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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时值三年困难时期。
为了抵抗饥饿，天一黑，人们就早早钻进被窝。青岛食品厂的青年工人徐立忠常自我催眠地背诵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回忆母亲的文章中的一句话：“睡吧，孩子，睡梦里是不想吃东西的。”
然而，天还没亮，他就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背上蓝布旧书包，跨上“二八”自行车，轻快地溜出大门。
5点钟，徐立忠来到青岛东平路巷口，王敬、盛显棣、张纲和吴文家已经在这里等他。一声唿哨，5个年轻人蹬下自行车的踏板，在青岛歪斜而坡度很大的街道上飞驰，画箱和书包里的画具叮当作响。
他们常辗转栈桥、火车站、浙江路、兰山路等地写生。拂晓时分空气湿润，画面色彩也分外饱满。
画至早晨7点，他们匆匆作别。吴文家、张纲乘火车去四方、沧口上班，王敬回学校给学生上美术课，盛显棣直奔青岛第二钢铁厂，徐立忠则去往青岛食品厂。
那时，这5个年轻人并未料到，两年之后，他们将举办一场轰动青岛的画展，并且被它彻底改变命运。
穿“希腊鞋”的年轻人
1948年，徐立忠上小学，教师基本为留日归来的留学生。课堂上，老师讲述《圣经》里“创世纪”和“出埃及纪”的故事，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1955年，徐立忠进入青岛一中学习。班主任是青岛有名的艺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满堂红》等巨幅画屏、有“赫牡丹”之称的赫保真。
彼时，赫保真常带学生去公园写生。偶然看到徐立忠在胶版上刻的老妇人头像，他赠送了徐立忠一套木刻刀，并向他介绍了德国著名画家珂勒惠支。他还教徐立忠，画画“要用真情实感，不要炫技”。
1957年，徐立忠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却因父亲是“右派”而落榜。第二年，他进入青岛食品厂，在厂工会担任职校老师，兼搞宣传工作。
因为住得近，徐立忠与另一个艺术青年王敬相识了，两人常一起早起写生。1959年，他在每天上下班的通勤火车上结识了曾在青岛市职工美展上获一等奖的张纲和获二等奖的吴文家。不久，曾为青岛图书馆作画的盛显棣经人引荐，也进入了这个圈子。
1960年，这5位同住青岛台西区、未被主流美术教育体制接纳的年轻人，开始相约一起画画。“就好像流浪的孩子找到家，对艺术有一种狂热的依赖感。”多年以后，74岁的张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岁的徐立忠，是5人中的灵魂人物。他戴黑框眼镜，常穿白衬衫，性情激越，口才出众，看书奇快。
吴文家，24岁，青岛四方机床厂的工人，在青岛画圈已小有名气。1955年，厂里“因工作需要”扣下他的录取通知书，使他与中央美术学院擦肩而过。面容冷峻的他，常穿黑色短领铜扣学生裝，冬天一袭黑呢子大衣和鸭舌帽，被戏称为“德国军官”。
盛显棣，21岁，青岛第二钢铁厂的工人。他曾得过全国武术冠军，却性情温和，眉眼清秀，绘画的风格也较细腻。
张纲，22岁，国棉九厂子弟小学的美术老师，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讽刺漫画。他爱开玩笑，热爱美食。
王敬，17岁，在四川路第二小学教美术和体育。他眼睛黑亮，个头矮小，球技一流，曾想进解放军八一足球队，因出身问题未通过政审。
徐立忠位于东平路37号之壬大院二楼尽东头的一间独居的屋子，成为了5人聚会的“根据地”。
那时，他们靠烟票换来地瓜叶、地瓜蔓等“代食”充饥，甚至吃过槐树叶、花生壳。虽然饥肠辘辘，但每逢好天气，他们就相约早起写生。“青岛这座城市色彩感很丰富，更适宜用水彩而非油画表现。”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晚，他们聚在一起点评各自的写生画，交流阅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读后感。谈到激动时，张纲常给大家散烟，徐立忠从食品厂背回来的做苹果干剩下的果核也被众人瓜分。
有时，徐立忠的房间直至深夜依然灯火通明，还传出哼唱“西波涅”“桑塔露琪亚”“伏尔加船夫曲”和“马赛曲”的歌声。邻居们不理解，曾向派出所打小报告，警察还专门来调查过。
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星火》《苏联画报》和苏联美术史文集通读一遍后，他们觉得不满足。盛显棣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半的工资买画册。他托人从北京买的画册，以及吴文家的姐夫从外国带回来的外文画册，让他们开始接触到塞尚、莫奈等印象派画作，深受震动。
他们曾拿着画作向青岛画家吕品请教。吕品一言不发，进屋拿了两本外文画册出来——正是当时很难接触到的梵高。
在这样的氛围里，众人的画投无不突飞猛进。
“那时没想过要出名，纯粹是为了快乐。”半个世纪后，王敬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10月7日，5人中最年轻的他驱车载着盛显棣和记者，来到张纲在青岛台肥路的寓所，一起翻看张纲当年的画作。
张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一度喜欢用赭石上色画远景天空，画面显得暗沉。在众人的点拨下，他转而使用冷调的紫色，画面效果变得明快。后来，他能娴熟地运用蓝、灰、紫、玫红等冷色作为过渡。他还曾经用妻子所在医院化验室里的过滤纸画水彩，形成了独特的渲染效果，得到众人赞赏。
除了作画，这群年轻人还去沙滩上摔跤，在海上划船，和青岛一中校队踢球。
因为觉得商店里的商品一成不变，他们甚至自己动手做鞋。当时商品供应贫乏，从工厂里拿东西已成风气。于是，张纲从厂里拿来包装用的粗布，吴文家找来做鞋底的橡胶，徐立忠找来输送带上的帆布，做了3双原白粗布的“希腊鞋”，赤足穿着。
徐立忠画了一张自画像。这幅名为《我所有的一切》的油画，笔触粗糙炽烈，红色与蓝色对比鲜明。画上的他穿着“希腊鞋”，身旁放着画笔和调色盘，右手抱头，左手搭在膝盖上，坐在海边沉思。
受批判的画展
1962年，饥馑渐渐远去。
青岛市台西文化馆奄奄一息的群众文化又开始活跃，美术活动小组也成立了。因为王敬的母亲在文化馆任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条件”，徐立忠等5人成为了美术组的活动骨干。
他们将作画的地点转移到了文化馆新辟的画室。画室位于文化馆小楼二层，白墙，木地板，宽敞明亮，作画时可隐隐听到后院京剧团排练的锣鼓笙管声。 因为觉得“台西区文化馆美术组”的名字不响亮，也意在与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人画室”形成“平等级别”，他们遂将美术组改名，于1962年9月初，成立了“台西画室”。
为了迎接国庆，台西画室和文化馆合作，决定举办一次画展。
他们用旧的布景片裱糊上白纸，以青岛地标建筑——天主教堂为背景，画了两张海报，立在繁华路口，又画了一些小海报到处张贴。因此，画展还没开幕，就已成了岛城美术界热议的话题。
他们商量，就展出平时的习作，自由选画。这些画作粗糙天然，有的甚至画在食品包装纸和卷烟纸的背面，画框则是他们从各自厂里的先进生产者那里借来的获奖证书镜框。
10月1日，“台西画室风景画展”在台西文化馆一楼和二楼的活动室开幕。日光灯旁边特地加了两盏白炽灯，以便让灯光效果更接近自然光。徐立忠的《火》《青衣》、张纲的《俺家的门》《俺家的窗》、吴文家的《候车者》《小巷》、盛显棣的《圣弥额尔教堂》《中山路土产店》和王敬的《自画像》《大杂院》等100多幅作品展出。
为了不让附近的孩童随意出入喧哗，“台西画展”象征性地收两分钱的门票。与此同时，他们向青岛美术学校、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各文化馆、俱乐部及参展者的画友，发出了免费参观的邀请。徐立忠还特地在画展入口处放置了“签名册”，这在当时可谓创新之举。
画展只持续了3天，却引发了轰动。青岛美术界一多半的人赶来参观，美校的学生甚至停课来看。
在来参观的人群中，徐立忠发现了中学时代的恩师赫保真。赫保真仔细地看了所有展出的画，徐立忠急切地询问他的看法。赫保真频频点头，却欲言又止。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老师当时在为他担忧。
画展结束后不久，青岛市文联邀请徐立忠等人携带作品，参加“青岛市水彩画政治思想座谈会”。在会上，台西画展遭到了“有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和思想倾向”的批评，徐立忠做了激烈的辩驳。
座谈会结束时，文联主席张济作了总结性发言，表扬了“台西画室”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告诫他们，“要加强政治学习，要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改造思想、指导艺术创作”。
不久之后，为了贯彻全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方针，批判“山东省文艺界右倾现象”，山东省文化部门在烟台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上，“台西画展”遭到点名批评。
折笔焚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张揭露“台西画室”是“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贴到了市委宣传部。
青岛食品厂的运动矛头迅速指向了徐立忠这个能写能画的知识分子。他的自画像《我所有的一切》遭到重点批判。
由于画中人苦闷的表情，此画被造反派命名为《画家的烦恼》。“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党的领导下，你有什么烦恼？你是对党对毛主席刻骨仇恨！”画里插入调色盘的笔，被批判为“一把尖刀，恶狠狠地插入共产党的心脏”，画中的海岸则被指为“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
1968年5月，徐立忠遭到隔离审查，被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他曾经被罚站立72小时，不准睡觉，直至吐血。
台西画展的其他成员也饱受劫难，多遭到隔离审查。
被隔离期间，盛显棣失眠了几天几夜，絞尽脑汁回忆什么是“反革命纲领”。被放出“学习班”时，头发和眉毛已尽数脱落。
盛显棣烧掉了珍藏的画册，将画架改装为女儿的手推车。张纲将专门托人从北京带回的几十个石膏头像亲手砸碎。徐立忠将自己的画笔尽数折断。“台西画展”的所有展品也被没收、封存。
1978年，赫保真在青岛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为台西画展参展者平反的提案，12位美术界政协委员联合签名支持。提案得到市委宣传部董海山的重视，此案得以平反，部分画作重返画展成员手中。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部艺术史”
2012年10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青岛晓望路7号的公寓里，见到了71岁的徐立忠。
因为严重的肾衰竭，他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已经无力出门和当年的画友相聚。但在画案后面一个尘封的画夹里，他悉心保留着当年的数十张画作。
“青岛台西区曾经是棚户区，经济比较落后，有很多外来人口迁入，带来了大量的舶来文化。相对于青岛其他地区，这种自由、不受束缚的状态，恰恰与艺术的精神相符。”回忆起当年那场离经叛道的画展，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人之中，只有徐立忠进入了主流美术体制，于1988年调入青岛画院。青岛著名的雕塑《闻一多先生纪念雕像》《老舍雕像》和《乐圣贝多芬》皆出自他手。
1980年，徐立忠在广西路邮电局指导安装大型陶瓷壁画《和平使者》时，邮电局派来青年工人赵德伟给他做助手。
有一天，两人讨论起美国画家布洛克的油画《秋天的韵律》，赵德伟表示看不懂这幅画。徐立忠告诉他：“布洛克在画中不是描摹大自然，而是表现在秋天的丰采、萧瑟、冷峻所构成的诗般的韵律中，他的心灵感受到的颤动。”
看到赵德伟困惑的神情，徐立忠带他走到安徽路公园（现老合公园），让他观察树的枝桠在空中抖动的姿态。片刻之后，赵德伟惊讶地说：“我看到了秋天的韵律l”
1983年，徐立忠主讲了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每周一讲”的第一讲《美与生活》，主题是西方现代主义诸艺术流派，为此他特意临摹了两百余张现代派的名作。眼神热切的青年将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这其中就有赵德伟、邢维东等年轻人。
两年后，他们成为了“青岛85美术新潮”的主力军。赵德伟和青岛理工大学建筑系学生梁克刚等人主办的露天画展，以“达达主义”的气质，成为这一美术新潮的标志。
“露天画展”开展第一天，徐立忠就来观看。“当时，青岛艺术氛围比较保守，许多人都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出不屑，但徐立忠老师对于我们始终是支持的。”在位于北京宋庄的画室，52岁的赵德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9年，迫于各方压力，许多参与者纷纷离开露天画展，但赵德伟、梁克刚等人还在坚守。一个周日早晨，徐立忠专程赶来看他们。
“我和赫保真老师当年的心情很相似。心疼这些年轻人，也为他们担忧。”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1年，露天画展终被官方取缔，赵德伟等艺术家转而北上，在圆明园、宋庄等地作画。2007年11月，梁克刚策划了“1980年代青岛现代、当代艺术运动资料回顾和作品展览”，“台西画展”的历史浮出水面。
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为展览撰写了前言《薪传艺术梦》。他指出了“台西画展”的起点性意义，发出了“天问”：“中国的艺术家何以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地对西方现代、当代艺术保持持续性的热情？”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重提的这一问题，徐立忠回答：“每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发展史。幼年的涂鸦期，就像原始的绘画；少年时期追求现实物象的再现技能，恰如欧洲古典主义的写实；而青年时期的独立思考和情感，也许只有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才足以宣泄和表达。”
他的目光若有所思，仿佛望向1960年他在东平路家中以海涅的诗《我是剑，我是火焰》为题绘制的第一幅壁画。
以巨大的金色竖琴为背景，诗人海涅高举火炬，手持绿叶缠绕的长剑，长发在空中飘舞。
为了抵抗饥饿，天一黑，人们就早早钻进被窝。青岛食品厂的青年工人徐立忠常自我催眠地背诵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回忆母亲的文章中的一句话：“睡吧，孩子，睡梦里是不想吃东西的。”
然而，天还没亮，他就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背上蓝布旧书包，跨上“二八”自行车，轻快地溜出大门。
5点钟，徐立忠来到青岛东平路巷口，王敬、盛显棣、张纲和吴文家已经在这里等他。一声唿哨，5个年轻人蹬下自行车的踏板，在青岛歪斜而坡度很大的街道上飞驰，画箱和书包里的画具叮当作响。
他们常辗转栈桥、火车站、浙江路、兰山路等地写生。拂晓时分空气湿润，画面色彩也分外饱满。
画至早晨7点，他们匆匆作别。吴文家、张纲乘火车去四方、沧口上班，王敬回学校给学生上美术课，盛显棣直奔青岛第二钢铁厂，徐立忠则去往青岛食品厂。
那时，这5个年轻人并未料到，两年之后，他们将举办一场轰动青岛的画展，并且被它彻底改变命运。
穿“希腊鞋”的年轻人
1948年，徐立忠上小学，教师基本为留日归来的留学生。课堂上，老师讲述《圣经》里“创世纪”和“出埃及纪”的故事，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1955年，徐立忠进入青岛一中学习。班主任是青岛有名的艺术教育家、建国后曾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满堂红》等巨幅画屏、有“赫牡丹”之称的赫保真。
彼时，赫保真常带学生去公园写生。偶然看到徐立忠在胶版上刻的老妇人头像，他赠送了徐立忠一套木刻刀，并向他介绍了德国著名画家珂勒惠支。他还教徐立忠，画画“要用真情实感，不要炫技”。
1957年，徐立忠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却因父亲是“右派”而落榜。第二年，他进入青岛食品厂，在厂工会担任职校老师，兼搞宣传工作。
因为住得近，徐立忠与另一个艺术青年王敬相识了，两人常一起早起写生。1959年，他在每天上下班的通勤火车上结识了曾在青岛市职工美展上获一等奖的张纲和获二等奖的吴文家。不久，曾为青岛图书馆作画的盛显棣经人引荐，也进入了这个圈子。
1960年，这5位同住青岛台西区、未被主流美术教育体制接纳的年轻人，开始相约一起画画。“就好像流浪的孩子找到家，对艺术有一种狂热的依赖感。”多年以后，74岁的张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岁的徐立忠，是5人中的灵魂人物。他戴黑框眼镜，常穿白衬衫，性情激越，口才出众，看书奇快。
吴文家，24岁，青岛四方机床厂的工人，在青岛画圈已小有名气。1955年，厂里“因工作需要”扣下他的录取通知书，使他与中央美术学院擦肩而过。面容冷峻的他，常穿黑色短领铜扣学生裝，冬天一袭黑呢子大衣和鸭舌帽，被戏称为“德国军官”。
盛显棣，21岁，青岛第二钢铁厂的工人。他曾得过全国武术冠军，却性情温和，眉眼清秀，绘画的风格也较细腻。
张纲，22岁，国棉九厂子弟小学的美术老师，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讽刺漫画。他爱开玩笑，热爱美食。
王敬，17岁，在四川路第二小学教美术和体育。他眼睛黑亮，个头矮小，球技一流，曾想进解放军八一足球队，因出身问题未通过政审。
徐立忠位于东平路37号之壬大院二楼尽东头的一间独居的屋子，成为了5人聚会的“根据地”。
那时，他们靠烟票换来地瓜叶、地瓜蔓等“代食”充饥，甚至吃过槐树叶、花生壳。虽然饥肠辘辘，但每逢好天气，他们就相约早起写生。“青岛这座城市色彩感很丰富，更适宜用水彩而非油画表现。”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每晚，他们聚在一起点评各自的写生画，交流阅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读后感。谈到激动时，张纲常给大家散烟，徐立忠从食品厂背回来的做苹果干剩下的果核也被众人瓜分。
有时，徐立忠的房间直至深夜依然灯火通明，还传出哼唱“西波涅”“桑塔露琪亚”“伏尔加船夫曲”和“马赛曲”的歌声。邻居们不理解，曾向派出所打小报告，警察还专门来调查过。
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星火》《苏联画报》和苏联美术史文集通读一遍后，他们觉得不满足。盛显棣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半的工资买画册。他托人从北京买的画册，以及吴文家的姐夫从外国带回来的外文画册，让他们开始接触到塞尚、莫奈等印象派画作，深受震动。
他们曾拿着画作向青岛画家吕品请教。吕品一言不发，进屋拿了两本外文画册出来——正是当时很难接触到的梵高。
在这样的氛围里，众人的画投无不突飞猛进。
“那时没想过要出名，纯粹是为了快乐。”半个世纪后，王敬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10月7日，5人中最年轻的他驱车载着盛显棣和记者，来到张纲在青岛台肥路的寓所，一起翻看张纲当年的画作。
张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一度喜欢用赭石上色画远景天空，画面显得暗沉。在众人的点拨下，他转而使用冷调的紫色，画面效果变得明快。后来，他能娴熟地运用蓝、灰、紫、玫红等冷色作为过渡。他还曾经用妻子所在医院化验室里的过滤纸画水彩，形成了独特的渲染效果，得到众人赞赏。
除了作画，这群年轻人还去沙滩上摔跤，在海上划船，和青岛一中校队踢球。
因为觉得商店里的商品一成不变，他们甚至自己动手做鞋。当时商品供应贫乏，从工厂里拿东西已成风气。于是，张纲从厂里拿来包装用的粗布，吴文家找来做鞋底的橡胶，徐立忠找来输送带上的帆布，做了3双原白粗布的“希腊鞋”，赤足穿着。
徐立忠画了一张自画像。这幅名为《我所有的一切》的油画，笔触粗糙炽烈，红色与蓝色对比鲜明。画上的他穿着“希腊鞋”，身旁放着画笔和调色盘，右手抱头，左手搭在膝盖上，坐在海边沉思。
受批判的画展
1962年，饥馑渐渐远去。
青岛市台西文化馆奄奄一息的群众文化又开始活跃，美术活动小组也成立了。因为王敬的母亲在文化馆任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条件”，徐立忠等5人成为了美术组的活动骨干。
他们将作画的地点转移到了文化馆新辟的画室。画室位于文化馆小楼二层，白墙，木地板，宽敞明亮，作画时可隐隐听到后院京剧团排练的锣鼓笙管声。 因为觉得“台西区文化馆美术组”的名字不响亮，也意在与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人画室”形成“平等级别”，他们遂将美术组改名，于1962年9月初，成立了“台西画室”。
为了迎接国庆，台西画室和文化馆合作，决定举办一次画展。
他们用旧的布景片裱糊上白纸，以青岛地标建筑——天主教堂为背景，画了两张海报，立在繁华路口，又画了一些小海报到处张贴。因此，画展还没开幕，就已成了岛城美术界热议的话题。
他们商量，就展出平时的习作，自由选画。这些画作粗糙天然，有的甚至画在食品包装纸和卷烟纸的背面，画框则是他们从各自厂里的先进生产者那里借来的获奖证书镜框。
10月1日，“台西画室风景画展”在台西文化馆一楼和二楼的活动室开幕。日光灯旁边特地加了两盏白炽灯，以便让灯光效果更接近自然光。徐立忠的《火》《青衣》、张纲的《俺家的门》《俺家的窗》、吴文家的《候车者》《小巷》、盛显棣的《圣弥额尔教堂》《中山路土产店》和王敬的《自画像》《大杂院》等100多幅作品展出。
为了不让附近的孩童随意出入喧哗，“台西画展”象征性地收两分钱的门票。与此同时，他们向青岛美术学校、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各文化馆、俱乐部及参展者的画友，发出了免费参观的邀请。徐立忠还特地在画展入口处放置了“签名册”，这在当时可谓创新之举。
画展只持续了3天，却引发了轰动。青岛美术界一多半的人赶来参观，美校的学生甚至停课来看。
在来参观的人群中，徐立忠发现了中学时代的恩师赫保真。赫保真仔细地看了所有展出的画，徐立忠急切地询问他的看法。赫保真频频点头，却欲言又止。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老师当时在为他担忧。
画展结束后不久，青岛市文联邀请徐立忠等人携带作品，参加“青岛市水彩画政治思想座谈会”。在会上，台西画展遭到了“有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和思想倾向”的批评，徐立忠做了激烈的辩驳。
座谈会结束时，文联主席张济作了总结性发言，表扬了“台西画室”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告诫他们，“要加强政治学习，要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改造思想、指导艺术创作”。
不久之后，为了贯彻全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路线”方针，批判“山东省文艺界右倾现象”，山东省文化部门在烟台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上，“台西画展”遭到点名批评。
折笔焚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张揭露“台西画室”是“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贴到了市委宣传部。
青岛食品厂的运动矛头迅速指向了徐立忠这个能写能画的知识分子。他的自画像《我所有的一切》遭到重点批判。
由于画中人苦闷的表情，此画被造反派命名为《画家的烦恼》。“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党的领导下，你有什么烦恼？你是对党对毛主席刻骨仇恨！”画里插入调色盘的笔，被批判为“一把尖刀，恶狠狠地插入共产党的心脏”，画中的海岸则被指为“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
1968年5月，徐立忠遭到隔离审查，被关押了一年零八个月。他曾经被罚站立72小时，不准睡觉，直至吐血。
台西画展的其他成员也饱受劫难，多遭到隔离审查。
被隔离期间，盛显棣失眠了几天几夜，絞尽脑汁回忆什么是“反革命纲领”。被放出“学习班”时，头发和眉毛已尽数脱落。
盛显棣烧掉了珍藏的画册，将画架改装为女儿的手推车。张纲将专门托人从北京带回的几十个石膏头像亲手砸碎。徐立忠将自己的画笔尽数折断。“台西画展”的所有展品也被没收、封存。
1978年，赫保真在青岛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为台西画展参展者平反的提案，12位美术界政协委员联合签名支持。提案得到市委宣传部董海山的重视，此案得以平反，部分画作重返画展成员手中。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部艺术史”
2012年10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青岛晓望路7号的公寓里，见到了71岁的徐立忠。
因为严重的肾衰竭，他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已经无力出门和当年的画友相聚。但在画案后面一个尘封的画夹里，他悉心保留着当年的数十张画作。
“青岛台西区曾经是棚户区，经济比较落后，有很多外来人口迁入，带来了大量的舶来文化。相对于青岛其他地区，这种自由、不受束缚的状态，恰恰与艺术的精神相符。”回忆起当年那场离经叛道的画展，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人之中，只有徐立忠进入了主流美术体制，于1988年调入青岛画院。青岛著名的雕塑《闻一多先生纪念雕像》《老舍雕像》和《乐圣贝多芬》皆出自他手。
1980年，徐立忠在广西路邮电局指导安装大型陶瓷壁画《和平使者》时，邮电局派来青年工人赵德伟给他做助手。
有一天，两人讨论起美国画家布洛克的油画《秋天的韵律》，赵德伟表示看不懂这幅画。徐立忠告诉他：“布洛克在画中不是描摹大自然，而是表现在秋天的丰采、萧瑟、冷峻所构成的诗般的韵律中，他的心灵感受到的颤动。”
看到赵德伟困惑的神情，徐立忠带他走到安徽路公园（现老合公园），让他观察树的枝桠在空中抖动的姿态。片刻之后，赵德伟惊讶地说：“我看到了秋天的韵律l”
1983年，徐立忠主讲了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每周一讲”的第一讲《美与生活》，主题是西方现代主义诸艺术流派，为此他特意临摹了两百余张现代派的名作。眼神热切的青年将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这其中就有赵德伟、邢维东等年轻人。
两年后，他们成为了“青岛85美术新潮”的主力军。赵德伟和青岛理工大学建筑系学生梁克刚等人主办的露天画展，以“达达主义”的气质，成为这一美术新潮的标志。
“露天画展”开展第一天，徐立忠就来观看。“当时，青岛艺术氛围比较保守，许多人都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出不屑，但徐立忠老师对于我们始终是支持的。”在位于北京宋庄的画室，52岁的赵德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9年，迫于各方压力，许多参与者纷纷离开露天画展，但赵德伟、梁克刚等人还在坚守。一个周日早晨，徐立忠专程赶来看他们。
“我和赫保真老师当年的心情很相似。心疼这些年轻人，也为他们担忧。”徐立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1年，露天画展终被官方取缔，赵德伟等艺术家转而北上，在圆明园、宋庄等地作画。2007年11月，梁克刚策划了“1980年代青岛现代、当代艺术运动资料回顾和作品展览”，“台西画展”的历史浮出水面。
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为展览撰写了前言《薪传艺术梦》。他指出了“台西画展”的起点性意义，发出了“天问”：“中国的艺术家何以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不顾身家性命地对西方现代、当代艺术保持持续性的热情？”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重提的这一问题，徐立忠回答：“每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发展史。幼年的涂鸦期，就像原始的绘画；少年时期追求现实物象的再现技能，恰如欧洲古典主义的写实；而青年时期的独立思考和情感，也许只有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才足以宣泄和表达。”
他的目光若有所思，仿佛望向1960年他在东平路家中以海涅的诗《我是剑，我是火焰》为题绘制的第一幅壁画。
以巨大的金色竖琴为背景，诗人海涅高举火炬，手持绿叶缠绕的长剑，长发在空中飘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