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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与我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韩国又是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国到新兴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６２年８７美元跃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７４００美元，非农产业比重也从１９６１年的５５．９％提高到９０％以上，农业人口迅速下降到１３％以下。世纪之交，韩国在经受亚洲金融风暴猛烈冲击后比较快地走出阴影，再次为世人瞩目。
韩国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新村运动”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比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难题，而且还成为其现代化战略的有力支撑。
韩国是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高于日本），人均耕地最少（少于中国）的国家。韩国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灿烂的农业文明，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出现了农业相对萎缩、农村日渐衰落、城乡差距日渐扩大、农村劳动力严重老化、农村人口无序迁移等较为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认识到，如果不在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振兴农村，大量农村居民要么大量涌入本已承载不动气喘吁吁的城市，要么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这不仅使国民经济缺乏消费拉动力，而且更严重的是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韩国政府决定实施“新村运动”，并把它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一个社会综合开发运动，其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精神发展，包括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自重、和谐、自助与合作精神，确立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等；第二，经济发展，包括提高农户生活，农业与渔业结构的创新，调整土地开发，技术创新与机械化等；第三，社会发展，包括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新村运动每一阶段的侧重点不同，政府的指导方针与考核次序也不一样。其主要做法为：
——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消耗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政府确定的运动成绩评比的优先次序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
——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主要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为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评比的优先次序调整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改善生活环境。政府相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业保险业及农协组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在“新村运动”发展后期，其主要目标是精神启蒙，通过精神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并相应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政府只是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等手段，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和流通业，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发挥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此外，政府还注意在克服新村规模偏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等方面做出一些尝试，鼓励并引导兴建农业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农业园区，拉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高效化、规模化与现代化。
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懈努力，“新村运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并基本做到粮食自给，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日渐缩小并出现了有些年份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高出城市工薪家庭的现象；乡村面貌出现了根本改变，农民的精神风貌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一代新型农民逐渐形成。“新村运动”的成功，还为韩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９０亿美元上升到６６８亿美元，人均产值从２７７美元跃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１０１２美元，到１９８１年为１７３４美元，到１９８７年为３１１０美元。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建设资源浪费，工业化进程和“新村运动”的矛盾等，但这一运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俄罗斯、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总统和部长先后带领国家考察组赴韩国学习考察“新村运动”，并建立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７０年代的韩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和现阶段的中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在发展阶段与基本情况等方面大致相似，都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的难题自然有类似之处。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避免其失误与弊端，遵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无形的精神启蒙着眼，从有形的物质投入入手；从农村居民主导新农村建设着眼，从政府主导启动入手，从而逐步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深入。
（作者系中共海门市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邹宏仪
韩国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在这诸多因素中，“新村运动”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比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难题，而且还成为其现代化战略的有力支撑。
韩国是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高于日本），人均耕地最少（少于中国）的国家。韩国历史上也曾创造过灿烂的农业文明，然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出现了农业相对萎缩、农村日渐衰落、城乡差距日渐扩大、农村劳动力严重老化、农村人口无序迁移等较为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认识到，如果不在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振兴农村，大量农村居民要么大量涌入本已承载不动气喘吁吁的城市，要么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这不仅使国民经济缺乏消费拉动力，而且更严重的是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鉴于此，韩国政府决定实施“新村运动”，并把它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一个社会综合开发运动，其目标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精神发展，包括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自重、和谐、自助与合作精神，确立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等；第二，经济发展，包括提高农户生活，农业与渔业结构的创新，调整土地开发，技术创新与机械化等；第三，社会发展，包括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新村运动每一阶段的侧重点不同，政府的指导方针与考核次序也不一样。其主要做法为：
——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消耗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政府确定的运动成绩评比的优先次序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
——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主要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为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评比的优先次序调整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改善生活环境。政府相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业、农业保险业及农协组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培育社会发展实体。
——在“新村运动”发展后期，其主要目标是精神启蒙，通过精神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并相应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政府只是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等手段，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和流通业，为国民的自我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发挥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此外，政府还注意在克服新村规模偏小、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关系和工农业关系等方面做出一些尝试，鼓励并引导兴建农业与制造业相结合的农业园区，拉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加速农业高效化、规模化与现代化。
经过三个阶段的不懈努力，“新村运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并基本做到粮食自给，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日渐缩小并出现了有些年份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高出城市工薪家庭的现象；乡村面貌出现了根本改变，农民的精神风貌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一代新型农民逐渐形成。“新村运动”的成功，还为韩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９０亿美元上升到６６８亿美元，人均产值从２７７美元跃升到１９７７年的１０１２美元，到１９８１年为１７３４美元，到１９８７年为３１１０美元。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列世界第二。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建设资源浪费，工业化进程和“新村运动”的矛盾等，但这一运动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俄罗斯、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总统和部长先后带领国家考察组赴韩国学习考察“新村运动”，并建立了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７０年代的韩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和现阶段的中国的农业、农村状况在发展阶段与基本情况等方面大致相似，都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的难题自然有类似之处。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注意学习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避免其失误与弊端，遵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无形的精神启蒙着眼，从有形的物质投入入手；从农村居民主导新农村建设着眼，从政府主导启动入手，从而逐步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深入。
（作者系中共海门市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邹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