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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贵州人民大会堂，第八届中国经济论坛在激昂的进行曲中拉开帷幕。
来自北京及贵州的专家们围绕遏制石漠化、毕节试验区、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价值转换、构建生态文明特区等一系列课题，发表了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独到见解。
“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用20年的时间，成功建立了毕节试验区，又创立了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遏制石漠化中出现的‘顶坛模式’，解决了云贵川石漠化的治理问题，农民在石头缝里种了金银花、花椒等高收益经济植物——不但保护了生态，还实现了生态文明最有效的价值转换。”《中国经济周刊》总编季晓磊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本届论坛之所以选择在贵州召开，是因为贵州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在贵州举办第八届中国经济论坛，可以很好地总结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就和经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早在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倡导成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省的早期实践。2005年春节，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为把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切实巩固和增强生态优势，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大力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目标，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经济落后省份的两难选择
据贵州财经学院副院长张晓阳教授介绍，目前，贵州人均耕地面积仅0.67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而且土层薄、多贫瘠。贵州长年粮食“丰年有缺”，每年净调进75万吨左右。根据2007年年末的统计，在贵州总人口3975.48万中，有2852.80万人在农村，农村总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1.76%；贵州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数的3%，可是GDP仅占全国的1.1%。到2005年，贵州全省还有266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465万低收入贫困人口，分别占全国同类人口的11.29%和11.49%，绝对贫困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根据国家林业局2006年发布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显示，贵州省居全国各个省区石漠化之首，到2005年底石漠化达到331.6万公顷，占全国石漠化总面积的25.6%，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0%以上。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贵州的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基础比较薄弱和基数较小等原因，贵州与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张晓阳教授说，2007年，贵州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710.28亿元，居全国各省第26位，同年全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可是贵州仅为800美元左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我国唯一一个人均GDP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省区。
贵州的省情显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怎样逐步有效解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
“对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来说，经济发展仍是第一位的，严峻现实使人们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发展愿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及资源的合理利用相比，在一定时期内前者的需求更为迫切。”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说。
然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容易造成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造成对环境、对人、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损害。据贵州省招商局副局长陈泽明介绍，粗放自然资源为主的发展战略，实现了GDP的短时快速增长，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大约相当于GDP的5%—13%，即每创造1万元GDP，有500—1300元的生态环境损失。
针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表示，欠发达地区处在产业分工低端，靠低收益、高强度、大规模的榨取自然、榨取劳动自身维持简单生存，没有剩余，没有能力对生态环境进行护理、修复，不像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高度可拿出较多的剩余来维护和建设生态。“欠发达地区低收益工业，不足以治理、补偿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补偿程度抵不过破坏程度、破坏的深度和规模扩大的速度，甚至不得不用或者暂时用破坏生态的办法换取工业的发展。”
贵州如何在经济没有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既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能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探寻经济发展新模式
“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可以避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说。
生态经济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使二者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物质能量多层利用的原理以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良性循环的原则，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产业开发、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形成环境优良、资源再生产能力强、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发展。
“生态经济是经济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有其具体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王礼全进一步解释说，生态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把资源、环境和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使资源要素、环境要素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先进技术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产生高附加值，获得高回报率，保持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长期欠发达、欠开发，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村大多还处于原生状态，农业仍以传统为主，工业化进程尚处初期阶段，工业企业总量和密集度不大，环境污染总体程度较轻，工业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和矛盾还不是很尖锐，这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降低了难度。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不是简单倒退到原始的自然生态，而是在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护、修复和美化自然生态，形成有利于生产发展、生活舒适、生态良好的环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贵州的基本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为发展生态经济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陈扬表示，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必然选择。
发展生态经济、打好“生态”牌，并非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条件。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认为，目前贵州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经济的优越条件。
第一，贵州具有独特的绿色资源组合条件。贵州能源、矿产、生物、旅游和气候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开发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生态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第二，贵州具有独特的地貌条件。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农业省份，山地和丘陵占92.5%，环境类型多，山水之间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适合生态经济发展。山、水之间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适合于发展生态经济，开发后容易形成系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贵州具有独特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贵州和其他资源省份一样，主要实行的是资源开发导向战略，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二者必须有机结合，同步推进。
“贵州独特的地质地貌和区位、良好的生态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湿润的立体气候等，加上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贵州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天然优越条件，依托这些优势来承载生态经济的发展，其前景十分可观。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贵州省情的必然选择。”王礼全说。
针对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思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论说，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由于贵州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营造生态环境过程中，发展生态农业、整合生态工业、促进生态旅游、弘扬生态文化、优化生态产业和提升生态经济等方面都具有特殊优势，因此，贵州经济发展可以避免循规蹈矩，少走弯路，重蹈覆辙，在工业化进程中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建设阶段，这也是贵州经济后发优势的体现。
多年来，贵州省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贵州省委、省政府先后部署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努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贵州建立了毕节“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实验区，着力解决人口、生态与贫困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初，贵州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入新世纪，贵州抢抓西部大开发战略，强力推进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
“针对贵州省生态环境的多样、复杂、脆弱，我们在黔东南州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在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在毕节地区深化‘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改革试验。正是在不同生态类型的地区为建设生态文明作示范、探路子，带动了全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贵州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祖平介绍说。
加高门槛应对产业转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局程秀生局长介绍，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并没给西部带来繁荣。相反，许多地方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形成了资源富有与经济落后的强烈反差。欠发达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未缩小，所遭受的生态破坏转移冲击却剧烈增大。
“发达地区在发展较高水平阶段，可以实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有条件淘汰生态破坏型生产，按照生态保护标准筛选产业、设置门槛，增加投入、改进生产，存优汰劣，将生态破坏型产业转移出去。而欠发达地区虽有保护环境的后发优势，但更存在环境破坏外部转移冲击的后发劣势，不像发达地区那样没有外部转移的环境破坏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说。
据袁钢明介绍，前些年，东部沿海地区电镀、钡业等严重污染产业转移到贵州，这些产业经济效益很好，但污染严重，厂区附近的山石污染变黑，几乎无法治理恢复，得不偿失。现在，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已经明确认识到并采取措施，阻挡严重的、明显的转移性生态破坏产业进入本地，但是对生态破坏不太严重、不太明显的产业正在大量大规模地转移到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大批淘汰废弃的“两高一资”产业也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水泥、冶炼、金属粗加工、化工原料、化工初级加工等生产在贵州等地区大量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贵州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发展生态经济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走生态保护型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说，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层次的提高，欠发达地区保护生态的能力也将提高，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中选择生态保护型道路的能力增强，从而有能力摆脱自毁家园、自断生路的生态破坏型发展道路，采用生态保护高投入的清洁文明生产方式。
“首先要坚决拒绝明显严重的污染产业转移，提高不太明显或隐性污染产业转移的门槛，对此类外来投资征收较高的进门费。其次，提高‘两高一资’产品价格，使欠发达地区获得足够收益和生态保护投入能力，为‘两高一资’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提供支持。第三，加快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速度，尽快摆脱产业低端化发展方式，从资源采掘及粗加工推进到就地深加工、高附加值生态保护型发展方式。第四，国家应该实行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支持政策，提高资源税，留给西部地区；提高资源品价格；提高西部地区地税留成比例等。”袁钢明如是建言。
来自北京及贵州的专家们围绕遏制石漠化、毕节试验区、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价值转换、构建生态文明特区等一系列课题，发表了对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独到见解。
“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用20年的时间，成功建立了毕节试验区，又创立了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遏制石漠化中出现的‘顶坛模式’，解决了云贵川石漠化的治理问题，农民在石头缝里种了金银花、花椒等高收益经济植物——不但保护了生态，还实现了生态文明最有效的价值转换。”《中国经济周刊》总编季晓磊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本届论坛之所以选择在贵州召开，是因为贵州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在贵州举办第八届中国经济论坛，可以很好地总结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就和经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早在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倡导成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省的早期实践。2005年春节，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为把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切实巩固和增强生态优势，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大力推进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目标，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经济落后省份的两难选择
据贵州财经学院副院长张晓阳教授介绍，目前，贵州人均耕地面积仅0.67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而且土层薄、多贫瘠。贵州长年粮食“丰年有缺”，每年净调进75万吨左右。根据2007年年末的统计，在贵州总人口3975.48万中，有2852.80万人在农村，农村总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1.76%；贵州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数的3%，可是GDP仅占全国的1.1%。到2005年，贵州全省还有266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465万低收入贫困人口，分别占全国同类人口的11.29%和11.49%，绝对贫困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根据国家林业局2006年发布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显示，贵州省居全国各个省区石漠化之首，到2005年底石漠化达到331.6万公顷，占全国石漠化总面积的25.6%，占全省国土面积的60%以上。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贵州的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基础比较薄弱和基数较小等原因，贵州与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仍然在继续拉大。”张晓阳教授说，2007年，贵州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710.28亿元，居全国各省第26位，同年全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可是贵州仅为800美元左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我国唯一一个人均GDP没有超过1000美元的省区。
贵州的省情显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怎样逐步有效解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
“对欠发达、欠开发地区来说，经济发展仍是第一位的，严峻现实使人们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发展愿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及资源的合理利用相比，在一定时期内前者的需求更为迫切。”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说。
然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容易造成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造成对环境、对人、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损害。据贵州省招商局副局长陈泽明介绍，粗放自然资源为主的发展战略，实现了GDP的短时快速增长，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大约相当于GDP的5%—13%，即每创造1万元GDP，有500—1300元的生态环境损失。
针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表示，欠发达地区处在产业分工低端，靠低收益、高强度、大规模的榨取自然、榨取劳动自身维持简单生存，没有剩余，没有能力对生态环境进行护理、修复，不像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高度可拿出较多的剩余来维护和建设生态。“欠发达地区低收益工业，不足以治理、补偿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补偿程度抵不过破坏程度、破坏的深度和规模扩大的速度，甚至不得不用或者暂时用破坏生态的办法换取工业的发展。”
贵州如何在经济没有充分发达的情况下，既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又能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探寻经济发展新模式
“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可以避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说。
生态经济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使二者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物质能量多层利用的原理以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良性循环的原则，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产业开发、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形成环境优良、资源再生产能力强、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发展。
“生态经济是经济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有其具体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王礼全进一步解释说，生态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把资源、环境和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虑，使资源要素、环境要素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先进技术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产生高附加值，获得高回报率，保持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长期欠发达、欠开发，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村大多还处于原生状态，农业仍以传统为主，工业化进程尚处初期阶段，工业企业总量和密集度不大，环境污染总体程度较轻，工业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和矛盾还不是很尖锐，这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降低了难度。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但不是简单倒退到原始的自然生态，而是在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护、修复和美化自然生态，形成有利于生产发展、生活舒适、生态良好的环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贵州的基本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为发展生态经济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陈扬表示，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必然选择。
发展生态经济、打好“生态”牌，并非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条件。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礼全认为，目前贵州已经具备了发展生态经济的优越条件。
第一，贵州具有独特的绿色资源组合条件。贵州能源、矿产、生物、旅游和气候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开发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生态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第二，贵州具有独特的地貌条件。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农业省份，山地和丘陵占92.5%，环境类型多，山水之间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适合生态经济发展。山、水之间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适合于发展生态经济，开发后容易形成系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贵州具有独特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贵州和其他资源省份一样，主要实行的是资源开发导向战略，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二者必须有机结合，同步推进。
“贵州独特的地质地貌和区位、良好的生态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湿润的立体气候等，加上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贵州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天然优越条件，依托这些优势来承载生态经济的发展，其前景十分可观。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贵州省情的必然选择。”王礼全说。
针对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思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论说，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由于贵州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营造生态环境过程中，发展生态农业、整合生态工业、促进生态旅游、弘扬生态文化、优化生态产业和提升生态经济等方面都具有特殊优势，因此，贵州经济发展可以避免循规蹈矩，少走弯路，重蹈覆辙，在工业化进程中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建设阶段，这也是贵州经济后发优势的体现。
多年来，贵州省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贵州省委、省政府先后部署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努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贵州建立了毕节“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实验区，着力解决人口、生态与贫困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初，贵州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入新世纪，贵州抢抓西部大开发战略，强力推进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
“针对贵州省生态环境的多样、复杂、脆弱，我们在黔东南州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在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在毕节地区深化‘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改革试验。正是在不同生态类型的地区为建设生态文明作示范、探路子，带动了全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贵州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祖平介绍说。
加高门槛应对产业转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局程秀生局长介绍，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然资源开发并没给西部带来繁荣。相反，许多地方随着资源的开采，不是越来越富，而是越来越穷，形成了资源富有与经济落后的强烈反差。欠发达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未缩小，所遭受的生态破坏转移冲击却剧烈增大。
“发达地区在发展较高水平阶段，可以实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有条件淘汰生态破坏型生产，按照生态保护标准筛选产业、设置门槛，增加投入、改进生产，存优汰劣，将生态破坏型产业转移出去。而欠发达地区虽有保护环境的后发优势，但更存在环境破坏外部转移冲击的后发劣势，不像发达地区那样没有外部转移的环境破坏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说。
据袁钢明介绍，前些年，东部沿海地区电镀、钡业等严重污染产业转移到贵州，这些产业经济效益很好，但污染严重，厂区附近的山石污染变黑，几乎无法治理恢复，得不偿失。现在，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已经明确认识到并采取措施，阻挡严重的、明显的转移性生态破坏产业进入本地，但是对生态破坏不太严重、不太明显的产业正在大量大规模地转移到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大批淘汰废弃的“两高一资”产业也转移到欠发达地区，水泥、冶炼、金属粗加工、化工原料、化工初级加工等生产在贵州等地区大量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贵州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发展生态经济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走生态保护型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地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说，随着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层次的提高，欠发达地区保护生态的能力也将提高，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中选择生态保护型道路的能力增强，从而有能力摆脱自毁家园、自断生路的生态破坏型发展道路，采用生态保护高投入的清洁文明生产方式。
“首先要坚决拒绝明显严重的污染产业转移，提高不太明显或隐性污染产业转移的门槛，对此类外来投资征收较高的进门费。其次，提高‘两高一资’产品价格，使欠发达地区获得足够收益和生态保护投入能力，为‘两高一资’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平衡发展提供支持。第三，加快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速度，尽快摆脱产业低端化发展方式，从资源采掘及粗加工推进到就地深加工、高附加值生态保护型发展方式。第四，国家应该实行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支持政策，提高资源税，留给西部地区；提高资源品价格；提高西部地区地税留成比例等。”袁钢明如是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