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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我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高职人才培养3年以上、来自14个行业的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为分析样本，全面梳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成效和困境。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多是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院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等中层次的项目式合作;企业反映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困境触及了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自身，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方面，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等。为此，应尽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框架，着力解决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的问题，提高校企双方的组织管理水平，推动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企业参与;质量年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1-0017-07
一、问题提出
從洋务运动的“工学并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工半读”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一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制度。但现实情境中，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深度和质量依然需要提升。为改善这种状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企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对接”。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办学“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实现职业教育组织实体类型化;同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凡是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库的企业，将由省级政府按要求落实国家给予该企业在项目审批、服务购买、金融支持、用地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同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力求通过5年左右，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为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创新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一是宏观的政策梳理或理论研究，如南海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历程[1]、周应中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逻辑[2]、赵永胜总结了若干提高校企合作成效的举措[3]。二是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校企合作，如石伟平等概括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因[4]、冉云芳等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问题[5]、秦程现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的职业教育责任及其实现[6]、段素菊等通过调研北京部分大型企业总结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困境[7]、何兴国对102家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与分析[8]、吴红宇通过对广东省91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出影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因素[9]。三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基于具体行业或院校或专业总结实践情况，如仲吉昊结合具体院校分析了旅游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10]、彭洲美以一个大型企业的校企合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11]、俞文斌以具体专业为例探索校企合作的工作室教学模式[12]等。
尽管此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多是从宏观层面或者理论层面探讨，为数不多的调查研究也往往受区域、专业、行业性质等所限且年代久远，研究框架上多是从研究者视角出发，询问式地探问企业困境而不是开放式地让企业从自身状况出发畅所欲言。本研究利用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开放信息，以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3年以上、涵盖14个行业的88家企业为样本，全面梳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和实践困境，以期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信息源是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该专栏收录了2016年至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企业按年度报送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时间跨度上，选择了2016年至今参与时间3年以上的企业，这样选择的原因是自2016年该数据库建立以来的4年时间里，累计参与3年以上的企业证明其在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成熟度较高，因而反映出的问题也更深刻和更具代表性。
（二）样本描述
剔除未获得全部参与年份的企业和区域后，共取得涉及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8家企业的286份报告。区域分布上，从样本企业数量前三名的江苏省、山东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各有一家进入样本的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样本企业的具体区域分布见图1。行业分布上，依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将样本企业进行了行业分类（该标准将我国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分成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等20个行业），88家企业共覆盖14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最多，其次是建筑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的样本企业行业分布情况见图2。 （三）研究方法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编撰标准不统一，内容多涉及企业简介、合作渊源、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主要形式、取得的成效、问题与挑战等。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本研究不提前设置整理框架，而是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开放式编码的方式进行采集，之后再进行二次概括，以呈现出总体形式和路径。内容分析法[13]指的是对信息传播形式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研究技术。该方法中，研究者所分析的是资料外在的、表面的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深层解释，基本目标通常是确定内容中某一项目的频数或者确定某一类别在整体内容中所占的比例。编码是将资料简化成为有组织且条理连贯想法的组合[14]，也是标签或标示研究中所汇集的描述性或推论性资料的意义单位[15]。进行开放式编码时，会有不断出现新的主题的情况，直至全部年报编码完成后，将所有二级编码分类、汇总，构建出抽象程度更高一层次的一级编码。编码工作由两位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在预编码阶段由两位科研人员一起对企业做法逐一过滤和辨识，在获得一致性理解后分头操作，汇总阶段两位科研人员编码内容一致性达到96%。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总体形式
通过对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逐一分析和统计，共梳理出23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图3展示了各种形式在88家企业中出现的次数，次数越高，证明该种形式在校企合作中越普遍。总体来看，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等7种形式为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普遍形式;与学校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为企业新员工培训或进行职工再教育、吸纳毕业生就业即招生招工一体化等也为出现次数较多的形式。另有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共建师资培训基地、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共建教学资源库、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优异者颁发业内专业证书、共建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体系、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并及时反馈学校以改进教学。
万的、胡炜骏基于政府重视程度、校企融合程度、行业组织介入程度的不同，将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划分为低层次的项目式合作（通常是为解决企业用工问题以及解决职校生的技能学习、顶岗实习问题而开展的）、中层次的战术性合作（通常涉及产品研发、员工培训、师资建设、人才交流、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等）和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往往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统筹融合起来）3个层次[16]。根据这个分类标准，本研究发现样本企业所展现出的现有的合作形式多为中层次的项目式合作，如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等基本上是校企双方基于一定时期的阶段性需求而达成合作关系，且双方就主体经营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开展了一系列协同行动。
有极个别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想要达到高层次级别。例如，天水三和数码测绘院在其2019年报告的未来展望部分写道，“将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创新‘混合制’办学模式的教育改革，以及现场教学、实践参与、专业培训和就业吸纳等多元化方式多频震动，力求为甘肃地区测绘行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创新性、技能型的‘高就业能力’人才，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17]再如，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在其2019年报告的思考建议部分提到，“世界航海教育的重心向东移动和世界航运人才市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为中国航海教育的发展和航运人才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而抓住机遇的关键是人才的质量，为此，航海教育必须全面与国际接轨，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由重技能向重综合素质转变，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培养的学生和员工具有国际竞争力。”[18]这样的合作关系有着宏大的战略目标，这些目标是校企双方基于资源互补而结成长久合作关系提出的，说明双方不仅在生产经营、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达成了全面合作，还缔结了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周期长、关系稳固和成效显著的合作层次是现实校企合作中最理想的关系。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及实施主体
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来看，本研究将23种形式划分成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人才培养，硬件投入，培训、实习，科研技术合作，教师及德育等7个方面，见图4。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管理方面（7个，占比30.43%），如吸纳毕业生就业，联合招生/招生招工一体化，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为优异者颁发业内专业证书，跟踪调查毕业生并及时反馈学院改进教学及为学院发展建言献策等。其次较为常见的是专业、课程、教材、人才培养（5个，占比21.74%），具体形式有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及共建教学资源库等。再次是硬件投入及培训、实习两个维度（各4个，占比17.39%），前者具体形式有共建实训基地，赠送教学设备，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及共建师资培训基地等，后者有教师到企业实习、专任教师培训，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为企业开展新员工培训、职工再教育及共建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体系等。占比较少的是教师，科研、技术合作及德育3方面（各1个，占比10.15%），具体形式是：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科研合作及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培育职业精神。
對样本企业中反映出的企业参与职业人才培养的路径实施主体进行划分，见图5，发现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占比最多（12个，占比52%）。有代表性的形式有：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专任教师培训，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吸纳毕业生就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等。其次是“企业 学校”合作实施（10个，占比44%），形式如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内容，开展科研合作，联合招生/招生招工一体化，共建师资培训基地，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共建教学资源库等都属于此类。占比最少的是以“学校”担任实施主体（1个，占比4%），该形式是为企业开展新员工培训、职工再教育。在此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样本企业反映出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广度是比较高的，但企业能够得到学院的“回馈”与其付出并不对等，这是否也会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三）企业反映出的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
根据对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进行逐一分析和统计，共梳理出38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形式，图6展示了有2家以上企业提到的困境。总体来看，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学校应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及课程设置的时代性等7种形式为反映最普遍的问题。
职业教育层次满足不了企业用人要求，生源数量不稳定、质量有待提升，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对接程度不够，部分企业专家不愿意参与教学，学生对专业缺乏热爱、好高骛远，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企业专家的教学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下滑、订单培养学徒过剩，合作学院的办学经费紧张，专任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的频率、时间需要增加及企业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数不足等13项也有2家及以上的企业反映。
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实际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希望合作学校有更好的声誉，招生和招工同步难以实现，学生安全问题，企业实习培养的学生留下来的少，招生数量逐年递增、办学资源需要拓展和扩充，配套教学资源不足，校内实践环境落后，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滞后于企业实际工作要求，订单班退出机制需要健全，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可供学生实习的设备不够，基地的建设与规范管理需进一步加强，政府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作用发挥不够，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的沟通交流不够，部分教师不愿意参与企业的科研、技术攻关工作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也是部分企业提出的难点和未来期望得到改善的方面。
（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
本研究将企业反映出的问题归类成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自身，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8个方面，见图7。首先，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组织管理方面（13个，占比34.21%），比如，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合作学院的办学经费紧张，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的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等。其次占比较大的是制度、政策、法律，企业问题及专业、课程、教材及人才培养3方面（各5个，占比13.16%），具体问题表征有制度、政策、法律方面的：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以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来自企业自身方面的：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部分企业专家不愿意参与教学，企业专家的教学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下滑、订单培养学徒过剩及企业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数不足等;课程、教材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课程设置的时代性，职业教育层次满足不了企业用人要求，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对接程度不够及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滞后于企业实际工作要求等。再次是学生、教师和硬件投入方面（各3个，占比7.9%），学生方面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有：应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学生对专业缺乏热爱、好高骛远及企业实习培养的学生留下来的少;教师方面的问题有：专任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的频率与时间需要增加，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的沟通交流不够及部分教师不愿意参与企业的科研、技术攻关工作;硬件投入方面问题有：配套教学资源不足，校内实践环境落后及企业可供学生实习的设备不够等。另还有科研技术合作方面（1个，占比2.61%）有企业提到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建议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纷繁复杂，缺少国家制度框架的有效整合
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具体事务方面的问题，问题表征覆盖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8个方面，可谓纷繁复杂。校企合作面临如此多的问题，原因是其在我国只是作为一种办学活动而存在，没有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19]。结合前文分析，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需要明确、可操作性需要提升，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等，都是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来整合校企合作的表征。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而非教育主体，一味地用办教育的口吻去要求企业履行本不属于它职责之内的事，便注定了与其之间的合作充满不稳定。因而，尽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企合作国家制度框架是体系化推进校企合作的必经之路。
（二）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各种衔接关系需要細化
尽管国家层面已经颁布了诸多政策来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但是企业反映出的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以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均是企业反映较为普遍的需要从国家政策、制度设计和法律完善角度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政策落实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反馈与政策制定部门的规划和愿景相去甚远。校企合作作为实体层面的合作，合作内容和层次的健康运行需要可操作性强、实用程度高的政策法规来做具体规定，但现行政策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涉及的经费筹措、体制机制构建、师生权益保护等基本环节的规定还不够精准清晰，使校企合作过程中权责划分不清[20]。因而，各级政府应正视政策供给过剩与政策实效衰竭对比强烈的问题，细化政策落实中的各种衔接关系，提升政策效度。 （三）校企双方的组织管理水平需要提高，治理能力需要現代化
通过将企业反映的问题归类，发现企业最渴望得到提升的是组织管理方面（在38个问题中占据13个，占比34.21%），具体内容有校企合作双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实际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招生和招工同步难以实现，学生安全问题，订单班退出机制需要健全，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基地的建设与规范管理需进一步加强等。制约校企合作深度和水平的不仅是宏观和中观的国家政策、制度环境、成本收益等方面，众多复杂细微的具体事务的管理水平同样会影响合作效果。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正在由过去传统的、高度依赖政府到以政府为引导、市场来决定、学校来主动转变[21]。这决定了学校必须更加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全面提升职业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用更精细化、更人性化、更动态开放的管理制度和水平为企业参与办学和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参 考 文 献
[1]南海.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历程——基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审视[J].职业技术教育，2019（33）：7-11.
[2]周应中.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19（33）：12-17.
[3]赵永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效问题研究[J].成人教育，2020（1）：64-70.
[4]石伟平，徐国庆. 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89.
[5]冉云芳，石伟平.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实习是否获利？——基于109家企业的实证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43-59.
[6]秦程现.论企业的职业教育责任及其实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20（1）：37-41.
[7]段素菊，庄曼丽，董新稳，贾玉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北京部分大型企业的调查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22-26.
[8]何兴国.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实证调查与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31）：55-59.
[9]吴红宇，杨群祥.影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因素研究——基于91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16）：15-20.
[10]仲吉昊.旅游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11]彭洲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4.
[12]俞文斌.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工作室教学模式探索——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35）：34-37.
[1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M].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24-225.
[14]Smith C.， Short P. M. Integrat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A Note on Methods[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1， 24（3）：401-407.
[15]Chowdhury， Faisol M.. Coding， Sorting and Sifting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Debates and Discussion[J]. Quality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企业参与;质量年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21-0017-07
一、问题提出
從洋务运动的“工学并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工半读”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一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制度。但现实情境中，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深度和质量依然需要提升。为改善这种状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企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强调“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对接”。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动新时代职业教育办学“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实现职业教育组织实体类型化;同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凡是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信息储备库的企业，将由省级政府按要求落实国家给予该企业在项目审批、服务购买、金融支持、用地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同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力求通过5年左右，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试点城市及其所在省域内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为产教融合制度和模式创新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一是宏观的政策梳理或理论研究，如南海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历程[1]、周应中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逻辑[2]、赵永胜总结了若干提高校企合作成效的举措[3]。二是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校企合作，如石伟平等概括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因[4]、冉云芳等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问题[5]、秦程现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的职业教育责任及其实现[6]、段素菊等通过调研北京部分大型企业总结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困境[7]、何兴国对102家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与分析[8]、吴红宇通过对广东省91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出影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因素[9]。三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基于具体行业或院校或专业总结实践情况，如仲吉昊结合具体院校分析了旅游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10]、彭洲美以一个大型企业的校企合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11]、俞文斌以具体专业为例探索校企合作的工作室教学模式[12]等。
尽管此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多是从宏观层面或者理论层面探讨，为数不多的调查研究也往往受区域、专业、行业性质等所限且年代久远，研究框架上多是从研究者视角出发，询问式地探问企业困境而不是开放式地让企业从自身状况出发畅所欲言。本研究利用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的开放信息，以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3年以上、涵盖14个行业的88家企业为样本，全面梳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和实践困境，以期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信息源是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该专栏收录了2016年至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企业按年度报送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时间跨度上，选择了2016年至今参与时间3年以上的企业，这样选择的原因是自2016年该数据库建立以来的4年时间里，累计参与3年以上的企业证明其在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成熟度较高，因而反映出的问题也更深刻和更具代表性。
（二）样本描述
剔除未获得全部参与年份的企业和区域后，共取得涉及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8家企业的286份报告。区域分布上，从样本企业数量前三名的江苏省、山东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各有一家进入样本的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样本企业的具体区域分布见图1。行业分布上，依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将样本企业进行了行业分类（该标准将我国的全社会经济活动分成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及国际组织等20个行业），88家企业共覆盖14个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最多，其次是建筑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的样本企业行业分布情况见图2。 （三）研究方法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编撰标准不统一，内容多涉及企业简介、合作渊源、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资源投入、主要形式、取得的成效、问题与挑战等。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本研究不提前设置整理框架，而是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开放式编码的方式进行采集，之后再进行二次概括，以呈现出总体形式和路径。内容分析法[13]指的是对信息传播形式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与分析的研究技术。该方法中，研究者所分析的是资料外在的、表面的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深层解释，基本目标通常是确定内容中某一项目的频数或者确定某一类别在整体内容中所占的比例。编码是将资料简化成为有组织且条理连贯想法的组合[14]，也是标签或标示研究中所汇集的描述性或推论性资料的意义单位[15]。进行开放式编码时，会有不断出现新的主题的情况，直至全部年报编码完成后，将所有二级编码分类、汇总，构建出抽象程度更高一层次的一级编码。编码工作由两位科研人员合作完成，在预编码阶段由两位科研人员一起对企业做法逐一过滤和辨识，在获得一致性理解后分头操作，汇总阶段两位科研人员编码内容一致性达到96%。
三、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总体形式
通过对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逐一分析和统计，共梳理出23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图3展示了各种形式在88家企业中出现的次数，次数越高，证明该种形式在校企合作中越普遍。总体来看，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等7种形式为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普遍形式;与学校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为企业新员工培训或进行职工再教育、吸纳毕业生就业即招生招工一体化等也为出现次数较多的形式。另有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共建师资培训基地、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共建教学资源库、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优异者颁发业内专业证书、共建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体系、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并及时反馈学校以改进教学。
万的、胡炜骏基于政府重视程度、校企融合程度、行业组织介入程度的不同，将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划分为低层次的项目式合作（通常是为解决企业用工问题以及解决职校生的技能学习、顶岗实习问题而开展的）、中层次的战术性合作（通常涉及产品研发、员工培训、师资建设、人才交流、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等）和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往往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为目标，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统筹融合起来）3个层次[16]。根据这个分类标准，本研究发现样本企业所展现出的现有的合作形式多为中层次的项目式合作，如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等基本上是校企双方基于一定时期的阶段性需求而达成合作关系，且双方就主体经营发展中的重大事项开展了一系列协同行动。
有极个别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想要达到高层次级别。例如，天水三和数码测绘院在其2019年报告的未来展望部分写道，“将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创新‘混合制’办学模式的教育改革，以及现场教学、实践参与、专业培训和就业吸纳等多元化方式多频震动，力求为甘肃地区测绘行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创新性、技能型的‘高就业能力’人才，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17]再如，中海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在其2019年报告的思考建议部分提到，“世界航海教育的重心向东移动和世界航运人才市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为中国航海教育的发展和航运人才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而抓住机遇的关键是人才的质量，为此，航海教育必须全面与国际接轨，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由重技能向重综合素质转变，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培养的学生和员工具有国际竞争力。”[18]这样的合作关系有着宏大的战略目标，这些目标是校企双方基于资源互补而结成长久合作关系提出的，说明双方不仅在生产经营、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达成了全面合作，还缔结了面向未来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周期长、关系稳固和成效显著的合作层次是现实校企合作中最理想的关系。
（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及实施主体
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容来看，本研究将23种形式划分成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人才培养，硬件投入，培训、实习，科研技术合作，教师及德育等7个方面，见图4。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常见的方式是组织管理方面（7个，占比30.43%），如吸纳毕业生就业，联合招生/招生招工一体化，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为优异者颁发业内专业证书，跟踪调查毕业生并及时反馈学院改进教学及为学院发展建言献策等。其次较为常见的是专业、课程、教材、人才培养（5个，占比21.74%），具体形式有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及共建教学资源库等。再次是硬件投入及培训、实习两个维度（各4个，占比17.39%），前者具体形式有共建实训基地，赠送教学设备，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及共建师资培训基地等，后者有教师到企业实习、专任教师培训，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为企业开展新员工培训、职工再教育及共建企业在职员工培训体系等。占比较少的是教师，科研、技术合作及德育3方面（各1个，占比10.15%），具体形式是：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科研合作及加强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培育职业精神。
對样本企业中反映出的企业参与职业人才培养的路径实施主体进行划分，见图5，发现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占比最多（12个，占比52%）。有代表性的形式有：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机会，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专任教师培训，企业专家为学校开设讲座，吸纳毕业生就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企业为学校建工作实景的教学、培训场所，聘请企业相关负责人为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等。其次是“企业 学校”合作实施（10个，占比44%），形式如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内容，开展科研合作，联合招生/招生招工一体化，共建师资培训基地，参与指导毕业论文，共建教学资源库等都属于此类。占比最少的是以“学校”担任实施主体（1个，占比4%），该形式是为企业开展新员工培训、职工再教育。在此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样本企业反映出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参与广度是比较高的，但企业能够得到学院的“回馈”与其付出并不对等，这是否也会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三）企业反映出的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
根据对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进行逐一分析和统计，共梳理出38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形式，图6展示了有2家以上企业提到的困境。总体来看，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学校应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及课程设置的时代性等7种形式为反映最普遍的问题。
职业教育层次满足不了企业用人要求，生源数量不稳定、质量有待提升，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对接程度不够，部分企业专家不愿意参与教学，学生对专业缺乏热爱、好高骛远，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企业专家的教学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下滑、订单培养学徒过剩，合作学院的办学经费紧张，专任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的频率、时间需要增加及企业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数不足等13项也有2家及以上的企业反映。
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实际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希望合作学校有更好的声誉，招生和招工同步难以实现，学生安全问题，企业实习培养的学生留下来的少，招生数量逐年递增、办学资源需要拓展和扩充，配套教学资源不足，校内实践环境落后，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滞后于企业实际工作要求，订单班退出机制需要健全，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可供学生实习的设备不够，基地的建设与规范管理需进一步加强，政府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作用发挥不够，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的沟通交流不够，部分教师不愿意参与企业的科研、技术攻关工作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也是部分企业提出的难点和未来期望得到改善的方面。
（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
本研究将企业反映出的问题归类成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自身，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8个方面，见图7。首先，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组织管理方面（13个，占比34.21%），比如，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合作学院的办学经费紧张，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的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等。其次占比较大的是制度、政策、法律，企业问题及专业、课程、教材及人才培养3方面（各5个，占比13.16%），具体问题表征有制度、政策、法律方面的：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以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来自企业自身方面的：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部分企业专家不愿意参与教学，企业专家的教学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下滑、订单培养学徒过剩及企业能够胜任教学任务的人数不足等;课程、教材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异问题，课程设置的时代性，职业教育层次满足不了企业用人要求，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对接程度不够及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滞后于企业实际工作要求等。再次是学生、教师和硬件投入方面（各3个，占比7.9%），学生方面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有：应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学生对专业缺乏热爱、好高骛远及企业实习培养的学生留下来的少;教师方面的问题有：专任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的频率与时间需要增加，专业教师和企业专家的沟通交流不够及部分教师不愿意参与企业的科研、技术攻关工作;硬件投入方面问题有：配套教学资源不足，校内实践环境落后及企业可供学生实习的设备不够等。另还有科研技术合作方面（1个，占比2.61%）有企业提到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建议
（一）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困境纷繁复杂，缺少国家制度框架的有效整合
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具体事务方面的问题，问题表征覆盖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8个方面，可谓纷繁复杂。校企合作面临如此多的问题，原因是其在我国只是作为一种办学活动而存在，没有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19]。结合前文分析，企业反映最普遍的问题是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需要明确、可操作性需要提升，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校企合作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等，都是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来整合校企合作的表征。企业作为经济主体而非教育主体，一味地用办教育的口吻去要求企业履行本不属于它职责之内的事，便注定了与其之间的合作充满不稳定。因而，尽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企合作国家制度框架是体系化推进校企合作的必经之路。
（二）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各种衔接关系需要細化
尽管国家层面已经颁布了诸多政策来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但是企业反映出的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的二级学院法律地位需要确定，以及希望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科研经费补助等，均是企业反映较为普遍的需要从国家政策、制度设计和法律完善角度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政策落实主体的主观感受和反馈与政策制定部门的规划和愿景相去甚远。校企合作作为实体层面的合作，合作内容和层次的健康运行需要可操作性强、实用程度高的政策法规来做具体规定，但现行政策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涉及的经费筹措、体制机制构建、师生权益保护等基本环节的规定还不够精准清晰，使校企合作过程中权责划分不清[20]。因而，各级政府应正视政策供给过剩与政策实效衰竭对比强烈的问题，细化政策落实中的各种衔接关系，提升政策效度。 （三）校企双方的组织管理水平需要提高，治理能力需要現代化
通过将企业反映的问题归类，发现企业最渴望得到提升的是组织管理方面（在38个问题中占据13个，占比34.21%），具体内容有校企合作双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学院管理模式有些僵化，柔性管理有待加强，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实际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招生和招工同步难以实现，学生安全问题，订单班退出机制需要健全，强化顶岗实习的过程监督和考核管理，基地的建设与规范管理需进一步加强等。制约校企合作深度和水平的不仅是宏观和中观的国家政策、制度环境、成本收益等方面，众多复杂细微的具体事务的管理水平同样会影响合作效果。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正在由过去传统的、高度依赖政府到以政府为引导、市场来决定、学校来主动转变[21]。这决定了学校必须更加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全面提升职业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用更精细化、更人性化、更动态开放的管理制度和水平为企业参与办学和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参 考 文 献
[1]南海.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历程——基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审视[J].职业技术教育，2019（33）：7-11.
[2]周应中.新中国70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19（33）：12-17.
[3]赵永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效问题研究[J].成人教育，2020（1）：64-70.
[4]石伟平，徐国庆. 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89.
[5]冉云芳，石伟平.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实习是否获利？——基于109家企业的实证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43-59.
[6]秦程现.论企业的职业教育责任及其实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20（1）：37-41.
[7]段素菊，庄曼丽，董新稳，贾玉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对北京部分大型企业的调查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22-26.
[8]何兴国.民营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实证调查与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31）：55-59.
[9]吴红宇，杨群祥.影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的因素研究——基于91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16）：15-20.
[10]仲吉昊.旅游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11]彭洲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4.
[12]俞文斌.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院校工作室教学模式探索——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装饰专业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35）：34-37.
[1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M].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24-225.
[14]Smith C.， Short P. M. Integrat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A Note on Methods[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1， 24（3）：401-407.
[15]Chowdhury， Faisol M.. Coding， Sorting and Sifting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Debates and Discussion[J].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