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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波普尔认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一块无传统的白板上合理地设计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①曾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面对一个衰朽的政治，无序的社会和无地自由的时代，他们偏要去做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社会中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②20世纪30年代的这群知识分子中，张爱玲和沈从文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不自觉的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展示着“人性”的主题，始终呈现着自由的创作状态，彰显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追求自由的特征。
关键词：张爱玲；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06-01
一、远离政治的独立书写
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他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始终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他的作品从《湘行书简》到《边城》再到《长河》等等，都具有明显的诗化、散文化特征，具有现实主义特色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湘西是养育作家沈从文的土壤，在北京生活并进行小说创作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预示出对家乡的思念，对生活的崇敬，对社会和政治的远离的态度。当左翼作家进行宏大的革命叙事的时候，他以“乡下人”自居，独专情于大海和天空的意象，依附于一条河，写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偏见和对湘西农村乡情绵绵的赏识。“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③
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同时存在的，除了京派，还有另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海派。张爱玲便是海派文学在40年代的经典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言，张爱玲的作品是在“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的特殊环境下“安心培养”出来的。④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作家相比，张爱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从来不会刻意的勉强自己。她在一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证实自己的存在”。张爱玲小说的创作主题主要有压抑主题、复仇主题和苍凉主题，这与左翼作家的宏大革命叙事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沈从文和张爱玲都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书写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明显的远离政治的态度，彰显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疏离政治、追求独立书写的特征。
二、表现人性的创作主题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强调人性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对人性的独特见解。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视野超越了湘西，超越了时代，而渐渐洞察出民族潜在的危机。他在思考如何发挥文学的救亡功能来重塑民族性格时，把目光锁定在了文学对重塑人性、生命和民族品德的重要意义上来。沈从文一生都受自由意识的影响，他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以人性为基点，追求人格的独立性，追求国家民族的自由，追求自然万物的独立，这便形成了沈从文自由意志的三个基本维度：个人、国家、自然。⑤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为读者展现人性美的主题。《边城》中那清新哀婉的美学风格，那忧郁悲哀的抒情色彩，闪烁出人性凄美的光环。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张爱玲对人性的描写更多的是揭露“人性恶”的现实。张爱玲表白过何以她不能和当时大多数的作家保持一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主存在于一切时代。主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倾城之恋》中的浪荡公子范柳原与白流苏不切实际的爱情，《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因情感迷失而导致的堕落人生，《金锁记》中曹七巧沉浸在欲望的追逐中无法自拔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处于更为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嫉妒、虚荣、癫疯、情欲、物欲……对张爱玲来说，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将人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下，她批判人类的虚荣软弱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显而易见，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创作风格，书写着人性的不同。抑或赞美，抑或揭露，异曲同工，彰显自由。
三、坚持自我的创作状态
对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没有迎合当时时代革命的需求，却始终坚守着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虽与现实有所脱节，但身处边缘的自由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海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着眼于民族性的重造，从民族的长远生存来考虑文学的建设。他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既不视文学为消遣，也不视文学为至上，而是追求文学的纯正，认为文学不应在政治纷争中去周旋，摒弃文学的商业化。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定距離。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张爱玲依靠敏感的写作天赋触摸着身边的一切。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她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她凭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都有着独特的眼光。
总之，沈从文与张爱玲坚守着各自的文学观，在自由主义文学的浪潮中，坚持了自由独立的创作态度。他们远离政治，却接近人性的本真。他们处于时代边缘，却始终在为文学的发展身体力行。他们身处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曾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无须赘述的。
注释：
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沈卫威：《自由守望》，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00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布小继，李直飞，苏宏：《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文化心理研究》，第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张国宁（1990年—），女，汉族，山东东营，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张爱玲；沈从文；自由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06-01
一、远离政治的独立书写
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是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他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始终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他的作品从《湘行书简》到《边城》再到《长河》等等，都具有明显的诗化、散文化特征，具有现实主义特色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湘西是养育作家沈从文的土壤，在北京生活并进行小说创作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预示出对家乡的思念，对生活的崇敬，对社会和政治的远离的态度。当左翼作家进行宏大的革命叙事的时候，他以“乡下人”自居，独专情于大海和天空的意象，依附于一条河，写满了对城市生活的偏见和对湘西农村乡情绵绵的赏识。“沈从文对一个比人大的世界的感受，与五四以来唯人独尊的观念正相对”。③
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文学同时存在的，除了京派，还有另一重要的文学流派——海派。张爱玲便是海派文学在40年代的经典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言，张爱玲的作品是在“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的特殊环境下“安心培养”出来的。④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作家相比，张爱玲是一位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从来不会刻意的勉强自己。她在一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求助于古老的记忆”，“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证实自己的存在”。张爱玲小说的创作主题主要有压抑主题、复仇主题和苍凉主题，这与左翼作家的宏大革命叙事明显有些格格不入。
沈从文和张爱玲都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书写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明显的远离政治的态度，彰显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作家疏离政治、追求独立书写的特征。
二、表现人性的创作主题
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强调人性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出对人性的独特见解。
到了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视野超越了湘西，超越了时代，而渐渐洞察出民族潜在的危机。他在思考如何发挥文学的救亡功能来重塑民族性格时，把目光锁定在了文学对重塑人性、生命和民族品德的重要意义上来。沈从文一生都受自由意识的影响，他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以人性为基点，追求人格的独立性，追求国家民族的自由，追求自然万物的独立，这便形成了沈从文自由意志的三个基本维度：个人、国家、自然。⑤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无时无刻不在为读者展现人性美的主题。《边城》中那清新哀婉的美学风格，那忧郁悲哀的抒情色彩，闪烁出人性凄美的光环。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张爱玲对人性的描写更多的是揭露“人性恶”的现实。张爱玲表白过何以她不能和当时大多数的作家保持一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主存在于一切时代。主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倾城之恋》中的浪荡公子范柳原与白流苏不切实际的爱情，《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因情感迷失而导致的堕落人生，《金锁记》中曹七巧沉浸在欲望的追逐中无法自拔等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处于更为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嫉妒、虚荣、癫疯、情欲、物欲……对张爱玲来说，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将人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下，她批判人类的虚荣软弱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显而易见，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创作风格，书写着人性的不同。抑或赞美，抑或揭露，异曲同工，彰显自由。
三、坚持自我的创作状态
对沈从文和张爱玲来说，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没有迎合当时时代革命的需求，却始终坚守着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虽与现实有所脱节，但身处边缘的自由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海派作家的重要代表作家，沈从文着眼于民族性的重造，从民族的长远生存来考虑文学的建设。他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既不视文学为消遣，也不视文学为至上，而是追求文学的纯正，认为文学不应在政治纷争中去周旋，摒弃文学的商业化。他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沈从文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定距離。
海派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以30年代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遣文化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的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的“文明病”。张爱玲依靠敏感的写作天赋触摸着身边的一切。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她更接近西方的现代派艺术。她凭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下人的生存以及困境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的思考和表现都有着独特的眼光。
总之，沈从文与张爱玲坚守着各自的文学观，在自由主义文学的浪潮中，坚持了自由独立的创作态度。他们远离政治，却接近人性的本真。他们处于时代边缘，却始终在为文学的发展身体力行。他们身处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曾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是无须赘述的。
注释：
①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4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沈卫威：《自由守望》，第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新颖：《沈从文精读》，第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刘绍铭：《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00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⑤布小继，李直飞，苏宏：《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文化心理研究》，第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张国宁（1990年—），女，汉族，山东东营，硕士研究生，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