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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应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之邀，王佐书带着他所撰写的最新著作《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走进北京师范大学，与诸多学者就书中所谈及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后，王佐书接受了《中国教师》的专访，围绕着《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一书，结合个人的经历、体会和研究，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与本刊记者分享了他本人这些年来的教育心得与相关思考。
王佐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曾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在参政议政、教育政策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多部著作，其中《参政议政研究》《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国民主党派与和谐社会》《向课堂教学要质量》《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王佐书长期从事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参政议政工作，从未间断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中国教师》：在当前国内的图书界，我们还很少能读到这样一本完全由问题构成的书，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样一本“问题”书呢？
王佐书：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想介绍给大家思维问题的方法，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传递方法，这就像授人以渔，能够使读者们终生受益。“问题”的形式能表现出一种民主的氛围，在我看来，用一些既成的结论去压制读者的思想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所介绍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我这本书里有100个标题，1 940个问题，实际上标题都是观点，而那1 940个问题就是引出这些观点的思考线索，是一道道“程序练习题”。
《中国教师》：整本书都是由“问句”构成的，这样一种“问”的姿态是想表达某种观念或态度吗？
王佐书：思维始于问题，看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是改革创新的开始。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也不等于一定能解决问题，但看到问题总比看不到问题高明得多。做不到的事不能想不到，做不到的事不能看不到，做不到的事不能永远做不到。因此我写这样的书，是希望能够用一个人的思考去引发更多的人思考，因为我始终相信智慧需要智慧的启迪。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它們都能带来扎扎实实的思考。
《中国教师》：新书的主体读者是谁？你希望读者们都怎样来思考你提出的这些教育问题？
王佐书：这本书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这部分人要对教育有一腔热忱，同时最好还能有些水平，不然可能会研究不下去。无论是教师、校长还是研究人员，我都希望他们能读读这本书。上次我还把这本书送给了袁贵仁部长，希望像这样的教育官员也能读一读，能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思考。
很多人可能会说当前的一线教师日常工作压力很大，可能没有精力和时间再来读这样的书或者来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首先，书中有很多部分论述到了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部分内容本身对教师群体就能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其次，当今的基础教育被“就业—大学—考分”这把6字大“锁”紧紧束缚住了，能感知到这把“锁”需要有大视野和大智慧，这样的大视野和大智慧从哪儿来？需要从阅读和思考中来。所以这本书绝对是适合于一线教师们阅读的。
阅读这本书、思考这些问题都是一种“学习”，而且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要花些时间费些工夫，但实际上对教育工作者今后的工作都是一种指导。在我看来，只要是有心人、关心教育的人，这本书对他们都有用。
对于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其实我给大家引了一条路，书中那些问题的排列和归类实际上就是思考这些问题的“路线图”。
《中国教师》：你的身份经历了从“一线教师”到“政策建言者”的不断转变，那你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内容、层次、水平等方面有没有随着你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
王佐书：个人的经历必然对一个人的视野和关注点有很大的影响，在课堂里任教的时候肯定想不着这些问题，但是跳出当时的经历局限你再看，才会发现这是一个体系，仅仅想靠解决一个问题去影响大局是不可能的，教育体系需要整体性的优化。所以我现在更多地是在体制性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视野更宏观了。
《中国教师》：我反过来又要问了，像你这样的政策建言者以你现在的阅历和思考写成了这样一本著作，我们的一线教师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王佐书：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件简单事。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进不了决策层，将很难发挥大的作用，只有处于决策地位的那些人，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应从培养宏观视野着手，从对体制问题的思考着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本书能够起到辅助其拓展思路的作用。退一步说，一个校长可能改变不了社会，但是当你的认识提高后，你就能切实影响你的学校；一个班主任可能改变不了学校，但可以改变自己，从而使你的学生受到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本书也能提供一些日常实践的建言。
我本人始终认为，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教师是最有后劲的教师。理论像望远镜，能够使你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它具有穿透力，使你能够拨开迷雾，确定最后的方向；理论像显微镜，能助你将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让你清晰分辨什么是可控因素什么是不可控因素，从而把自己可控的部分做好；理论也像广角镜，让你能够博采众长，厚积薄发。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应该在现有的处境中努一把力去思考、去实践，如果只是一味地抱怨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于是就什么改变也不去尝试，一旦觉得理解这本书里的问题有困难就不去阅读思考了，那就永远没有办法进步了。
《中国教师》：在刚结束不久的“两会”上出现了许多教育热点议题，我们发现你书里的很多内容也涉及了这些“热点”，比如说教育投入问题，你觉得现在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不是还有些薄弱？此外，你对教育公平是怎么看的呢？
王佐书：教育是永远的饥饿症，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永远都吃不饱，需求无尽无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必须从国家要顾及整体发展的前提出发，看其教育投入的情况怎样。如同你要学习10门课程，那你10门课程都得照顾着，当我们要评价你对其中一门功课的投入大小时，不能忽略了你还得同时照顾其他课程的事实。在我本人看来，国家在同时照顾民生、发展各方面的事实前提下，在教育投入上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力了，但话说回来，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了还待商量。
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应是教育质量的公平，机会公平只是公平中的一种，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三大内涵，我觉得保证了教育质量才能保证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什么事情都是理想化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实践逐渐逼近理想化的过程，教育公平也是这样。
《中国教师》：现在包括新课改在内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素质教育也在被大力地提倡，可最后高考还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关卡”，似乎一边在拼命地解锁一边却不断在上锁，你怎么看待现行教育改革中的这种矛盾？你觉得高考这样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会被取消吗？对于高考加分，你怎么看？
王佐书：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新课程改革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还是下了一番工夫，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我认为高考制度不能取消，因为考试还是公平的。我把现在的这种自主招生称为特殊招生，这种“特招”可以存在，但比例不宜过大，不然大家就会有意见了，因为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特殊人才呢？关于高考加分，我觉得不怕加分，就怕加的分里有“水分”，如果你真是奥林匹克竞赛第一的话，你也不会怕考试，所以怎么说都不会与考试有冲突。
《中国教师》：我们要如何才能突破单一性的人才评价方式？
王佐书：打破这个瓶颈的力量还得来自我们的一线教师，来自他们的教学智慧，用这些教学智慧去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读懂，在读懂学生、对不同学生都作了深度研究的基础上去考虑社会对多元人才的需求，使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与这样多元化的需求产生联系，从而突破这个评价单一化的瓶颈。
《中国教师》：从你的书中可以知道，你是非常赞同环境对于教育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在的社会环境對于学校教育有时起的是反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佐书：培养学生、培养人实际上是环境在培养。我在对幼儿园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幼儿园的“10字教育”印象非常深刻，分别是：习惯、诚实、礼貌、助人为乐。如果都能按照这10个字去做，小孩都会成为好孩子，可是，社会风气有时真地会削弱甚至消解掉我们的教育成果。举个例子，家长带着孩子走到路口时正好遇到红灯，小孩说什么也不过马路，因为学校老师讲过红灯的时候不能过马路，可是家长啪啪就给了小孩两巴掌，拉着他就过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场景，当时我就在想，家长的这两巴掌把学校教育的效果全打没了。再比如说，教育中的乱收费收走了什么？是大事还是小事呢？是仅仅收走了学生家长口袋中的那几个钱吗？在我看来，教育乱收费收走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全部成果。你不是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吗？既然学校可以不遵纪守法，教师可以不遵纪守法，那学生不就更可以不遵纪守法了？所以我说，学校教育无小事，对学生所施加的100公斤的正面影响能够被0.5公斤的负面影响所抵消，一学期的正面教育 一件负面小事的示范≤0。这就是环境的影响，教育要求社会环境与它的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现在的社会环境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这是当前教育面临着的一种无奈。
育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环境培养的结果，如何优化环境、利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在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努力分清什么是可控因素什么是不可控因素，把握好可控部分，做好相关工作，以此去抵消不可控变化可能会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一些困难。现在的环境我们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就如同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细菌与病毒的环境中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健康就是因为我们的机体产生了对环境的免疫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师可能很难去改变现在的社会歪风与不良环境，但可以通过教育使学生具备对环境的一个免疫力，在我看来，这才是教育的成果。
《中国教师》：2011年，首届免费师范生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你怎么看待免费师范生的问题？
王佐书：一项工作，光靠能力是不行的，还得靠精神，热爱工作很重要，如果不热爱，会想方设法地跳出这个领域。我们的政策绝不应该以免费来“诱惑”学生加入师范生行列，因为这样的生源可能会具备能力，但缺少对教育的一份心，我们的政策优惠应是一种辅助，鼓励和帮助有志之士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师范人才。但就现在来看，政策能起到怎样的效果还很难说，所以对于这项政策的评估我们要放远眼光，过个几年之后再来看成果，看有多少学生真地在从事本职工作，有多少学生又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考研了等等，到那时，免费政策的效果才能真正看出来。
《中国教师》：教育那么重视人格、精神的培养，可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不提“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呢？那教师是“铁路警察”只管一段？还是其他的什么角色？
王佐书：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培养一个人、塑造一个人，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本人十分赞同这句话，现在“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说法好像不提了，但“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共识是一直存在着的。教书育人，育人绝对是教育的关键，不管你现在在报刊杂志中看到这样的提法是多是少，也不能改变事实本来的样子，教师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教师的本质，绝不能舍弃，也绝不能忘记。
教师的工作绝不是只需对学生的某段成长负责，所有教师都应始终牢记：不论你教的是几年级的学生，你的教育都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发展走向。之所以会存在认为教师是“铁路警察”只需管一段的误解，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往往只是对学生进行阶段性的评价，缺乏一种历时性的连续性评价，因此才会造成教师只需对阶段性评价结果负责的误读。我们的教师都应该端正意识，谨记自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与价值。
《中国教师》：《中国教师》杂志面向着国内最庞大的教师群体，想对我们的读者群说些什么呢？
王佐书：宏观地说，教育的产品是人才，评价教育、评价教师最后都得看其对人才的贡献率。具体说来也简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尽职尽责地工作。对教师的评价可能不是即时的，要在若干年之后，从其培养的人才身上得到一个最真实的评价。“名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且效果显著的教师，而人才不是靠分数来体现的，还得看品德。教师要培养出好学生就得有威信，而威信的树立是全人格的参与过程。所以我想寄语中国的教师们：一定要用教师的全人格去培养学生的全人格。
（责任编辑：叶倓）
近日，应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之邀，王佐书带着他所撰写的最新著作《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走进北京师范大学，与诸多学者就书中所谈及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后，王佐书接受了《中国教师》的专访，围绕着《我们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一书，结合个人的经历、体会和研究，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与本刊记者分享了他本人这些年来的教育心得与相关思考。
王佐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曾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在参政议政、教育政策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多部著作，其中《参政议政研究》《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国民主党派与和谐社会》《向课堂教学要质量》《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王佐书长期从事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参政议政工作，从未间断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中国教师》：在当前国内的图书界，我们还很少能读到这样一本完全由问题构成的书，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样一本“问题”书呢？
王佐书：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想介绍给大家思维问题的方法，重点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传递方法，这就像授人以渔，能够使读者们终生受益。“问题”的形式能表现出一种民主的氛围，在我看来，用一些既成的结论去压制读者的思想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所介绍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我这本书里有100个标题，1 940个问题，实际上标题都是观点，而那1 940个问题就是引出这些观点的思考线索，是一道道“程序练习题”。
《中国教师》：整本书都是由“问句”构成的，这样一种“问”的姿态是想表达某种观念或态度吗？
王佐书：思维始于问题，看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是改革创新的开始。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也不等于一定能解决问题，但看到问题总比看不到问题高明得多。做不到的事不能想不到，做不到的事不能看不到，做不到的事不能永远做不到。因此我写这样的书，是希望能够用一个人的思考去引发更多的人思考，因为我始终相信智慧需要智慧的启迪。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它們都能带来扎扎实实的思考。
《中国教师》：新书的主体读者是谁？你希望读者们都怎样来思考你提出的这些教育问题？
王佐书：这本书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这部分人要对教育有一腔热忱，同时最好还能有些水平，不然可能会研究不下去。无论是教师、校长还是研究人员，我都希望他们能读读这本书。上次我还把这本书送给了袁贵仁部长，希望像这样的教育官员也能读一读，能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思考。
很多人可能会说当前的一线教师日常工作压力很大，可能没有精力和时间再来读这样的书或者来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首先，书中有很多部分论述到了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部分内容本身对教师群体就能有直接的启发作用。其次，当今的基础教育被“就业—大学—考分”这把6字大“锁”紧紧束缚住了，能感知到这把“锁”需要有大视野和大智慧，这样的大视野和大智慧从哪儿来？需要从阅读和思考中来。所以这本书绝对是适合于一线教师们阅读的。
阅读这本书、思考这些问题都是一种“学习”，而且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表面上看来似乎要花些时间费些工夫，但实际上对教育工作者今后的工作都是一种指导。在我看来，只要是有心人、关心教育的人，这本书对他们都有用。
对于应该怎样思考这些教育问题，其实我给大家引了一条路，书中那些问题的排列和归类实际上就是思考这些问题的“路线图”。
《中国教师》：你的身份经历了从“一线教师”到“政策建言者”的不断转变，那你关注的教育问题，在内容、层次、水平等方面有没有随着你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
王佐书：个人的经历必然对一个人的视野和关注点有很大的影响，在课堂里任教的时候肯定想不着这些问题，但是跳出当时的经历局限你再看，才会发现这是一个体系，仅仅想靠解决一个问题去影响大局是不可能的，教育体系需要整体性的优化。所以我现在更多地是在体制性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视野更宏观了。
《中国教师》：我反过来又要问了，像你这样的政策建言者以你现在的阅历和思考写成了这样一本著作，我们的一线教师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王佐书：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件简单事。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进不了决策层，将很难发挥大的作用，只有处于决策地位的那些人，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应从培养宏观视野着手，从对体制问题的思考着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本书能够起到辅助其拓展思路的作用。退一步说，一个校长可能改变不了社会，但是当你的认识提高后，你就能切实影响你的学校；一个班主任可能改变不了学校，但可以改变自己，从而使你的学生受到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本书也能提供一些日常实践的建言。
我本人始终认为，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教师是最有后劲的教师。理论像望远镜，能够使你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它具有穿透力，使你能够拨开迷雾，确定最后的方向；理论像显微镜，能助你将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让你清晰分辨什么是可控因素什么是不可控因素，从而把自己可控的部分做好；理论也像广角镜，让你能够博采众长，厚积薄发。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应该在现有的处境中努一把力去思考、去实践，如果只是一味地抱怨自己无法改变什么于是就什么改变也不去尝试，一旦觉得理解这本书里的问题有困难就不去阅读思考了，那就永远没有办法进步了。
《中国教师》：在刚结束不久的“两会”上出现了许多教育热点议题，我们发现你书里的很多内容也涉及了这些“热点”，比如说教育投入问题，你觉得现在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不是还有些薄弱？此外，你对教育公平是怎么看的呢？
王佐书：教育是永远的饥饿症，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永远都吃不饱，需求无尽无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必须从国家要顾及整体发展的前提出发，看其教育投入的情况怎样。如同你要学习10门课程，那你10门课程都得照顾着，当我们要评价你对其中一门功课的投入大小时，不能忽略了你还得同时照顾其他课程的事实。在我本人看来，国家在同时照顾民生、发展各方面的事实前提下，在教育投入上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力了，但话说回来，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了还待商量。
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应是教育质量的公平，机会公平只是公平中的一种，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三大内涵，我觉得保证了教育质量才能保证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什么事情都是理想化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实践逐渐逼近理想化的过程，教育公平也是这样。
《中国教师》：现在包括新课改在内的基础教育改革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素质教育也在被大力地提倡，可最后高考还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关卡”，似乎一边在拼命地解锁一边却不断在上锁，你怎么看待现行教育改革中的这种矛盾？你觉得高考这样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会被取消吗？对于高考加分，你怎么看？
王佐书：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新课程改革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还是下了一番工夫，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我认为高考制度不能取消，因为考试还是公平的。我把现在的这种自主招生称为特殊招生，这种“特招”可以存在，但比例不宜过大，不然大家就会有意见了，因为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特殊人才呢？关于高考加分，我觉得不怕加分，就怕加的分里有“水分”，如果你真是奥林匹克竞赛第一的话，你也不会怕考试，所以怎么说都不会与考试有冲突。
《中国教师》：我们要如何才能突破单一性的人才评价方式？
王佐书：打破这个瓶颈的力量还得来自我们的一线教师，来自他们的教学智慧，用这些教学智慧去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读懂，在读懂学生、对不同学生都作了深度研究的基础上去考虑社会对多元人才的需求，使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与这样多元化的需求产生联系，从而突破这个评价单一化的瓶颈。
《中国教师》：从你的书中可以知道，你是非常赞同环境对于教育具有重大影响的，现在的社会环境對于学校教育有时起的是反作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佐书：培养学生、培养人实际上是环境在培养。我在对幼儿园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幼儿园的“10字教育”印象非常深刻，分别是：习惯、诚实、礼貌、助人为乐。如果都能按照这10个字去做，小孩都会成为好孩子，可是，社会风气有时真地会削弱甚至消解掉我们的教育成果。举个例子，家长带着孩子走到路口时正好遇到红灯，小孩说什么也不过马路，因为学校老师讲过红灯的时候不能过马路，可是家长啪啪就给了小孩两巴掌，拉着他就过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场景，当时我就在想，家长的这两巴掌把学校教育的效果全打没了。再比如说，教育中的乱收费收走了什么？是大事还是小事呢？是仅仅收走了学生家长口袋中的那几个钱吗？在我看来，教育乱收费收走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全部成果。你不是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吗？既然学校可以不遵纪守法，教师可以不遵纪守法，那学生不就更可以不遵纪守法了？所以我说，学校教育无小事，对学生所施加的100公斤的正面影响能够被0.5公斤的负面影响所抵消，一学期的正面教育 一件负面小事的示范≤0。这就是环境的影响，教育要求社会环境与它的基本目标、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现在的社会环境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这是当前教育面临着的一种无奈。
育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环境培养的结果，如何优化环境、利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在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努力分清什么是可控因素什么是不可控因素，把握好可控部分，做好相关工作，以此去抵消不可控变化可能会给我们工作带来的一些困难。现在的环境我们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就如同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细菌与病毒的环境中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健康就是因为我们的机体产生了对环境的免疫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师可能很难去改变现在的社会歪风与不良环境，但可以通过教育使学生具备对环境的一个免疫力，在我看来，这才是教育的成果。
《中国教师》：2011年，首届免费师范生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你怎么看待免费师范生的问题？
王佐书：一项工作，光靠能力是不行的，还得靠精神，热爱工作很重要，如果不热爱，会想方设法地跳出这个领域。我们的政策绝不应该以免费来“诱惑”学生加入师范生行列，因为这样的生源可能会具备能力，但缺少对教育的一份心，我们的政策优惠应是一种辅助，鼓励和帮助有志之士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师范人才。但就现在来看，政策能起到怎样的效果还很难说，所以对于这项政策的评估我们要放远眼光，过个几年之后再来看成果，看有多少学生真地在从事本职工作，有多少学生又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考研了等等，到那时，免费政策的效果才能真正看出来。
《中国教师》：教育那么重视人格、精神的培养，可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不提“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呢？那教师是“铁路警察”只管一段？还是其他的什么角色？
王佐书：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培养一个人、塑造一个人，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本人十分赞同这句话，现在“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说法好像不提了，但“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共识是一直存在着的。教书育人，育人绝对是教育的关键，不管你现在在报刊杂志中看到这样的提法是多是少，也不能改变事实本来的样子，教师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教师的本质，绝不能舍弃，也绝不能忘记。
教师的工作绝不是只需对学生的某段成长负责，所有教师都应始终牢记：不论你教的是几年级的学生，你的教育都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发展走向。之所以会存在认为教师是“铁路警察”只需管一段的误解，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往往只是对学生进行阶段性的评价，缺乏一种历时性的连续性评价，因此才会造成教师只需对阶段性评价结果负责的误读。我们的教师都应该端正意识，谨记自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与价值。
《中国教师》：《中国教师》杂志面向着国内最庞大的教师群体，想对我们的读者群说些什么呢？
王佐书：宏观地说，教育的产品是人才，评价教育、评价教师最后都得看其对人才的贡献率。具体说来也简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尽职尽责地工作。对教师的评价可能不是即时的，要在若干年之后，从其培养的人才身上得到一个最真实的评价。“名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且效果显著的教师，而人才不是靠分数来体现的，还得看品德。教师要培养出好学生就得有威信，而威信的树立是全人格的参与过程。所以我想寄语中国的教师们：一定要用教师的全人格去培养学生的全人格。
（责任编辑：叶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