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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专家最近发明了“城市生态门槛”这个新词，认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这“三高”能够将“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这“三低”外地人逼出特大城市，从而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无序膨胀。此言一出，舆论沸腾。
每次房价涨跌难卜之时，总会有些专家爆出一些关于房价的猛料。最新的一则猛料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指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他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除了‘生态门槛’外，我还没想出来用什么更好的‘门槛’予以控制，即合理又合情地让谁留，让谁走。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元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
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思想，要不得。”
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许多人指出这一观点冷酷无情缺乏最起码的道德良心，同时是在为高房价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但也有人认为，北京人口是太多了，高房价的确可以逼走很多低素质、低收入的人，陈贵只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真话”。
抛开对物竞天择等观点的道德批判，陈贵这一观点本身真的站得住脚吗?
高房价反会破坏城市生态
从表面上来看，陈贵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商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供求关系，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会上涨，价格上涨了，就能抑制一部分的需求。这样说来，高房价应该可以挡住一部分的需求。
殊不知，房产并不是普通的商品，它除了具有商品的属性之外，还有别的功能，如果不能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市场的话，反而会破坏城市健康的生态。比如没有了“低收入、低学历”的环卫工人，北京将会垃圾遍地；没有了“低收入、低学历”的农民工，北京无数建设工地将会被迫停工；没有“低收入、低学历”的快递员，北京的物流系统将会崩溃；没有“低收入、低学历”的保姆，许多“高收入、高学历”的北京人的家庭将会变得一团糟。
与其说高房价是控制北京人口的生态门槛，还不如说高房价会破坏北京的城市生态，抑或是陈贵根本就是因为无知而滥用了“生态”这个词。在自然界，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系统必然是一个从最低级的微生物到最高级的哺乳动物都能找到自己栖身之所和生存之道的系统。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把“小鱼和虾米”都“赶尽杀绝”，河流里虽然干净了不少，可这些“高素质”的“大鱼”恐怕也只有等死的命了。
人类社会的城市生态系统同样如此。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而必须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人在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中担任不同的功能。既要有人坐写字楼，也要有人每天给写字楼里的人提供午餐以及给写字楼里的厕所打扫卫生，这样才能保持城市生态的平衡。城市就像一座金字塔，没有坚实的底层塔基，何以支撑高耸入云的塔尖呢?
房价不能解决拥挤问题
虽说用高房价逼走“三低”人群会摧毁整座城市运作系统，但我们并不用担心，因为这永远只是专家脑子里的“美好”设想，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孟买。穷人根本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的规模惊人的贫民窟，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常见——在发展中国家，高房价没有逼走穷人。
发达国家往往从有利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角度出发，选择“不给自由给福利”的政策，比如伦敦的东区和南区，穷人们住在由政府建造的简易高楼里，他们每个月通常能获得300英镑左右的救济金，并且享受非营利性质医疗和教育服务。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新加坡、纽约等国际性大都市——在发达国家，高房价一样没有逼走穷人。
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地方，人们总还是有办法找到地方住。比如建造租金超低的胶囊公寓，比如住在鸽子笼一般的群租房里，比如把集装箱改装成房屋、把中巴改装成房车，比如住在桥底下、地铁通道里……当然还有更绝的，前不久河南郑州退休矿工陈新年用4年时间挖出了50平方米的地下室供自己和家人居住——不管房价多高，穷人总能找到住的地方。
陈贵认为，北京房价和世界级大都市相比，房价并不算贵。“现在莫斯科的房价每平方米达到3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北京的房价并不高”。尽管我们不知道陈贵这一数据来自何方，但哪怕莫斯科房价真像陈贵说的那么高，为什么如今莫斯科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间却一直有增无减，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甚至高达29000人，平方公里(俄罗斯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呢?除了莫斯科，世界上其他各国际性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罗马、孟买都没有出现房价越高、人口越少的情况，反而都呈现“房价与人口齐飞”的境况。可见陈贵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资源配置不均衡是根源
我们从没听说过纽约的街头只准跑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人家那里售价仅几千美元的二手老爷车也照样开在大街上。也没听说定居纽约需要常青藤名校的毕业证作敲门砖，更没听说过纽约用高房价作“生态门槛”逼走穷人。事实上，正如近些年我国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在美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商峰时，纽约等特太城市也呈现交通拥挤、空气污浊、房价过高等等城市病，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口号，但纽约等大城市对人们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不减，于是近些年美国又兴起了回归大城市的浪潮。
由此可见，陈贵给解决北京人口问题所开的药方乃是头痛医脚，并没有掐住控制人口的根本要害。其实关键问题并不是用什么法子来限制人口涌入北京等特大城市，而是找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拼命向往这些特大城市，却不能安心生活在房价不高、交通不堵、空气清新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理由。
其实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资源配置的高度不均衡。我国最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几乎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里。家里老人生病了，不得不赶到北京的大医院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家里的孩子要上学了，不得不想办法落户北京以接受较好的教育。再加上北京聚集了太多的城市功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工业中心……许多工作岗位，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人往高处走，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人家怎能不拼命往北京挤呢?
有位网友说：“想控制北京人口很简单， 把医院迁到外地一半，把高校迁到外地三分之二，把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其他省市等同，把北京的那些现代服务业一大半都转移到周边城市就好了。现在就连天津人都想往北京挤，不就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太多资源了吗?”
人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面对北京如此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是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愿意蜗居在北京，而不愿意回到生活压力较小的家乡，既有传统观念因素，也是他们综合思考得失后的理性决策——在家乡，他们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比在北京更少、更低、更差。“北上广”等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恰恰说明近几年来在社会资源分配和政策调控上存在严重偏差。决策者们将最好的资源投向大城市，迫使人们不得不跟着涌向这些“福利高地”、“资源高地”、“财富高地”。
所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爆炸问题，就应该改变目前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各种资源和优惠政策以及许多功能都过度向北京、上海等城市倾斜的局面，给特大城市“减负”，给中小城市“加分”，实现城市均衡发展，才能解决城市人口问题。
短评
“生态门槛”无关生态
邢 力
本次上海世博会上有一个主题馆叫城市人馆，它提出的核心观点为“城市即人”(莎士比亚语)，即城市建设应该以人为中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注重每一个城市个体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感受。而“高房价控制人口”论的逻辑起点却是以“房”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用一幢幢没有生命的房子反过来挟制一个个有灵魂的活人，让人的生活屈从于房子，迫使无数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选择蜗居、蚁族，进而逃离“北上广”。其结果并非竖起了一座生态门槛，而是一座财富门槛，人为制造富人区(富人城)和穷人区(穷人村)的差别。这好比在目前业已十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的伤口上重重地撒了一把盐，不仅仅伤害了大多数早已买不起房的老百姓的尊严，更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陈会长的此番言论还让我联想到了前不久的一件事。今年8月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向有关部门建议，暂缓出台新的房产调控政策，被媒体解读为“上书”救市。无论是“中房协”的朱会长，还是此次“中房学”的陈会长，我们在听其言观其行的时候都不能忘了：身份决定脑袋决定嘴巴。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就会本能地帮着谁说话。协会也好，学会也罢，这些机构都是靠各家开发商出资养活的，在如今这个敏感的调控时间点上，陈会长抛出这番言论，明眼人早已看出“司马昭之心”，无关人口生态问题。
每次房价涨跌难卜之时，总会有些专家爆出一些关于房价的猛料。最新的一则猛料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指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他对这一观点的解释是：“除了‘生态门槛’外，我还没想出来用什么更好的‘门槛’予以控制，即合理又合情地让谁留，让谁走。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元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
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思想，要不得。”
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许多人指出这一观点冷酷无情缺乏最起码的道德良心，同时是在为高房价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但也有人认为，北京人口是太多了，高房价的确可以逼走很多低素质、低收入的人，陈贵只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真话”。
抛开对物竞天择等观点的道德批判，陈贵这一观点本身真的站得住脚吗?
高房价反会破坏城市生态
从表面上来看，陈贵的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商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供求关系，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会上涨，价格上涨了，就能抑制一部分的需求。这样说来，高房价应该可以挡住一部分的需求。
殊不知，房产并不是普通的商品，它除了具有商品的属性之外，还有别的功能，如果不能构建多层次的住房市场的话，反而会破坏城市健康的生态。比如没有了“低收入、低学历”的环卫工人，北京将会垃圾遍地；没有了“低收入、低学历”的农民工，北京无数建设工地将会被迫停工；没有“低收入、低学历”的快递员，北京的物流系统将会崩溃；没有“低收入、低学历”的保姆，许多“高收入、高学历”的北京人的家庭将会变得一团糟。
与其说高房价是控制北京人口的生态门槛，还不如说高房价会破坏北京的城市生态，抑或是陈贵根本就是因为无知而滥用了“生态”这个词。在自然界，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系统必然是一个从最低级的微生物到最高级的哺乳动物都能找到自己栖身之所和生存之道的系统。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把“小鱼和虾米”都“赶尽杀绝”，河流里虽然干净了不少，可这些“高素质”的“大鱼”恐怕也只有等死的命了。
人类社会的城市生态系统同样如此。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而必须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人在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中担任不同的功能。既要有人坐写字楼，也要有人每天给写字楼里的人提供午餐以及给写字楼里的厕所打扫卫生，这样才能保持城市生态的平衡。城市就像一座金字塔，没有坚实的底层塔基，何以支撑高耸入云的塔尖呢?
房价不能解决拥挤问题
虽说用高房价逼走“三低”人群会摧毁整座城市运作系统，但我们并不用担心，因为这永远只是专家脑子里的“美好”设想，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孟买。穷人根本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的规模惊人的贫民窟，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常见——在发展中国家，高房价没有逼走穷人。
发达国家往往从有利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角度出发，选择“不给自由给福利”的政策，比如伦敦的东区和南区，穷人们住在由政府建造的简易高楼里，他们每个月通常能获得300英镑左右的救济金，并且享受非营利性质医疗和教育服务。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新加坡、纽约等国际性大都市——在发达国家，高房价一样没有逼走穷人。
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地方，人们总还是有办法找到地方住。比如建造租金超低的胶囊公寓，比如住在鸽子笼一般的群租房里，比如把集装箱改装成房屋、把中巴改装成房车，比如住在桥底下、地铁通道里……当然还有更绝的，前不久河南郑州退休矿工陈新年用4年时间挖出了50平方米的地下室供自己和家人居住——不管房价多高，穷人总能找到住的地方。
陈贵认为，北京房价和世界级大都市相比，房价并不算贵。“现在莫斯科的房价每平方米达到30万元人民币，这样看北京的房价并不高”。尽管我们不知道陈贵这一数据来自何方，但哪怕莫斯科房价真像陈贵说的那么高，为什么如今莫斯科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间却一直有增无减，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甚至高达29000人，平方公里(俄罗斯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呢?除了莫斯科，世界上其他各国际性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罗马、孟买都没有出现房价越高、人口越少的情况，反而都呈现“房价与人口齐飞”的境况。可见陈贵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资源配置不均衡是根源
我们从没听说过纽约的街头只准跑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人家那里售价仅几千美元的二手老爷车也照样开在大街上。也没听说定居纽约需要常青藤名校的毕业证作敲门砖，更没听说过纽约用高房价作“生态门槛”逼走穷人。事实上，正如近些年我国出现的“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在美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商峰时，纽约等特太城市也呈现交通拥挤、空气污浊、房价过高等等城市病，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口号，但纽约等大城市对人们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然不减，于是近些年美国又兴起了回归大城市的浪潮。
由此可见，陈贵给解决北京人口问题所开的药方乃是头痛医脚，并没有掐住控制人口的根本要害。其实关键问题并不是用什么法子来限制人口涌入北京等特大城市，而是找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拼命向往这些特大城市，却不能安心生活在房价不高、交通不堵、空气清新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理由。
其实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资源配置的高度不均衡。我国最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几乎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里。家里老人生病了，不得不赶到北京的大医院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家里的孩子要上学了，不得不想办法落户北京以接受较好的教育。再加上北京聚集了太多的城市功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科技中心、工业中心……许多工作岗位，只有在北京才能找到。人往高处走，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人家怎能不拼命往北京挤呢?
有位网友说：“想控制北京人口很简单， 把医院迁到外地一半，把高校迁到外地三分之二，把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其他省市等同，把北京的那些现代服务业一大半都转移到周边城市就好了。现在就连天津人都想往北京挤，不就是因为北京集中了太多资源了吗?”
人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面对北京如此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是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愿意蜗居在北京，而不愿意回到生活压力较小的家乡，既有传统观念因素，也是他们综合思考得失后的理性决策——在家乡，他们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比在北京更少、更低、更差。“北上广”等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恰恰说明近几年来在社会资源分配和政策调控上存在严重偏差。决策者们将最好的资源投向大城市，迫使人们不得不跟着涌向这些“福利高地”、“资源高地”、“财富高地”。
所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爆炸问题，就应该改变目前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各种资源和优惠政策以及许多功能都过度向北京、上海等城市倾斜的局面，给特大城市“减负”，给中小城市“加分”，实现城市均衡发展，才能解决城市人口问题。
短评
“生态门槛”无关生态
邢 力
本次上海世博会上有一个主题馆叫城市人馆，它提出的核心观点为“城市即人”(莎士比亚语)，即城市建设应该以人为中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注重每一个城市个体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感受。而“高房价控制人口”论的逻辑起点却是以“房”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用一幢幢没有生命的房子反过来挟制一个个有灵魂的活人，让人的生活屈从于房子，迫使无数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选择蜗居、蚁族，进而逃离“北上广”。其结果并非竖起了一座生态门槛，而是一座财富门槛，人为制造富人区(富人城)和穷人区(穷人村)的差别。这好比在目前业已十分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的伤口上重重地撒了一把盐，不仅仅伤害了大多数早已买不起房的老百姓的尊严，更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陈会长的此番言论还让我联想到了前不久的一件事。今年8月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向有关部门建议，暂缓出台新的房产调控政策，被媒体解读为“上书”救市。无论是“中房协”的朱会长，还是此次“中房学”的陈会长，我们在听其言观其行的时候都不能忘了：身份决定脑袋决定嘴巴。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就会本能地帮着谁说话。协会也好，学会也罢，这些机构都是靠各家开发商出资养活的，在如今这个敏感的调控时间点上，陈会长抛出这番言论，明眼人早已看出“司马昭之心”，无关人口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