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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a，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b。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c，复卒三人d。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e：“有石城十仞f，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汉书·食货志》）
注释：
a 募：号令。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b 渫（xiè）：分散、疏通。
c 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即战马。
d 复卒：免服兵役或免纳赋税。
e 神农：即神农氏，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
f 仞：古代计量单位。周尺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周尺一尺约合23厘米。
大意：
当今之急，没有比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重视粮食的价值;重视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罰。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者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能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比较富足的人。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物品来供给政府，那么贫苦百姓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减少多余的去补给不够的，法令一旦颁布百姓就能够获得利益。依顺百姓的心愿，好处有三：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还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治理天下最需要的东西，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
【解析】
秦末农民起义和长达五年的楚汉之争，使农民流离失所，民生凋敝。面对这一局面，汉高帝刘邦以及惠帝（吕后）、文帝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招抚流亡，赐予田宅，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农民进行兼并和侵夺，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之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囤积居奇导致谷贱伤农，阶级矛盾由此日趋激化;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侵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见此形势，大臣晁错忧心如焚，遂从“守边备塞，劝农立本”的战略思想出发，向汉文帝上疏。班固的《汉书》将此奏疏分成两部分，“守边备塞”编入晁错本传，“劝农立本”编入《食货志》，后人将《食货志》中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上了《论贵粟疏》的标题。本文即节选于此。
可以看出，晁错立足于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实际，以“贵粟”为核心，全面论述了农业生产和粮食的重要性，并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应该说这对当时发展农业、巩固政权，以及后来成就“文景之治”的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文中提及的“顺于民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时至今日，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具体措施虽已不再合乎国情，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关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重农固本仍是安民之基和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贵粟”的思想仍有借鉴意义。（高希）
（《汉书·食货志》）
注释：
a 募：号令。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b 渫（xiè）：分散、疏通。
c 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即战马。
d 复卒：免服兵役或免纳赋税。
e 神农：即神农氏，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
f 仞：古代计量单位。周尺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周尺一尺约合23厘米。
大意：
当今之急，没有比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重视粮食的价值;重视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求赏或免罰。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者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能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比较富足的人。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物品来供给政府，那么贫苦百姓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减少多余的去补给不够的，法令一旦颁布百姓就能够获得利益。依顺百姓的心愿，好处有三：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还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治理天下最需要的东西，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
【解析】
秦末农民起义和长达五年的楚汉之争，使农民流离失所，民生凋敝。面对这一局面，汉高帝刘邦以及惠帝（吕后）、文帝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招抚流亡，赐予田宅，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农民进行兼并和侵夺，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加之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囤积居奇导致谷贱伤农，阶级矛盾由此日趋激化;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侵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见此形势，大臣晁错忧心如焚，遂从“守边备塞，劝农立本”的战略思想出发，向汉文帝上疏。班固的《汉书》将此奏疏分成两部分，“守边备塞”编入晁错本传，“劝农立本”编入《食货志》，后人将《食货志》中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上了《论贵粟疏》的标题。本文即节选于此。
可以看出，晁错立足于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实际，以“贵粟”为核心，全面论述了农业生产和粮食的重要性，并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应该说这对当时发展农业、巩固政权，以及后来成就“文景之治”的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文中提及的“顺于民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时至今日，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具体措施虽已不再合乎国情，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关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重农固本仍是安民之基和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贵粟”的思想仍有借鉴意义。（高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