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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受到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特别是中国模式成为海内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和研究,涉及改革开放30年和人民共和国60年的问题,目前大多数的讨论和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来探讨中国模式,笔者认为,应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中对中国模式进行梳理、认识、总结概括和探究。
一、思想层面——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贯穿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中国模式内在的精神特质,也是贯穿共和国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独立自主可以追溯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到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无不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则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直到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 的现代化道路。因此,独立自主的精神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的。
实事求是则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术语进行创造性阐发,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解放思想的阐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的阐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理解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则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提出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神。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中国模式之所以引起世人瞩目,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实事求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认识;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在对后者的认识中,我们同样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博大的胸怀自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进行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创新。以实事求是为灵魂发展建构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
二、主体层面——强调对作为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最大限度地实行了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认为,60年来,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前30年,中国在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之下,工业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推动力。经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力量推动之外,私人企业家的创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实际上,除了黄宗智所谈及的私人企业家推动中国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民真实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扩展,体现的既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性,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发展主体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对自由的追寻和增进,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三、经济层面——突出自主性,强调分权,是6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而苏联、东欧的改革走向反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如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借用熊彼特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避免了中国经济体制走向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就专门谈到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了邓小平改革的基础。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在其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也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经济主体。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应该说,经济上高度集中的、带有典型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过。突出自主性,强调分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大鲜明特点,也是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四、政治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政治内涵
回顾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成就了中国模式的辉煌。党的领导表现为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使共和国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有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在动员和集中资源方面具有强大的协调能力,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典型特点就是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统一”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很多政策上,这就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
五、追求平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也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追求平等和正义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进一步推进政治、文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需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建国后的两个30年是贯通的、一体的,两个30年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奋斗。前后两个30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而中国模式则是对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认识和总结也应置于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类社会已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表现出了多样性特征,而全球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世界的和谐。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责编/张立新)
一、思想层面——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贯穿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中国模式内在的精神特质,也是贯穿共和国6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独立自主可以追溯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到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无不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则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直到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真正走上了“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 的现代化道路。因此,独立自主的精神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的。
实事求是则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精神内涵。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术语进行创造性阐发,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解放思想的阐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江泽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的阐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理解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则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提出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神。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中国模式之所以引起世人瞩目,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实事求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认识;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在对后者的认识中,我们同样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博大的胸怀自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进行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创新。以实事求是为灵魂发展建构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模式的发展创新。
二、主体层面——强调对作为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
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最大限度地实行了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黄宗智认为,60年来,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前30年,中国在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之下,工业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基本上消耗殆尽,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推动力。经济发展除了需要国家力量推动之外,私人企业家的创业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实际上,除了黄宗智所谈及的私人企业家推动中国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民真实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扩展,体现的既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性,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发展主体所获得的实质自由的增进。对自由的追寻和增进,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三、经济层面——突出自主性,强调分权,是6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而苏联、东欧的改革走向反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如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借用熊彼特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避免了中国经济体制走向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就专门谈到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了邓小平改革的基础。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在其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也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经济主体。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应该说,经济上高度集中的、带有典型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过。突出自主性,强调分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大鲜明特点,也是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四、政治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政治内涵
回顾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成就了中国模式的辉煌。党的领导表现为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使共和国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有着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在动员和集中资源方面具有强大的协调能力,在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典型特点就是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统一”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很多政策上,这就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
五、追求平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也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追求平等和正义是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进一步推进政治、文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需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建国后的两个30年是贯通的、一体的,两个30年都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奋斗。前后两个30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而中国模式则是对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认识和总结也应置于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类社会已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表现出了多样性特征,而全球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世界的和谐。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