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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第四轮扩权后，义乌市政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当然自治政府除外）。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而且，这次扩权试点只有一个，它就是义乌，主要内容包括：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通过扩权，义乌市政府除了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
动力源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扩大经济强县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三步改革围渐次展开。
其中，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
事实证明，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令浙江经济强县(市)的发展火上浇油，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15年来，浙江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3年全国省区排名第一。
到如今，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在最近3年的国家统计居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连续3年上榜强县达到30个，位居省市区之首。
表面上看，义乌的第四轮扩权是浙江当地各级政府为了化解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等发展的瓶颈而积极推动的结果。但事实上，这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却是民营经济及其企业家的影响力。
浙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浙江的GDP和税收收入中民营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70%。作为一个区域面积排在全国倒数第三位、只有10万平方公里、4600万人口的较小省份，浙江的经济总量却排在全国的第四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一直排在全国省份第一，并且，浙江在全国率先摆脱了贫困的帽子、全省没有一个贫困县，2005年人均GDP为3400美元，率先进入了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义乌进一步突破
过往三轮的强县扩权，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灵活的政府环境与服务，使得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这是浙江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强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经济强县(市)社会管理权限和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发展所需的市场监管服务机构缺乏、编制受限，制约了强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强县扩权政策的执行与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许多权力难以真正下放。这些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体制瓶颈。于是，第四轮强县扩权被提上了日程，并且在被浙江树为全面和谐发展典型的义乌进行试点。
2005年，义乌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00.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400美元；财政总收入35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586.2亿元、贷款余额355.8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为2.9∶46.2∶50.9。义乌在2005年度全国百强县(市)中居第12位，城市综合竞争力已跃居浙江省县级市首位。
2006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由商务部和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跃然而出。义乌市长吴蔚荣认为，义乌指数将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则表示，它将树立中国在世界小商品价格上的话语权，确立了世界小商品价格标杆。而义乌这些奇迹的背后主导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
作为真正市场主体的民营企业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当地政府的高效率、公正诚实的服务，尤其是及时便捷的各项审批与许可。但随着义乌当地经济社会事务高速发展时，以前政府的权限难以配套，有的甚至成为当地发展体制的瓶颈。
经济决定政治。这时，民营企业发挥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致使政府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快速发展打通通道。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通过自己在人大、政协、工商业联合会担任职务的企业家代表，向政府提出改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的要求，这样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因此成为扩权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推动力。
民营企业为什么强烈支持和推动当地政府扩权呢？答案是，当地政府扩权后，显然会提高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如就拿审批来说，如果实行省、市、县三级或两级申报审批，对于企业来讲，过多的审批层次，必然会延迟项目的批准时间，但如果将审批权下放给义乌政府一级审批，则至少可以为企业的项目减少2/3以上时间，从这方面来看，扩权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
再从企业经营成本上看，有时为了一个审批项目，企业要逐级上报，在这个过程中，要花去大量时间和金钱（有的甚至是为此付出的灰色成本），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实施当地政府的一级审批，企业经常与之打交道，审批起来既省力，也省钱，自然会降低企业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大幅降低，当然意味着企业利润的相应升高。
扩权后，将会极大提高当地政府的高效率、公正诚实的服务水平。如 “义乌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但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当地一名本土专家举例说，“如果有了地级市这个权限，设立海关就比较顺利些。”此轮扩权后，义乌市环保局就将获得原本属于金华市环保局的４０多项审批权力。无疑，义乌此轮扩权将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极大地降低当地企业的经营成本。
江苏的“第二条路”
与浙江顺利扩权相反，江苏的强县扩权却遇到了“肠梗阻”。2006年初，在江苏省人大会上，也曾明确要求推进省管县的改革，但到目前 ，这项改革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停了下来。
“财权难以上收，事权又不愿下放”，一名当地学者这样形容江苏的省管县“肠梗阻”。但该学者同时表示，分析刚刚结束的江苏省党代会，或许江苏将开辟出另外一条省管县的通道。
按照中央有关精神要求，选择重点县（市）委书记任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在11月12日结束的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省委班子中，就出现了许多县（市）委书记的面孔。在15个候补委员中，有9个是县（市）委书记。其中，苏北有6个县（市）委书记进入候补委员。这在江苏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江苏为什么会出现强县扩权的“肠梗阻”现象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格局。在江苏的县域地区，其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力，很难与浙江相提并论。正是由于民营经济在当地力量的孱弱，使得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难以在当地发挥影响力，进而难以推动当地政府进行扩权。
这样看来，江苏可能创造的“第二条路”实属不得已——采取县级党委书记进入省委委员班子的行政手段，去推动省管县与强县扩权的改革。没有强大的草根力量，是难以从根本上推动县级政府顺利扩权的。这就是浙江与江苏的根本区别所在。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而且，这次扩权试点只有一个，它就是义乌，主要内容包括：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通过扩权，义乌市政府除了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
动力源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三次出台政策，扩大经济强县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三步改革围渐次展开。
其中，在2002年的扩权改革中，浙江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
事实证明，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令浙江经济强县(市)的发展火上浇油，推动了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15年来，浙江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3年全国省区排名第一。
到如今，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在最近3年的国家统计居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连续3年上榜强县达到30个，位居省市区之首。
表面上看，义乌的第四轮扩权是浙江当地各级政府为了化解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等发展的瓶颈而积极推动的结果。但事实上，这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却是民营经济及其企业家的影响力。
浙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浙江的GDP和税收收入中民营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70%。作为一个区域面积排在全国倒数第三位、只有10万平方公里、4600万人口的较小省份，浙江的经济总量却排在全国的第四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一直排在全国省份第一，并且，浙江在全国率先摆脱了贫困的帽子、全省没有一个贫困县，2005年人均GDP为3400美元，率先进入了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义乌进一步突破
过往三轮的强县扩权，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灵活的政府环境与服务，使得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这是浙江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强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经济强县(市)社会管理权限和力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发展所需的市场监管服务机构缺乏、编制受限，制约了强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强县扩权政策的执行与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不相适应，许多权力难以真正下放。这些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升的体制瓶颈。于是，第四轮强县扩权被提上了日程，并且在被浙江树为全面和谐发展典型的义乌进行试点。
2005年，义乌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00.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400美元；财政总收入35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586.2亿元、贷款余额355.8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为2.9∶46.2∶50.9。义乌在2005年度全国百强县(市)中居第12位，城市综合竞争力已跃居浙江省县级市首位。
2006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由商务部和义乌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跃然而出。义乌市长吴蔚荣认为，义乌指数将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而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则表示，它将树立中国在世界小商品价格上的话语权，确立了世界小商品价格标杆。而义乌这些奇迹的背后主导力量就是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
作为真正市场主体的民营企业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当地政府的高效率、公正诚实的服务，尤其是及时便捷的各项审批与许可。但随着义乌当地经济社会事务高速发展时，以前政府的权限难以配套，有的甚至成为当地发展体制的瓶颈。
经济决定政治。这时，民营企业发挥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致使政府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快速发展打通通道。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通过自己在人大、政协、工商业联合会担任职务的企业家代表，向政府提出改善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的要求，这样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因此成为扩权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推动力。
民营企业为什么强烈支持和推动当地政府扩权呢？答案是，当地政府扩权后，显然会提高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如就拿审批来说，如果实行省、市、县三级或两级申报审批，对于企业来讲，过多的审批层次，必然会延迟项目的批准时间，但如果将审批权下放给义乌政府一级审批，则至少可以为企业的项目减少2/3以上时间，从这方面来看，扩权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
再从企业经营成本上看，有时为了一个审批项目，企业要逐级上报，在这个过程中，要花去大量时间和金钱（有的甚至是为此付出的灰色成本），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实施当地政府的一级审批，企业经常与之打交道，审批起来既省力，也省钱，自然会降低企业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大幅降低，当然意味着企业利润的相应升高。
扩权后，将会极大提高当地政府的高效率、公正诚实的服务水平。如 “义乌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但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当地一名本土专家举例说，“如果有了地级市这个权限，设立海关就比较顺利些。”此轮扩权后，义乌市环保局就将获得原本属于金华市环保局的４０多项审批权力。无疑，义乌此轮扩权将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极大地降低当地企业的经营成本。
江苏的“第二条路”
与浙江顺利扩权相反，江苏的强县扩权却遇到了“肠梗阻”。2006年初，在江苏省人大会上，也曾明确要求推进省管县的改革，但到目前 ，这项改革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停了下来。
“财权难以上收，事权又不愿下放”，一名当地学者这样形容江苏的省管县“肠梗阻”。但该学者同时表示，分析刚刚结束的江苏省党代会，或许江苏将开辟出另外一条省管县的通道。
按照中央有关精神要求，选择重点县（市）委书记任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在11月12日结束的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省委班子中，就出现了许多县（市）委书记的面孔。在15个候补委员中，有9个是县（市）委书记。其中，苏北有6个县（市）委书记进入候补委员。这在江苏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江苏为什么会出现强县扩权的“肠梗阻”现象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格局。在江苏的县域地区，其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地位与影响力，很难与浙江相提并论。正是由于民营经济在当地力量的孱弱，使得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难以在当地发挥影响力，进而难以推动当地政府进行扩权。
这样看来，江苏可能创造的“第二条路”实属不得已——采取县级党委书记进入省委委员班子的行政手段，去推动省管县与强县扩权的改革。没有强大的草根力量，是难以从根本上推动县级政府顺利扩权的。这就是浙江与江苏的根本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