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春天，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爆发了埃博拉疫情。
面对死亡，有的人选择离开，有的人却正在赶来。正如非洲人民传唱的歌曲《消灭埃博拉》中所唱的那样：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我们祈求上帝/让埃博拉离开我们的国家/远离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最終杀死埃博拉/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我们常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我作为军队唯一传染病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的一名宣传干部，关注新突发传染病发展趋势早已成为我份内的事，埃博拉横行无忌自然让我的神经感到紧张和敏感。
当时我就想：它会不会传入我国，我们应该如何防控？带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2014年7月、8月我接连采访了著名传染病专家、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老英雄姜素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福生教授，以及病理专家赵景民、赵敏、秦恩强等专家教授，相继撰写了数十篇埃博拉防控科普文章。
2014年8月7日下午4点来钟，新华社驻总后勤部（现为军委后勤保障部）分社胥社长让我写一篇关于埃博拉防控的急稿，明天一早交他。因为前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又结合最新的疫情动态，我挑灯夜战，第二天早上6点多，终于完成《302医院传染病专家建言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的急稿。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稿子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送到了中南海，先后得到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出征前的刻苦培训
为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人道主义精神，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自2014年9月起从302医院优秀医务人员中分批组队奔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2014年12月，我作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指挥组的成员，走进了302医院数字化模拟培训中心。
北京的深冬，寒风阵阵，气温早已经降至零下。然而，培训中心里的医疗队员仿佛身处酷热的“夏天”，他们穿着体能大裤衩、背心，正在进行穿脱防护服训练。为让队员体会非洲疫区炎热自然环境下的感受，数字模拟培训中心专门模拟设置了一个室内温度高达35℃的“埃博拉模拟病区”，再增加湿度。队员们身穿11件防护用品，历经36道穿脱流程，不但举步维艰，而且呼吸也很困难，每呼吸一次，都要消耗大量体力，训练没多久，大家已是大汗淋漓，就像被水浸透了一般。“这是特色训练课目——‘耐热’训练，这种感觉，比在桑拿天穿羽绒服逛大街还难受，真是要命。但是要想在西非保命，就得在这里玩命。”
在训练现场，重复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洗手”。这里的洗手可不是简单地把手打下肥皂、在水上冲洗一下，而是按照步骤洗手，从手的内侧外侧、指间内外侧、大拇指、指尖、手腕等部位进行消毒清洁，整个穿脱过程差不多要洗10次手，简直把手都洗脱皮了。曾执行过2003年“非典”防控任务的302医院感染控制科主管技师李可萍告诉队员们，勤洗手是隔离传染源的第一步，只能多洗不能少洗。队员们开玩笑地说：“这种洗法，都洗到骨头里了啊。”
待队员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穿好了防护服，就已是汗流浃背、面颊通红、喘不上气来了，行走困难。然而，队员们没有一个退缩的，大家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少牺牲。
壮士出征
2015年1月13日的夜很黑，但是，302医院院内却是灯火通明，战友、家人都来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先遣队员送行。那一天，我似乎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感觉，然而就要出门的时候，2岁的儿子却始终不让我走，哭着喊着要我陪他一起玩，无奈我只好撒谎说去办公室才得以脱身。
随着一声“出发”的口令，队员们陆续向大轿车走去，就在这一刻，一个个亲人离别的场景无不令人动容，拥抱、挥手、呐喊。这时，我的一位老战友从河南发来信息，很短但很震撼，“兄弟，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在送行的人群中，我突然发现了妻子，我们四目对视，她没有挥手，而是默默地看着我流泪……
开诊前困难重重
在塞拉利昂，有一句民谚是这样说的：穿衣一块布，吃饭靠上树，经济靠援助。这话虽有些偏颇，但也从一些方面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一些现状。那里的人，大多数老百姓一天就吃一顿饭，富裕些的人一天才能吃两顿饭。当地有一种木薯粉，捧到手里吃便叫一顿饭。因为是热带国家，有很多的果树，当地人摘水果当饭吃。
要去这样的国家，做好各种准备必不可少，出国前我们筹备物资时，就要想得细而又细，因为如果想的不细，在那里找都找不到。这次去塞拉利昂，保障要完全靠自己，能带上尽量带上，仅矿泉水就准备了1000箱。因为这次远赴非洲，天气酷热，蚊虫盛行，就得准备50倍的防晒霜和驱蚊用品，还专门配备了一些护目镜、强光手电。饮食也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情况，购买了大量的副食品和调料，比如十三香、葱姜蒜、脱水蔬菜、牛肉干、罐头、压缩饼干等。当然不只是日常用品，还有一些特殊用品，比如消毒柜、盾牌、警用器械，都需要找不同的供货厂家。短短3天之内，150吨吃喝拉撒用的所有物资顺利完成了采购，效率是罕见的。
根据中国与塞拉利昂政府的协议，我们援塞医疗队的工作地点是我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这是一所综合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在2014年8月前，一名埃博拉患者死在这里，这里的医护人员都跑了。因为它是综合医院，不符合收治传染病患者的要求，所以要改建。在驻塞使馆的积极协调下，驻塞中资企业留守人员开始了对中塞友好医院的改建。
但改建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就是进不了门，因为原来医院的人匆忙都逃跑了，连同一些门上的钥匙也拿跑了，没有办法，施工的时候只能将有些门硬性撬开。 进去后，屋里的灯却是坏的，没有灯，晚上就无法施工，我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偏僻地方能亮的灯先卸下来，装到施工需要的地方。灯亮了，可改造医院需要的三合板、铝合金板没着落。在塞拉利昂，这些东西都属于高档的进口产品，一是缺，买不到，二是贵，价格是国内的3倍以上。最后，在赵彦博大使的帮助下，動用了大使馆计划建车库的材料，北京住建总公司海外部也拿出了公司正在装修房子的材料。结果，有的隔墙是拼砌而成的，一会儿是三合板，一会儿是铝合金板。
改造完毕后，有的门需要重新上锁，可这又成了一个大难题。在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买锁或是请锁匠来修理都不太容易，无奈，卡努院长动用了私人关系，才找来了锁匠。但是锁芯还是没有配齐，只能有什么用什么。结果，锁是东拼西凑的，有的门是暗锁，有的门是挂锁，有的是自行车的环形锁，有的干脆就用一根铁链子将门锁住。各式各样的锁倒成了一道奇观。
那些天，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医院也是一会停水，一会停电，无奈之下，医疗队购买3个大水箱，随时储藏用水，又搞来发电机，一旦停电了，就立马用柴油发电。
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把医院改建好了，在非洲再次创造了“小汤山速度”。但还是不能开诊，因为在塞拉利昂600万人口中，只有1000名左右的护士，而且这些护士中有一半的人甚至连抽血都不会。中塞友好医院调配了47名护士和40名保洁员，而这87名塞方人员的医护技能让人担忧，传染病专业素质相差太远，他们大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护理专业学习和培训，有些人只接受过由教会提供的基础护理培训，而且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对洗手、戴手套、戴口罩、穿防护服、消毒隔离、“三区两带两线”的划分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传染病防护知识几乎为零。
如果塞方工作人员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把污染的东西带进了清洁区，而中国队员又在清洁区与他们直接接触，后果难以想象。如果塞方工作人员培训不达标，仓促应战，开诊就等于自杀！在队员们看来，87名塞方人员简直就是87颗隐性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引芯就会被点燃，就会出现重大的“感染事件”。
所以，开诊前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塞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所以医疗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培训人员做一步，塞方人员跟着做一步，集中示范教学。最终将这些塞方医务人员培训合格才上岗。
毒王埃博拉
美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雷斯顿在《热带》里说：“埃博拉在10天里就做完了艾滋病10年才做完的事情。”此话虽有待考究，但可见埃博拉的凶险！
在病毒学上，病毒根据危害程度分为4个级别，埃博拉被确定为最高级别的4级，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烈性、最毒的病毒之一。而我们熟悉的艾滋病病毒等级只属于2级，当年让我们心怀恐惧的SARS病毒被定为3级。我们医疗队员也叫埃博拉病毒为“超级病毒”，它的致死率高达90%，也就是说，如果100人染病，在没有任何救治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90人死亡，10人基于身体状况良好、免疫系统强大可能会从鬼门关中闯过来。
说它凶险，并不是危言耸听。塞方有一个当地的留观中心的协调官叫提摩斯，负责对几个留观中心巡视指导，过一段时间便会来一趟，检查接收病人的情况，收集疑诊、确诊病人的信息，还包括检查处置过程中是不是符合规范。协调官提摩斯是当地人，对自己国家的事很熟悉，他就随时帮我们把信息梳理清楚——病人从哪里来的，住在什么地方，目前是什么情况，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对我们前期医疗的规范帮助很大。这个协调官1.75米左右的个头，在黑人中算是比较帅的，两只眼睛特别大而明亮，人特别敬业，让人心生好感。
但提摩斯对我们过于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不太认可，可能嫌太烦琐了。2014年10月13日那天，突然送过来了几个病人，他刚好来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当时提摩斯只戴了一只手套、穿着隔离衣，就把病人从院子里运到了病房。再后来，他还帮着运尸队抬尸体，因为当地气温很高，有三十五六度，人一活动就会出大量的汗，不一会儿，提摩斯就满头大汗，豆大的汗珠划过他的脸颊，这时，提摩斯无意识地拿手擦拭了一下眼睛，也就是这一擦拭，病毒由瞳孔进入到身体。7天后，提摩斯死在一家埃博拉治疗中心。
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有死亡的，也有治愈出院的。队员们也每天都在反复目睹着生死交错的场景。
这一天，病房里来了一对母子，24岁的母亲卡蒂姆和1岁的儿子维克托，孩子尚在哺乳期，他们双双被确诊为埃博拉阳性。查房的时候，卡蒂姆无力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子上还摆着没有吃完的饭，她已经没有力气起床吃饭喝水了。她的儿子维克托正在睡觉，出于病情的考虑，医疗队员们把孩子叫醒。一叫这个小家伙，他一翻身骨碌一下就坐了起来。虽然只有1岁，但是坐得很笔挺。医疗队员给他冲了营养粉，端着杯子放到他嘴边，小家伙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医疗队员又拿小勺给他喂了一些吃的，他大口大口地很快就吃完了。看着医疗队员这些全副武装的陌生人，他没有哭闹，没有拘束，很可爱。”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维克托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渐渐陷入了昏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卡蒂姆病情出现了好转，逐渐恢复了健康。命运就是如此的残酷，埃博拉，让这对母子阴阳两隔。
“熊猫宝贝”和她的“中国妈妈”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9月30日公布的数据，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共有至少3700名儿童因为埃博拉病毒而失去了双亲或是其中一位亲人。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到2014年11月中旬，仅塞拉利昂就有3000多个孩子的家庭受到埃博拉的重创。
很多因埃博拉病毒失去父母的儿童因为被怀疑携带埃博拉病毒而遭到排斥，他们最终只能流落街头。“这些孩子本应由他们的亲戚照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西非和中非地区主管曼纽尔·方丹说，“但是在某些地区，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打败了亲情。”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蒂莫西攒钱从街上买了很多成龙、李小龙的电影光盘，他被中国人的功夫给迷住了。蒂莫西与一群堂兄弟们平时嬉笑打闹，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就连5岁的堂弟也不例外。
蒂莫西说：“邻居家举行葬礼时，我们触摸了尸体，第一天，堂弟就因为发热被送到了一家医院，第二天，我也发热，然后被送到这里。”
在住院的21天里，蒂莫西总共接受了6次血液检测。“从强阳性到阳性，到弱阳性，再到阴性。”段学章说。尽管2月22日，蒂莫西已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但之后一直呈阳性的检测结果仍然让人难以放心，“住院时间这么长的患者还是很少见的，一般而言埃博拉患者只需十几天就能够出院。”
为了彻底治愈蒂莫西，队员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艰辛，他们坚信只要及时、科学、全力救治，再危重的埃博拉患者也是可能治愈的。
蒂莫西终于等到了出院。他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待着他的亲属。队员们怕没人接他，还为他准备了2万利昂的交通费。
蒂莫西的堂兄弟们终于来了，他们为蒂莫西欢呼。蒂莫西出院时，队员和塞方医务人员都替他高兴，纷纷来为他送行，还举行了一场简短而隆重的康复出院仪式，赠送给他新衣服和一些他十分喜爱的食品。
这一天，蒂莫西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场还与队员一起比画起中国武术。他十分激动而虔诚地说：“感谢救治我的中国医生，愿上帝保佑你们！”
抗击疫情中“度”春节
那是2015年2月18日，这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国内的人们正高兴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我和队友们仍坚守在中塞友好医院救治患者。
这一天，醫疗队为每位埃博拉患者送上了新春贺卡和礼物，祝福他们早日战胜病魔。每位患者看上去很是高兴，这些非洲患者说知道中国的春节。在这里，我看到了队员们常提到的聋哑儿童“小西塞”，据说他刚来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大伙儿集思广益，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西塞，就是西非塞拉利昂的意思。队员们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行动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亲自给他沏上一杯浓浓的营养素，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口中。小西塞抬起那瘦弱的小脸，冲着大家腼腆地笑了。
在病房里，我还看到了年轻小伙卡马拉，当他接过队员们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时，一直都在说谢谢。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是卡马拉那双略带湿润的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直直地盯着中国医疗队员，眼神中流露出的尽是对中国医疗队员说不尽的感激。听说卡马拉明天（中国的大年初一）就要康复出院了，这个消息无疑是送给中国医疗队员最好的新年礼物。
面对致死率高达90%的埃博拉病毒，以及气温高达35度的病区环境，医疗队员们随时都可能感染病毒失去生命，但大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家仔细对所有患者进行一次查房。 这时，病房外队员拿对讲机不停地呼叫，“进病房1小时了，该出来了！”按照医疗规定，人进入埃博拉病房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否则身体就可能会出问题，尽管当时我和队友早已疲惫不堪，汗流颊背，但不敢有片刻的停歇，争取把最后一名患者看完。“1个半小时了，赶紧出来！”“已经2小时了，必须出来，再不出来就出事了！”
2小时后，我和队友拖着几尽虚脱的身子走出了病房，脱掉11件防护用品，感觉“能够正常的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接着不到一分钟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一天，当我们回到驻地吃年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此刻的北京时间已是大年除夕晚上9点多了，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了。
中国医疗队通过185天的接力奋战，用他们的仁心仁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共收治埃博拉疑似患者773例，确诊285例，埃博拉患者治愈率51.23%，这一数据在世界各国驻塞留观诊疗中心中名列前茅。我军援塞医疗队在圆满完成疫情防控任务的同时，实现了中塞双方工作人员“零感染”和住院患者“零交叉感染”，也是世界各国援塞抗埃队伍里，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感染病例的医疗队，实现了习主席提出的“打胜仗、零感染”目标。
面对死亡，有的人选择离开，有的人却正在赶来。正如非洲人民传唱的歌曲《消灭埃博拉》中所唱的那样：埃博拉肆虐/人民饱受痛苦/我们祈求上帝/让埃博拉离开我们的国家/远离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最終杀死埃博拉/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我们常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我作为军队唯一传染病医院——解放军第302医院的一名宣传干部，关注新突发传染病发展趋势早已成为我份内的事，埃博拉横行无忌自然让我的神经感到紧张和敏感。
当时我就想：它会不会传入我国，我们应该如何防控？带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2014年7月、8月我接连采访了著名传染病专家、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曾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老英雄姜素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福生教授，以及病理专家赵景民、赵敏、秦恩强等专家教授，相继撰写了数十篇埃博拉防控科普文章。
2014年8月7日下午4点来钟，新华社驻总后勤部（现为军委后勤保障部）分社胥社长让我写一篇关于埃博拉防控的急稿，明天一早交他。因为前期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又结合最新的疫情动态，我挑灯夜战，第二天早上6点多，终于完成《302医院传染病专家建言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的急稿。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稿子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送到了中南海，先后得到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的重要批示。
出征前的刻苦培训
为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人道主义精神，经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批准，自2014年9月起从302医院优秀医务人员中分批组队奔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2014年12月，我作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指挥组的成员，走进了302医院数字化模拟培训中心。
北京的深冬，寒风阵阵，气温早已经降至零下。然而，培训中心里的医疗队员仿佛身处酷热的“夏天”，他们穿着体能大裤衩、背心，正在进行穿脱防护服训练。为让队员体会非洲疫区炎热自然环境下的感受，数字模拟培训中心专门模拟设置了一个室内温度高达35℃的“埃博拉模拟病区”，再增加湿度。队员们身穿11件防护用品，历经36道穿脱流程，不但举步维艰，而且呼吸也很困难，每呼吸一次，都要消耗大量体力，训练没多久，大家已是大汗淋漓，就像被水浸透了一般。“这是特色训练课目——‘耐热’训练，这种感觉，比在桑拿天穿羽绒服逛大街还难受，真是要命。但是要想在西非保命，就得在这里玩命。”
在训练现场，重复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洗手”。这里的洗手可不是简单地把手打下肥皂、在水上冲洗一下，而是按照步骤洗手，从手的内侧外侧、指间内外侧、大拇指、指尖、手腕等部位进行消毒清洁，整个穿脱过程差不多要洗10次手，简直把手都洗脱皮了。曾执行过2003年“非典”防控任务的302医院感染控制科主管技师李可萍告诉队员们，勤洗手是隔离传染源的第一步，只能多洗不能少洗。队员们开玩笑地说：“这种洗法，都洗到骨头里了啊。”
待队员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穿好了防护服，就已是汗流浃背、面颊通红、喘不上气来了，行走困难。然而，队员们没有一个退缩的，大家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少牺牲。
壮士出征
2015年1月13日的夜很黑，但是，302医院院内却是灯火通明，战友、家人都来为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先遣队员送行。那一天，我似乎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感觉，然而就要出门的时候，2岁的儿子却始终不让我走，哭着喊着要我陪他一起玩，无奈我只好撒谎说去办公室才得以脱身。
随着一声“出发”的口令，队员们陆续向大轿车走去，就在这一刻，一个个亲人离别的场景无不令人动容，拥抱、挥手、呐喊。这时，我的一位老战友从河南发来信息，很短但很震撼，“兄弟，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在送行的人群中，我突然发现了妻子，我们四目对视，她没有挥手，而是默默地看着我流泪……
开诊前困难重重
在塞拉利昂，有一句民谚是这样说的：穿衣一块布，吃饭靠上树，经济靠援助。这话虽有些偏颇，但也从一些方面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一些现状。那里的人，大多数老百姓一天就吃一顿饭，富裕些的人一天才能吃两顿饭。当地有一种木薯粉，捧到手里吃便叫一顿饭。因为是热带国家，有很多的果树，当地人摘水果当饭吃。
要去这样的国家，做好各种准备必不可少，出国前我们筹备物资时，就要想得细而又细，因为如果想的不细，在那里找都找不到。这次去塞拉利昂，保障要完全靠自己，能带上尽量带上，仅矿泉水就准备了1000箱。因为这次远赴非洲，天气酷热，蚊虫盛行，就得准备50倍的防晒霜和驱蚊用品，还专门配备了一些护目镜、强光手电。饮食也充分考虑到当地的情况，购买了大量的副食品和调料，比如十三香、葱姜蒜、脱水蔬菜、牛肉干、罐头、压缩饼干等。当然不只是日常用品，还有一些特殊用品，比如消毒柜、盾牌、警用器械，都需要找不同的供货厂家。短短3天之内，150吨吃喝拉撒用的所有物资顺利完成了采购，效率是罕见的。
根据中国与塞拉利昂政府的协议，我们援塞医疗队的工作地点是我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这是一所综合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在2014年8月前，一名埃博拉患者死在这里，这里的医护人员都跑了。因为它是综合医院，不符合收治传染病患者的要求，所以要改建。在驻塞使馆的积极协调下，驻塞中资企业留守人员开始了对中塞友好医院的改建。
但改建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首先就是进不了门，因为原来医院的人匆忙都逃跑了，连同一些门上的钥匙也拿跑了，没有办法，施工的时候只能将有些门硬性撬开。 进去后，屋里的灯却是坏的，没有灯，晚上就无法施工，我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偏僻地方能亮的灯先卸下来，装到施工需要的地方。灯亮了，可改造医院需要的三合板、铝合金板没着落。在塞拉利昂，这些东西都属于高档的进口产品，一是缺，买不到，二是贵，价格是国内的3倍以上。最后，在赵彦博大使的帮助下，動用了大使馆计划建车库的材料，北京住建总公司海外部也拿出了公司正在装修房子的材料。结果，有的隔墙是拼砌而成的，一会儿是三合板，一会儿是铝合金板。
改造完毕后，有的门需要重新上锁，可这又成了一个大难题。在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买锁或是请锁匠来修理都不太容易，无奈，卡努院长动用了私人关系，才找来了锁匠。但是锁芯还是没有配齐，只能有什么用什么。结果，锁是东拼西凑的，有的门是暗锁，有的门是挂锁，有的是自行车的环形锁，有的干脆就用一根铁链子将门锁住。各式各样的锁倒成了一道奇观。
那些天，各种困难接踵而至，医院也是一会停水，一会停电，无奈之下，医疗队购买3个大水箱，随时储藏用水，又搞来发电机，一旦停电了，就立马用柴油发电。
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把医院改建好了，在非洲再次创造了“小汤山速度”。但还是不能开诊，因为在塞拉利昂600万人口中，只有1000名左右的护士，而且这些护士中有一半的人甚至连抽血都不会。中塞友好医院调配了47名护士和40名保洁员，而这87名塞方人员的医护技能让人担忧，传染病专业素质相差太远，他们大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护理专业学习和培训，有些人只接受过由教会提供的基础护理培训，而且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对洗手、戴手套、戴口罩、穿防护服、消毒隔离、“三区两带两线”的划分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传染病防护知识几乎为零。
如果塞方工作人员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把污染的东西带进了清洁区，而中国队员又在清洁区与他们直接接触，后果难以想象。如果塞方工作人员培训不达标，仓促应战，开诊就等于自杀！在队员们看来，87名塞方人员简直就是87颗隐性的“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引芯就会被点燃，就会出现重大的“感染事件”。
所以，开诊前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塞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所以医疗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培训人员做一步，塞方人员跟着做一步，集中示范教学。最终将这些塞方医务人员培训合格才上岗。
毒王埃博拉
美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雷斯顿在《热带》里说：“埃博拉在10天里就做完了艾滋病10年才做完的事情。”此话虽有待考究，但可见埃博拉的凶险！
在病毒学上，病毒根据危害程度分为4个级别，埃博拉被确定为最高级别的4级，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烈性、最毒的病毒之一。而我们熟悉的艾滋病病毒等级只属于2级，当年让我们心怀恐惧的SARS病毒被定为3级。我们医疗队员也叫埃博拉病毒为“超级病毒”，它的致死率高达90%，也就是说，如果100人染病，在没有任何救治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90人死亡，10人基于身体状况良好、免疫系统强大可能会从鬼门关中闯过来。
说它凶险，并不是危言耸听。塞方有一个当地的留观中心的协调官叫提摩斯，负责对几个留观中心巡视指导，过一段时间便会来一趟，检查接收病人的情况，收集疑诊、确诊病人的信息，还包括检查处置过程中是不是符合规范。协调官提摩斯是当地人，对自己国家的事很熟悉，他就随时帮我们把信息梳理清楚——病人从哪里来的，住在什么地方，目前是什么情况，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对我们前期医疗的规范帮助很大。这个协调官1.75米左右的个头，在黑人中算是比较帅的，两只眼睛特别大而明亮，人特别敬业，让人心生好感。
但提摩斯对我们过于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不太认可，可能嫌太烦琐了。2014年10月13日那天，突然送过来了几个病人，他刚好来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当时提摩斯只戴了一只手套、穿着隔离衣，就把病人从院子里运到了病房。再后来，他还帮着运尸队抬尸体，因为当地气温很高，有三十五六度，人一活动就会出大量的汗，不一会儿，提摩斯就满头大汗，豆大的汗珠划过他的脸颊，这时，提摩斯无意识地拿手擦拭了一下眼睛，也就是这一擦拭，病毒由瞳孔进入到身体。7天后，提摩斯死在一家埃博拉治疗中心。
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有死亡的，也有治愈出院的。队员们也每天都在反复目睹着生死交错的场景。
这一天，病房里来了一对母子，24岁的母亲卡蒂姆和1岁的儿子维克托，孩子尚在哺乳期，他们双双被确诊为埃博拉阳性。查房的时候，卡蒂姆无力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子上还摆着没有吃完的饭，她已经没有力气起床吃饭喝水了。她的儿子维克托正在睡觉，出于病情的考虑，医疗队员们把孩子叫醒。一叫这个小家伙，他一翻身骨碌一下就坐了起来。虽然只有1岁，但是坐得很笔挺。医疗队员给他冲了营养粉，端着杯子放到他嘴边，小家伙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医疗队员又拿小勺给他喂了一些吃的，他大口大口地很快就吃完了。看着医疗队员这些全副武装的陌生人，他没有哭闹，没有拘束，很可爱。”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维克托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渐渐陷入了昏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卡蒂姆病情出现了好转，逐渐恢复了健康。命运就是如此的残酷，埃博拉，让这对母子阴阳两隔。
“熊猫宝贝”和她的“中国妈妈”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年9月30日公布的数据，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共有至少3700名儿童因为埃博拉病毒而失去了双亲或是其中一位亲人。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到2014年11月中旬，仅塞拉利昂就有3000多个孩子的家庭受到埃博拉的重创。
很多因埃博拉病毒失去父母的儿童因为被怀疑携带埃博拉病毒而遭到排斥，他们最终只能流落街头。“这些孩子本应由他们的亲戚照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西非和中非地区主管曼纽尔·方丹说，“但是在某些地区，人们对埃博拉的恐惧打败了亲情。”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蒂莫西攒钱从街上买了很多成龙、李小龙的电影光盘，他被中国人的功夫给迷住了。蒂莫西与一群堂兄弟们平时嬉笑打闹，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就连5岁的堂弟也不例外。
蒂莫西说：“邻居家举行葬礼时，我们触摸了尸体，第一天，堂弟就因为发热被送到了一家医院，第二天，我也发热，然后被送到这里。”
在住院的21天里，蒂莫西总共接受了6次血液检测。“从强阳性到阳性，到弱阳性，再到阴性。”段学章说。尽管2月22日，蒂莫西已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但之后一直呈阳性的检测结果仍然让人难以放心，“住院时间这么长的患者还是很少见的，一般而言埃博拉患者只需十几天就能够出院。”
为了彻底治愈蒂莫西，队员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艰辛，他们坚信只要及时、科学、全力救治，再危重的埃博拉患者也是可能治愈的。
蒂莫西终于等到了出院。他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待着他的亲属。队员们怕没人接他，还为他准备了2万利昂的交通费。
蒂莫西的堂兄弟们终于来了，他们为蒂莫西欢呼。蒂莫西出院时，队员和塞方医务人员都替他高兴，纷纷来为他送行，还举行了一场简短而隆重的康复出院仪式，赠送给他新衣服和一些他十分喜爱的食品。
这一天，蒂莫西脸上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场还与队员一起比画起中国武术。他十分激动而虔诚地说：“感谢救治我的中国医生，愿上帝保佑你们！”
抗击疫情中“度”春节
那是2015年2月18日，这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国内的人们正高兴地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我和队友们仍坚守在中塞友好医院救治患者。
这一天，醫疗队为每位埃博拉患者送上了新春贺卡和礼物，祝福他们早日战胜病魔。每位患者看上去很是高兴，这些非洲患者说知道中国的春节。在这里，我看到了队员们常提到的聋哑儿童“小西塞”，据说他刚来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大伙儿集思广益，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西塞，就是西非塞拉利昂的意思。队员们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行动有些不方便，但还是亲自给他沏上一杯浓浓的营养素，一勺一勺地喂到孩子口中。小西塞抬起那瘦弱的小脸，冲着大家腼腆地笑了。
在病房里，我还看到了年轻小伙卡马拉，当他接过队员们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时，一直都在说谢谢。我们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是卡马拉那双略带湿润的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直直地盯着中国医疗队员，眼神中流露出的尽是对中国医疗队员说不尽的感激。听说卡马拉明天（中国的大年初一）就要康复出院了，这个消息无疑是送给中国医疗队员最好的新年礼物。
面对致死率高达90%的埃博拉病毒，以及气温高达35度的病区环境，医疗队员们随时都可能感染病毒失去生命，但大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家仔细对所有患者进行一次查房。 这时，病房外队员拿对讲机不停地呼叫，“进病房1小时了，该出来了！”按照医疗规定，人进入埃博拉病房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否则身体就可能会出问题，尽管当时我和队友早已疲惫不堪，汗流颊背，但不敢有片刻的停歇，争取把最后一名患者看完。“1个半小时了，赶紧出来！”“已经2小时了，必须出来，再不出来就出事了！”
2小时后，我和队友拖着几尽虚脱的身子走出了病房，脱掉11件防护用品，感觉“能够正常的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接着不到一分钟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一天，当我们回到驻地吃年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此刻的北京时间已是大年除夕晚上9点多了，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1个多小时了。
中国医疗队通过185天的接力奋战，用他们的仁心仁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共收治埃博拉疑似患者773例，确诊285例，埃博拉患者治愈率51.23%，这一数据在世界各国驻塞留观诊疗中心中名列前茅。我军援塞医疗队在圆满完成疫情防控任务的同时，实现了中塞双方工作人员“零感染”和住院患者“零交叉感染”，也是世界各国援塞抗埃队伍里，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感染病例的医疗队，实现了习主席提出的“打胜仗、零感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