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建构主义角度看雾霾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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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雾霾问题作为我国近年来环境问题之中突出的代表,其建构过程能够充分地展现出一个环境问题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全貌,因此,本文将先从建构主义角度对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特征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之上再对雾霾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回顾,最后对今后雾霾问题的分析与治理进行展望。
  关键词:建构主义;环境社会学;雾霾
  一.前言
  当代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雾霾问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话题性,也是争议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公共交通与电力系统等1,与此同时,雾霾问题也成为了国际上许多国家借以抨击我国的理由与国内许多环保人士乐于探讨的话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与事实稍有偏差的倾向——即将环境问题看成一个纯粹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2。可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与扩散,近年来,环境问题本身已经开始不再仅仅被当作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同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息息相关的本质逐渐浮现出来。这一现象也使得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科学层面的讨论与研究变得极为必要与迫切。
  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社会学中的一种理论范式,在针对这样复杂的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环境社会学当中,找到了最为适宜生长的土壤——“洛基(2004)就指出,环境是经由社会建构的概念,‘可能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为根本性的概念’。”i3因此,笔者希望能够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切入,试对雾霾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简单初步的带有环境社会学理解视角的探究,本文将先从建构主义角度对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特征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之上再对雾霾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回顾,最后对今后雾霾问题的分析与治理进行展望。
  二.从建构主义看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特征
  在研究环境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环境问题的概念进行澄清,一般而言,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两大类。生态环境问题始于生态平衡的破坏,而社会环境问题则与社会、文化的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2。但一般来讲,环境问题指的是前者。而当我们探讨这样的环境问题时,其实往往还暗含着承认了以下的四个前提(1)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2)技术的有限性(3)尊重人类的价值,特别是生命的价值(4)通过人类行动具有改善环境的可能2因而我们看到,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技术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所关注的技术进步与资源环境之间产生了矛盾或是我们的技术足以影响甚至决定某一自然灾害之后,环境问题才会诞生。比如,北京的沙尘天气属于环境问题,而新疆的沙尘天气则常常被视作正常的气候现象。
  但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实际上是被人为构建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技术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拥有着同传统的社会问题相似的若干要素:(1)客观存在某种社会现象(2)这种现象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行(3)这种现象损害多数人的利益(4)这种现象引起多数社会成员的注意(5)这种现象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加以解决2。
  不过,环境问题在这些要素上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社会问题,这一切就源于当环境问题被呈现在大众眼前时,人们所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事实,尽管这个物理事实是由人造成的,但它却始终表现为一种技术问题比如:我们的耕地不足总是被单纯的看作城市发展与农业技术有限之间的矛盾问题,似乎当我们在二者当中找到一个问题对应的技术上的突破时,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因素对于环境问题的影响常常被忽略,或者至少被视为及其次要的因素。
  这样的认知偏差是因为对于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来说,未必具有环境破坏或资源短缺的客观事实,即便有,也不见得就能够被身处其中的人们所注意到。人们的注意常常并非是自己直接的体会,而是通过新闻报道而“了解到”的危害4。换言之,大多数人对于哪怕是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的关注都是源于政府宣传或是新闻媒体,而非自身。就在这样一种距离之中,环境问题被“构建”出来了。所以,环境问题当中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其实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往往是决定性的。
  在这里,人们常常会误解建构主义,认为它是在否定环境风险的存在。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 “错误简化论”,建构主义并不是要否认客观上环境问题的存在, 而是说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些过程,特定的环境状况才被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ii。而这种创造行为,是由于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新闻的片面性与去背景化以及政治行动的确定性与预防性行为倾向共同造成的。毕竟,尽管科学作为一种抽象的学术概念或许是可以保持客观中立的,但是科学技术要由科学技术的载体——科研人员来掌握,后者所从属的特定的组织、阶层所具有的特定的目标与利益追求是会影响到他们研究与发言的内容与倾向的,比如:环境问题相关的评价指标往往是人为规定的5。也就是说,“事实上的环境问题”有许多,但是这些“事实上的环境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的范围、程度甚至是否真的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一切在科学上都是不确定的。但当它们被暴露在公众面前之时,宣传机构便会赋予它們一种不可逆的确定性,被报道的环境问题似乎被转化为一种无可置疑的自然规律。
  三. 我国雾霾问题建构过程回顾
  当我们看到雾霾问题的相关研究与分析时,我们常常会看到关于雾霾问题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便受到关注的说法6。然而我国的雾霾问题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还要追溯到2012年人大代表提出的 “进一步治理大气污染,提升空气质量”的议案7。在此之前,雾霾问题尽管实际上一直存在,可是除了美国大使馆在这项议案提出前不久借此对我国做出相关的政治性的批评10之外,大众对于雾霾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几乎是一无所知。   然而,什么是雾霾呢?雾霾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现象的统称,其中常常带有许多对于人体极度有害的金属元素。而对于雾霾的具体来源实际上也是众说纷纭,只能说大部分研究将其归因于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等因素8。
  在这里,我们看到媒体善于将科学研究当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公众视野中的确定性的特点暴露无遗:首先,雾霾的成因本来并非定论,其次,对于雾霾来源的分析依据,竟然是“大部分研究推论”,我们知道,这显然是危险的。毕竟,科学共识也曾确信地球是平的iii。当然,笔者在这里的论述并非想要否定雾霾问题的存在。只是想要说明雾霾问题的作用方式与影响程度的呈现显然是受到了人类建构的:雾霾问题的治理与研究被抬高到如此之高的优先顺序之上,并不是实际的客观需要决定的,而是反映了议程设定的政治性,是作为政治行动或是社会行动的一环而产生的。
  多年以来,大众传播研究者将“客观”的可以被证实的事实以及事件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洪水与飓风,政治上的胜利与辞职都被认为是脱离开新闻编辑室而客观存在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误解:事件只有经过新闻工作过程才能转化为新闻,而不是由于事件本身的客观性特质iv所以,我们看到紧跟着雾霾问题的风起云涌,一系列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或指向性的分析与报道接踵而至9这些文章的作者,不论是相关的科学研究者还是新闻工作者,比起如何解决雾霾问题本身,他们似乎更加关注这样的分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关注度10。
  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为影响环境问题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的特征也在雾霾问题的处理过程之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从国家角度来看,雾霾问题的背后是国家、地区之间矛盾的产物例如,我国的雾霾问题影响我国人民生活这一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却是美国10;而从民间角度来看,雾霾问题则是争取经济利益与大众关注度的一次大好机遇,例如柴静以公益的名义拍摄《穹顶之下》实质上却是为了推销空气净化器11。
  尽管我们看到官方与民间的舆论导向方式有所不同,前者更加注重体系化的正规话语表达,后者则偏重离散化的日常话语模式11但同样的是,它们大多都回避了科学问题当中最为重要的实验背景与假设,利用新闻的片面化与去背景化,直接将尚待讨论的研究成果之中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只言片语剪切出来,而将大量的篇幅用于陈述与自己的目的相关的话题,例如新产品的特别功能等。
  四.结语:雾霾问题分析与治理的未来
  从当下来看,以技术性问题讨论为主导,而轻视环境问题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分析与治理方案仍旧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具有生态现代化理论特色的,认定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superrindustrialisation),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12的观点,与纯粹的想要彻底“去工业化”的环保主义观点以及纯粹的功利主义观点之间的争论也仍旧会持续的进行下去。
  然而,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此,那么这样的争论将永远无法得出一个令人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当我们忽略了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已经将问题抽离了现实,并搭建在一个貌似稳定客觀,实则充满了主观判断与不确定性的地基——科研结论之上了。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也必定会随着不断地科技进步与科研人员的轮替而被不断地推翻,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在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相对平衡的体系。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只有将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纳入到雾霾问题的分析与治理的框架之中,结合各地具体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也必然是既包含有暂时性的,静态的技术层面的策略又包含有长期性的,动态的社会层面的策略的整体上拥有不断变化的能动性的动态的分析与治理体系。这样在各个层面上同时解决雾霾相关的环境问题,才能够既不会杯水车薪一般毫无效果,也不会产生恶劣的副作用或严重的反弹,进而真正的解决雾霾问题。
  注释:
  iJohn Hannigan【加】著,洪大用等译:《环境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P29
  iiJohn Hannigan【加】著,洪大用等译:《环境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P30
  iiiJohn Hannigan【加】著,洪大用等译:《环境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P31
  ivJohn Hannigan【加】著,洪大用等译:《环境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P84
  参考文献:
  1孙鹏鹏等:雾霾天气的危害及其应对措施,现代农业科技,2013年23期
  2洪大用:试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John Hannigan【加】著,洪大用等译:《环境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4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1月20日
  5洪大用:公民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及抽样分析,科技导报,1998年9月15日
  6杨拓,张德辉:英国伦敦雾霾治理经验及启示,当代经济管理,2014年4月11日
  7周涛,汝小龙:北京市雾霾天气成因及治理措施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8刘晓红,魏斌贤:雾霾成因_监管博弈及其机制创新,中国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9周恒星:洛杉矶雾霾之战,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5期
  10刘子溪:探究雾霾污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年第9期
  11王庆,余红:泛娱乐化与自媒体雾霾环境风险传播,当代传播,2015年9月15日
  12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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