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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宋人以文字、以才学、以议论入诗的倾向，严羽力纠其偏，提出“妙悟”说，这对推崇盛唐传统，把握诗的形象思维特征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的论诗者，沿着严羽的思路滑向玄虚的另一端，即“以禅言诗”，一时文士中好佛者大肆呼应，遂成风气。晚宋的一些诗人还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不已。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清代不少诗论家认为，诗以情性为本，而禅见性而忘情，这种诗学观背离诗的艺术特征，会将人引入歧途。所以，他们找到以书言诗的新视角，抛开禅学的玄虚神秘观念，以文人熟悉的书学作浅近的阐述，充分体现了本土文化中书、诗的优势互补与整合。
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现五百多种诗话，有些诗论家将书与诗作跨门类的比较，以书喻诗，说明作法，直探规律。如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九处地方以书说诗，讲透作诗原理。乔亿的《剑谿说诗》更具体地指出“字画有篆隶真草，诗亦有之”他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古乐府—大小篆
汉魏晋诗—隶书
六朝初唐诗—真书
鲍明远（照）—亦隶亦草
李白—颠（张旭）（怀）素草书
杜甫—鲁公（颜真卿）真草
陈思（曹植）—钟（繇）王（羲之）
阮籍—张伯英（芝）
这些对应，或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如汉魏晋诗与隶书都具古朴意味，唐诗和真书在各自领域中都呈巅峰状态，李白之飘逸与张旭、怀素草书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诗与严书都饱含忠君忧国、大气鼓荡的沉雄气概，等等。苏轼曾说鲁公书雄秀独出，子美诗格力天纵，二者相似。薛雪的感悟直指具体作品——“右军字字变换”，“杜工部篇篇老成”，《兰亭序》与《哀江头》正是同样典范之作。
诗、书的同一性在个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黄庭坚看李白的草书，感到“其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而潘德舆评黄庭坚：“鲁直诗如其字，自以骨气胜，非以格韵胜者。”因为诗是心之言志之声，书是心之画性之态，外化为精神产品，其一体化是必然的。所以，诗书同构是文学与艺术相通的一个重要规律。
除此以外，诗书在作法、变通、个性化追求等方面都有同构之处。张谦宜在《絸斋诗谈》中举王维《观猎》说明起承转合之法曰：“如此永字八法，遂为五律准绳。”又举丘元武《春游》诗七绝说“二诗用笔得中锋法”。方东树《昭昧詹言》续卷一论述写七律之难：“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阖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古人至配之书中小楷。”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谈到诗用虚字可使成为诗中之线索：“然其精神顾盼，意态飞动处，亦实具牵系联带之妙。此惟善书者知之。”毛先舒《诗辩坻》指出明七子诗风趋向复古曰：“专求复古，不知通变，譬之书家，妙于临摹，不见自笔，斯为弱手。”沈德潜《说诗萃语》说：“王右军作字不肯雷同，《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无一相肖处，笔有化工也。杜诗复然，一千四百余篇中，求其词意犯复，了不可得，所以推诗中之圣。”
诗与书的弊病也有相似之处。南齐沈约指出诗的声律有“八病”，元代李溥光把书法的败笔也归纳为“八病”，而且都有“蜂腰”、“鹤膝”的病名。清诗话中指出的诗、书共同性毛病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气象鄙弱不雅。《沧浪诗话》云：“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其不同如此。”子路未事孔子时勇而鄙鲁，米芾虽为大家，但书多怪意，时有懒笔。比之苏轼者何？因为他诗“多粗豪处、草率处、有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贺裳《载酒园诗话》）。二是平整而不出色。沈括有言：“诗徒平整，若不出色，譬如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端正，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三馆楷书”即“馆阁体”，字端正而平庸，以此比喻形式严正而缺少真性情的诗作十分贴切。《龙性堂诗话》初集针砭这类诗最为尖锐：“……第最忌命一题，便有一套烂熟应付话头，首尾匀称，两联软美，令人乍读声口稳便，细看了无神气，如泥木偶，如倚门妓，如厨传筵席，如何楼古董，最可厌，最不可医。”三是掩丑欲自炫。《一瓢诗话》说：“近今诗家，侈谈古诗而薄近体，欲为藏拙计耳。又有一类，故为佶屈聱牙者，绝似地狱变相，适足以惊妇人孺子，不值识者一笑。如士大夫书学不精，晚年辄遁入隶篆，希图掩丑；殊不知笔法杜撰，字形舛错。以无师之智，窃弄于时，视此何异？”
诗书同构原理而引起以书言诗的诗评风气，是诗歌美学发展的必然。中国历来就有以人物、景观和自然意象比喻诗文，作印象式批评，至明清时已蔚为大观。如敖器之评魏武帝至唐宋诗人二十九家，王世贞评明代诗人一百零五家、文人六十三家，洪亮吉评清代诗人一百零四家，都是引物连类，让人意会连想。由于诗与书在艺术意蕴方面相似，因此，以书言诗也就成了一种优美的文化比较。很多诗人喜爱这种以书言诗的比较方式，如王士禛说陈允衡评他的诗，以书法的“偶然欲书”来形容，他认为“此语最得诗文三昧”。“偶然”是指适逢有创作冲动，不是为写而写。而“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也”。
清代出现以书言诗的文化现象也跟当时文人的才艺学养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取士以来，文人除须熟读经史子集外，还要赋诗习字。乾隆时朝廷开始以书取士，书的成就也影响其科场命运，所以很多文人从小苦练有成，不少人既是诗人又是书家。唐代大诗人李白、贺知章、杜牧等书法也卓然成家。宋代的苏、黄、米、蔡是四大书法家，又是著名诗人。明代的李东阳、祝允明、王铎，清代的翁方刚、何绍基等都善书诗。更有佼佼者如徐渭书、诗、画、印皆精，伊秉绶工诗文、善画、精篆刻，郑燮诗书画“三绝”，他们都为后人推崇。由于多种文化资源的熏陶与融汇，因此才有清诗话中以书言诗的热闹景象。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禅论诗”占有一席地位，而“以书言诗”却尚未引起当今学界的关注。简单地看，它只是一种论诗方法，但如果细加研究，从中也许会生出一门新学——书诗比较美学。
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现五百多种诗话，有些诗论家将书与诗作跨门类的比较，以书喻诗，说明作法，直探规律。如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九处地方以书说诗，讲透作诗原理。乔亿的《剑谿说诗》更具体地指出“字画有篆隶真草，诗亦有之”他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古乐府—大小篆
汉魏晋诗—隶书
六朝初唐诗—真书
鲍明远（照）—亦隶亦草
李白—颠（张旭）（怀）素草书
杜甫—鲁公（颜真卿）真草
陈思（曹植）—钟（繇）王（羲之）
阮籍—张伯英（芝）
这些对应，或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如汉魏晋诗与隶书都具古朴意味，唐诗和真书在各自领域中都呈巅峰状态，李白之飘逸与张旭、怀素草书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诗与严书都饱含忠君忧国、大气鼓荡的沉雄气概，等等。苏轼曾说鲁公书雄秀独出，子美诗格力天纵，二者相似。薛雪的感悟直指具体作品——“右军字字变换”，“杜工部篇篇老成”，《兰亭序》与《哀江头》正是同样典范之作。
诗、书的同一性在个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黄庭坚看李白的草书，感到“其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而潘德舆评黄庭坚：“鲁直诗如其字，自以骨气胜，非以格韵胜者。”因为诗是心之言志之声，书是心之画性之态，外化为精神产品，其一体化是必然的。所以，诗书同构是文学与艺术相通的一个重要规律。
除此以外，诗书在作法、变通、个性化追求等方面都有同构之处。张谦宜在《絸斋诗谈》中举王维《观猎》说明起承转合之法曰：“如此永字八法，遂为五律准绳。”又举丘元武《春游》诗七绝说“二诗用笔得中锋法”。方东树《昭昧詹言》续卷一论述写七律之难：“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阖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古人至配之书中小楷。”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谈到诗用虚字可使成为诗中之线索：“然其精神顾盼，意态飞动处，亦实具牵系联带之妙。此惟善书者知之。”毛先舒《诗辩坻》指出明七子诗风趋向复古曰：“专求复古，不知通变，譬之书家，妙于临摹，不见自笔，斯为弱手。”沈德潜《说诗萃语》说：“王右军作字不肯雷同，《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无一相肖处，笔有化工也。杜诗复然，一千四百余篇中，求其词意犯复，了不可得，所以推诗中之圣。”
诗与书的弊病也有相似之处。南齐沈约指出诗的声律有“八病”，元代李溥光把书法的败笔也归纳为“八病”，而且都有“蜂腰”、“鹤膝”的病名。清诗话中指出的诗、书共同性毛病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气象鄙弱不雅。《沧浪诗话》云：“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其不同如此。”子路未事孔子时勇而鄙鲁，米芾虽为大家，但书多怪意，时有懒笔。比之苏轼者何？因为他诗“多粗豪处、草率处、有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贺裳《载酒园诗话》）。二是平整而不出色。沈括有言：“诗徒平整，若不出色，譬如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端正，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三馆楷书”即“馆阁体”，字端正而平庸，以此比喻形式严正而缺少真性情的诗作十分贴切。《龙性堂诗话》初集针砭这类诗最为尖锐：“……第最忌命一题，便有一套烂熟应付话头，首尾匀称，两联软美，令人乍读声口稳便，细看了无神气，如泥木偶，如倚门妓，如厨传筵席，如何楼古董，最可厌，最不可医。”三是掩丑欲自炫。《一瓢诗话》说：“近今诗家，侈谈古诗而薄近体，欲为藏拙计耳。又有一类，故为佶屈聱牙者，绝似地狱变相，适足以惊妇人孺子，不值识者一笑。如士大夫书学不精，晚年辄遁入隶篆，希图掩丑；殊不知笔法杜撰，字形舛错。以无师之智，窃弄于时，视此何异？”
诗书同构原理而引起以书言诗的诗评风气，是诗歌美学发展的必然。中国历来就有以人物、景观和自然意象比喻诗文，作印象式批评，至明清时已蔚为大观。如敖器之评魏武帝至唐宋诗人二十九家，王世贞评明代诗人一百零五家、文人六十三家，洪亮吉评清代诗人一百零四家，都是引物连类，让人意会连想。由于诗与书在艺术意蕴方面相似，因此，以书言诗也就成了一种优美的文化比较。很多诗人喜爱这种以书言诗的比较方式，如王士禛说陈允衡评他的诗，以书法的“偶然欲书”来形容，他认为“此语最得诗文三昧”。“偶然”是指适逢有创作冲动，不是为写而写。而“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也”。
清代出现以书言诗的文化现象也跟当时文人的才艺学养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取士以来，文人除须熟读经史子集外，还要赋诗习字。乾隆时朝廷开始以书取士，书的成就也影响其科场命运，所以很多文人从小苦练有成，不少人既是诗人又是书家。唐代大诗人李白、贺知章、杜牧等书法也卓然成家。宋代的苏、黄、米、蔡是四大书法家，又是著名诗人。明代的李东阳、祝允明、王铎，清代的翁方刚、何绍基等都善书诗。更有佼佼者如徐渭书、诗、画、印皆精，伊秉绶工诗文、善画、精篆刻，郑燮诗书画“三绝”，他们都为后人推崇。由于多种文化资源的熏陶与融汇，因此才有清诗话中以书言诗的热闹景象。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禅论诗”占有一席地位，而“以书言诗”却尚未引起当今学界的关注。简单地看，它只是一种论诗方法，但如果细加研究，从中也许会生出一门新学——书诗比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