这次谈话中，张学良说出了心里话。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他从前公开讲的那样，是不计后果的一时冲动，完全是一次有预见和有准备的行动。于凤至据此写道：“汉卿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一伙是利用驱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军队相互残杀，达到消灭这些军队的目的。而这只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在日本军队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蒋仍然不愿抵抗日军。美其名曰是先安内后攘外。这就暴露了他的只为个人不顾国家安危的目的。……我向蒋诤谏，他顽固不听。我只有兵谏。我自己亲身去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和他们的究竟。……只有和共产党团结，共同反对蒋介石，才能救中国，才能打回老家去，所以我只有兵谏。”
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表示有悔过，还把西安事变称为“愚蠢的行动”。
同样一个问题，于凤至的记述却与张学良有所不同。她写道：“汉卿对我说：西安事变结束的事实也说明我们主张正确，不然蒋为什么采纳和同意？以至于我们释放他和他一同回南京。而所有中间过程，什么人从中劝解，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对他的行动，使他清醒。在我们向他说明，我们是仍要拥护他为领袖去抗日，尤其周恩来先生成功地表达了共产党也是要拥护他为首和领导去抗日，他为了自保并且符合了他当领袖的个人目的之下，才接受了我们的主张。……蒋能同意领导抗日，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达到了。”这足以证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的言不由衷。
从于凤至的口述看，夫妻两人在张学良是否应该前往南京护送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张学良说：“保护他（蒋）的责任是我必须完成的，他的领袖权威无损。有情报说，有的将士要射击飞机，所以我才坐飞机，保护他安全地回南京。”而于凤至则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于凤至说：“如果我当时在西安，我决不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张学良不以为然，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B⑨
1936年冬，当张学良为发动西安事变作准备时，于凤至正在英国，因此，她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1937年1月，于凤至回国后，张学良已被蒋介石羁押在浙江奉化。于凤至说：“我到上海后，宋美龄、孔祥熙二人迎接我，情意感人。……孔祥熙说，汉卿不应当如此贸然来南京，事变中很多人受到伤害都蓄意报复，是否释放汉卿要看今后形势发展。他的辞色恳切。这时汉卿已由宋子文寓所转孔祥熙寓所，后又随即转押到了蒋先生的老家。我赶到时，他见我后拥我泣下，两人只有相对泣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关于张学良在南京的受审，是张、于初次见面时谈到的主要内容。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也有记述，他说：“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而后贺贵岩奉派持蒋委员长手书来接，叫我迁移至溪口居住。到达后，蒙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总理《三民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而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对于张学良在幽禁初期的生活，则持不同态度。她说：“汉卿当时是没有心思读书的，他当时的全部思想都在东北军生死存亡上，恨不得马上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和于凤至对于幽禁的不同感受
在大陆时期的幽禁生活，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有详述。他说：“回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具有家仇国难的我，反则朝餐夕飧，坐糜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迨至……此两宗重大祸乱，我皆寓有肇造的成分。每一思来，为之黯然。”
于凤至的回忆录与张学良的迥然不同。原因在于，张学良是奉命而写，于凤至口述这段历史时，蒋介石已经作古，她口述的内容，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于凤至的记述显得更加客观真实。她说：“幽禁期间，因西北地区的形势，尤其是东北军仍需要汉卿不时地发出合乎蒋帮一伙意图的信电，蒋偶尔派人来探视，作出似乎尚有一线释放可能的样子。当西安发生了汉卿临行指定代理东北军负责人的王以哲被东北军内部少数想夺权者杀害的事件后，东北军的各军军长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转向中央投诚，听从调动到中央指定的地点，整个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此情况之下，汉卿已不可能回东北军和获得自由了。”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写道：“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于凤至透露出来的张学良的悔意，这也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若干年来的首次悔意。）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
于凤至笔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后的真实思想
关于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根据于凤至的记述，张学良早在1940年与即将去美国的于凤至有过一次避开看守视线的密谈。在这次谈话中，张学良说出了心里话。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他从前公开讲的那样，是不计后果的一时冲动，完全是一次有预见和有准备的行动。于凤至据此写道：“汉卿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一伙是利用驱使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军队相互残杀，达到消灭这些军队的目的。而这只是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在日本军队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蒋仍然不愿抵抗日军。美其名曰是先安内后攘外。这就暴露了他的只为个人不顾国家安危的目的。……我向蒋诤谏，他顽固不听。我只有兵谏。我自己亲身去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和他们的究竟。……只有和共产党团结，共同反对蒋介石，才能救中国，才能打回老家去，所以我只有兵谏。”
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张学良表示有悔过，还把西安事变称为“愚蠢的行动”。
同样一个问题，于凤至的记述却与张学良有所不同。她写道：“汉卿对我说：西安事变结束的事实也说明我们主张正确，不然蒋为什么采纳和同意？以至于我们释放他和他一同回南京。而所有中间过程，什么人从中劝解，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对他的行动，使他清醒。在我们向他说明，我们是仍要拥护他为领袖去抗日，尤其周恩来先生成功地表达了共产党也是要拥护他为首和领导去抗日，他为了自保并且符合了他当领袖的个人目的之下，才接受了我们的主张。……蒋能同意领导抗日，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达到了。”这足以证明，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的言不由衷。
从于凤至的口述看，夫妻两人在张学良是否应该前往南京护送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张学良说：“保护他（蒋）的责任是我必须完成的，他的领袖权威无损。有情报说，有的将士要射击飞机，所以我才坐飞机，保护他安全地回南京。”而于凤至则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于凤至说：“如果我当时在西安，我决不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张学良不以为然，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