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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绝不能这样开头！”我常常听贝尔说这句话。我们曾经多年和一位搞文学研究的日本同事山崎正和一起编辑《通信》杂志，这本杂志由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出资发行。尽管没有正式主编一职，贝尔毫无争议地担当了主编的角色，他的倡议我们也都每每心悦诚服：从选定每期主题，调整拼版，到每篇文章的配图遴选。我们在贝尔身上了解到什么是事无巨细的编辑。贝尔曾在《财富》杂志效力十年之久，他在一九五八年辞职时，传媒巨擘亨利·卢斯大吃一惊:“你不是一直全身心投入当记者吗？为什么要辞职呢？”贝尔的回答是：“三个原因：六月、七月、八月。”在那个暑假，当时任《财富》记者的贝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三个月书，他得到继续任教的机会，当然贝尔选择学术道路的考虑由来已久，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假期的课程。丹尼尔·贝尔一九一九年生于纽约，他天生地能够以社会学的视角看世界。他直觉敏锐，能把握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动，如今，他的书名已成为每个人描述现代性时很难回避的标识语汇，而无需一再提及它的启用者：《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多年，他一九六九年转道哈佛教书，直至一九九○年退休。回想他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的时光，时至今日，可谓恍如隔世。纽约城市大学有“穷人哈佛”之誉，作为贫穷的东欧犹太移民，贝尔当时在入学注册时可免交学费。很快贝尔就跻身“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并非都是犹太教信徒，凝聚起他们的是共同的理念。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虽然没有根蒂，但同属离散的大家族。犹太人的身份对于贝尔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非常虔敬的家庭里长大，上的是犹太学校，意第绪是我的母语，学校里老师和学生都不说英语，我们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往返互译。在学习犹太法典的过程中，我掌握了论辩。我认为自己是个极有宗教感的人，但是我心目中的宗教核心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神性。宗教对我而言既非仪式，也非教义；宗教是神性和传统，它设定人类无法僭越的边界。犹太教的拉比都不是牧师，而是老师，这给我影响很大。当庙宇坍塌的时候，什么能够得以存留？是宗教典籍！”
我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拜访贝尔时，我们已经有一年没见面了。他住在哈佛大学附近，房子加建了一小栋配楼。现在贝尔的妻子——著名文学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妹妹——珀尔总算可以搬回家，与丈夫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年前珀尔在一次车祸中受重伤，如今需要两位护士二十四小时轮班看护。贝尔的家中堆满书籍，藏书规模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艺术鉴赏家，收藏了精美的日本版画和德国表现主义的绘画。贝尔曾经称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分子，在经济上拥护社会（福利）主义，在文化上属于保守派。这样的自白现在还依旧吗？“当然——因为我不把社会看成整体论意义上的系统，我将其一分为三。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一个领域激进，而在另一个领域全然保守。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个人的贡献，相信一个公正的由贡献型精英治理社会的理念。我在经济上崇尚社会（福利）主义，这取决于我对分享的重视，每个人都应当以具有尊严的方式分享现有的资源。由于我坚守价值与传统，在艺术和文化上我审慎保守。”
贝尔最喜好拿自封的社会主义者自嘲，他回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时光，所到之处社会主义不绝于耳，甚至斯大林分子中也不乏才俊，以至于当时人们都说，纽约是苏维埃的地盘，而且是最有趣的地方。城市大学的社会主义者们信心十足，激扬文字，退稿信上的评语都赫然写着：不如托尔斯泰写得好。如果有人在时局辩论上提出：“你我都知道，托洛茨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但问题在于他知道吗？”他们可是当真格说的。贝尔和其他人都一样，也相信社会（福利）主义，但是他从不信奉教条，后者则寥寥无几。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我很幸运。我相信社会（福利）主义是受大萧条的影响，我看到人们住在瓦楞铁皮的简易房里，忍饥挨饿。资本主义似乎到了尽头，人人都信奉社会主义。那时我结识了鲁多尔夫·洛克尔，他本是个基督徒，为了编辑出版《劳动者自由之声》（Fraye Arbeter Shtime）学习意第绪语，那是一份用希伯来字母印刷的意第绪语报纸。洛克尔被人们称作‘无政府主义的拉比’，他给了我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读物，我从中了解到喀琅施塔得军港的水兵起义，他们在一九二一年投奔托洛茨基，要求原先承诺给他们的面包和自由选举。而红军的组建者托洛茨基怒斥他们：‘这简直是叛乱。’并下令射杀水兵。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喀琅施塔得，在三十年代的几次大肃反中，在匈牙利暴动中，在布拉格之春。我的喀琅施塔得就是喀琅施塔得港。
贝尔和他的很多大学校友一样，是在纽约东区的底层长大的，贫困的环境没有把他压倒，而是给了他卧薪尝胆的动力。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福利）主义的信奉，不是来自使人改宗易派的突发性经历，他们就是在社会（福利）主义的理念中成长的，就像穿着哥哥姐姐的晃晃荡荡的旧衣裳长大那样。孩子们还在上学，就已经加入了工会，骑着自制的四轮小木车，为宣扬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四处演说。贝尔也不例外，他为此还背诵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中的片断，博得了纽约街头行人的惊叹：“这个小家伙出口成章！”
如今八十五岁高龄的贝尔雄辩之锋不逊当年，在城市大学的咖啡馆里，他想出一个鉴别纽约知识分子的办法:在两分钟的准备时间之后，他能够就一个主题演讲至少一刻钟，不打奔儿。贝尔连这两分钟的准备时间都不需要，你就可以听他讲上几个小时。他充分体现了美国知识分子的类型，与他的欧洲同仁不同，贝尔从不陷入虚幻的构想，而是从属于“自由漂浮的社会智性”。对他而言，内在世界从来不是逃逸社会的避难所，贝尔说:“‘政治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罗斯福和他的新政而产生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政治知识分子，能多少理解政治细节，对它的日常事务保持兴趣。朋友们曾对我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而我认为仅仅批判并不够，知识分子最关键的作用在于：担当责任。”
凭借“责任伦理学”，贝尔被吸纳到各种政府委员会。一九六五年他与他的大学校友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内森·格拉泽共同创建了杂志《公众利益》。克里斯托尔很快成为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而新保守主义把尼克松和里根送进白宫大门。贝尔饶有兴味地引用克里斯托尔如何定义新保守主义者——“一个不堪现实打击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归于新保守主义的行列：“一九七二年《纽约时报》请我和克里斯托尔撰写评论文章，要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支持尼克松，另一个支持乔治·麦戈文——我们各自写了评论，而在最后一刻，《纽约时报》决定不刊登它们。我们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各自的文章，我跟克里斯托尔相反，我一点儿也不信任尼克松。但是我们的不同政见丝毫不妨害我跟克里斯托尔的友情，他是我交情最老的朋友之一，友谊永远比意识形态重要，人们更换后者要迅速得多。”
给当今美国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添加饲料的新保守主义非贝尔所谋，他在谈话中就他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分歧谈得很清楚:“我不相信一个谋求强化美国霸权基础上的政治。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其他所有这些当权诸公，我一个也不信任，他们都着魔于地缘政治。”贝尔在其间拒绝使用美国“帝国主义”的字样：“霸权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需要分辨清楚，霸权首先是付诸武力，以显示超级大国的角色，它用来形容美国很贴切。我引用过安德烈·马尔罗的一句话，深中肯綮：我们美国缺少的就是帝国风范。尼克松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布什如法炮制，采用他的智囊异想天开地‘完成使命’。然而我们的社会太资产阶级，不太可能培育出帝国风范。”
每当提及布什政府内阁成员，贝尔不断使用的形容词就是“精明”，他从不苟同那种认为当权者全部是笨蛋的知识分子偏见。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霸权谋求，贝尔忧心忡忡。但是贝尔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社会学家，在评价美国总统布什时绝不乡愿:“布什所奉行的是他的信仰，大选之后，他更加趋于保守，但是的确是信仰在驱使他。与游刃有余的里根相比，布什算不上是玩弄权术的人。有时候我倒希望他是，这样还能有机会改改他——可问题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这是很多人错看布什的原因。”
四十多年前，贝尔曾抱怨现代民主社会欠缺“公众”（civitas）精神，大多数公民都不愿意为公众事业做出任何牺牲。他预言，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只发生在表层，宗教信仰会回归社会。他引用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尔对此发表过的见解，西方社会面对大灾难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九一一”就是一个例证，贝尔认为，在类似规模的灾难面前做出合适的反应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贝尔的另一位同事欧文·豪将知识分子的工作理解为“有用意的忧虑”。贝尔的忧虑何在？“乐观是一种智慧，悲观是一种性格，我的性格中带有悲观主义。犹太人总能给自己找到焦虑的理由，我们的历史使然。我很悲观，总有让我不安的事情，目前是以巴冲突，美国政府对此关注不够，应当尽快调整轻重缓急。”
我们的谈话在严肃的讨论中结束，但是晚餐却气氛放松。我们去了剑桥一家叫“肉串工厂”的有名的印度餐馆。我们之前光顾过那里，贝尔因为是老主顾，可以享受优惠。餐馆的桌子挨得很密，喧哗声不绝于耳。贝尔请店员把音乐声调小一些，他要给我唱一首他年轻时代在城市大学自己写的歌，歌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歌曲是这样开始的：“遥想一九○六，我还是莽撞少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连……”他至少唱了六个句段，很快“肉串工厂”几乎所有的顾客都停下手中的刀叉。这种情形多像当年骑着自制小木车的演说少年，博得纽约人的惊呼:“这个小家伙出口成章！”倾听一个从十五岁起就不再信奉教条的耄耋老人讲话，真是如沐春风。
（王歌译）
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多年，他一九六九年转道哈佛教书，直至一九九○年退休。回想他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的时光，时至今日，可谓恍如隔世。纽约城市大学有“穷人哈佛”之誉，作为贫穷的东欧犹太移民，贝尔当时在入学注册时可免交学费。很快贝尔就跻身“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并非都是犹太教信徒，凝聚起他们的是共同的理念。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虽然没有根蒂，但同属离散的大家族。犹太人的身份对于贝尔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非常虔敬的家庭里长大，上的是犹太学校，意第绪是我的母语，学校里老师和学生都不说英语，我们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往返互译。在学习犹太法典的过程中，我掌握了论辩。我认为自己是个极有宗教感的人，但是我心目中的宗教核心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神性。宗教对我而言既非仪式，也非教义；宗教是神性和传统，它设定人类无法僭越的边界。犹太教的拉比都不是牧师，而是老师，这给我影响很大。当庙宇坍塌的时候，什么能够得以存留？是宗教典籍！”
我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拜访贝尔时，我们已经有一年没见面了。他住在哈佛大学附近，房子加建了一小栋配楼。现在贝尔的妻子——著名文学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妹妹——珀尔总算可以搬回家，与丈夫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年前珀尔在一次车祸中受重伤，如今需要两位护士二十四小时轮班看护。贝尔的家中堆满书籍，藏书规模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艺术鉴赏家，收藏了精美的日本版画和德国表现主义的绘画。贝尔曾经称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分子，在经济上拥护社会（福利）主义，在文化上属于保守派。这样的自白现在还依旧吗？“当然——因为我不把社会看成整体论意义上的系统，我将其一分为三。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一个领域激进，而在另一个领域全然保守。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个人的贡献，相信一个公正的由贡献型精英治理社会的理念。我在经济上崇尚社会（福利）主义，这取决于我对分享的重视，每个人都应当以具有尊严的方式分享现有的资源。由于我坚守价值与传统，在艺术和文化上我审慎保守。”
贝尔最喜好拿自封的社会主义者自嘲，他回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时光，所到之处社会主义不绝于耳，甚至斯大林分子中也不乏才俊，以至于当时人们都说，纽约是苏维埃的地盘，而且是最有趣的地方。城市大学的社会主义者们信心十足，激扬文字，退稿信上的评语都赫然写着：不如托尔斯泰写得好。如果有人在时局辩论上提出：“你我都知道，托洛茨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但问题在于他知道吗？”他们可是当真格说的。贝尔和其他人都一样，也相信社会（福利）主义，但是他从不信奉教条，后者则寥寥无几。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我很幸运。我相信社会（福利）主义是受大萧条的影响，我看到人们住在瓦楞铁皮的简易房里，忍饥挨饿。资本主义似乎到了尽头，人人都信奉社会主义。那时我结识了鲁多尔夫·洛克尔，他本是个基督徒，为了编辑出版《劳动者自由之声》（Fraye Arbeter Shtime）学习意第绪语，那是一份用希伯来字母印刷的意第绪语报纸。洛克尔被人们称作‘无政府主义的拉比’，他给了我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读物，我从中了解到喀琅施塔得军港的水兵起义，他们在一九二一年投奔托洛茨基，要求原先承诺给他们的面包和自由选举。而红军的组建者托洛茨基怒斥他们：‘这简直是叛乱。’并下令射杀水兵。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喀琅施塔得，在三十年代的几次大肃反中，在匈牙利暴动中，在布拉格之春。我的喀琅施塔得就是喀琅施塔得港。
贝尔和他的很多大学校友一样，是在纽约东区的底层长大的，贫困的环境没有把他压倒，而是给了他卧薪尝胆的动力。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福利）主义的信奉，不是来自使人改宗易派的突发性经历，他们就是在社会（福利）主义的理念中成长的，就像穿着哥哥姐姐的晃晃荡荡的旧衣裳长大那样。孩子们还在上学，就已经加入了工会，骑着自制的四轮小木车，为宣扬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四处演说。贝尔也不例外，他为此还背诵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中的片断，博得了纽约街头行人的惊叹：“这个小家伙出口成章！”
如今八十五岁高龄的贝尔雄辩之锋不逊当年，在城市大学的咖啡馆里，他想出一个鉴别纽约知识分子的办法:在两分钟的准备时间之后，他能够就一个主题演讲至少一刻钟，不打奔儿。贝尔连这两分钟的准备时间都不需要，你就可以听他讲上几个小时。他充分体现了美国知识分子的类型，与他的欧洲同仁不同，贝尔从不陷入虚幻的构想，而是从属于“自由漂浮的社会智性”。对他而言，内在世界从来不是逃逸社会的避难所，贝尔说:“‘政治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罗斯福和他的新政而产生的，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政治知识分子，能多少理解政治细节，对它的日常事务保持兴趣。朋友们曾对我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而我认为仅仅批判并不够，知识分子最关键的作用在于：担当责任。”
凭借“责任伦理学”，贝尔被吸纳到各种政府委员会。一九六五年他与他的大学校友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内森·格拉泽共同创建了杂志《公众利益》。克里斯托尔很快成为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教父，而新保守主义把尼克松和里根送进白宫大门。贝尔饶有兴味地引用克里斯托尔如何定义新保守主义者——“一个不堪现实打击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归于新保守主义的行列：“一九七二年《纽约时报》请我和克里斯托尔撰写评论文章，要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支持尼克松，另一个支持乔治·麦戈文——我们各自写了评论，而在最后一刻，《纽约时报》决定不刊登它们。我们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各自的文章，我跟克里斯托尔相反，我一点儿也不信任尼克松。但是我们的不同政见丝毫不妨害我跟克里斯托尔的友情，他是我交情最老的朋友之一，友谊永远比意识形态重要，人们更换后者要迅速得多。”
给当今美国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添加饲料的新保守主义非贝尔所谋，他在谈话中就他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分歧谈得很清楚:“我不相信一个谋求强化美国霸权基础上的政治。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其他所有这些当权诸公，我一个也不信任，他们都着魔于地缘政治。”贝尔在其间拒绝使用美国“帝国主义”的字样：“霸权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需要分辨清楚，霸权首先是付诸武力，以显示超级大国的角色，它用来形容美国很贴切。我引用过安德烈·马尔罗的一句话，深中肯綮：我们美国缺少的就是帝国风范。尼克松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布什如法炮制，采用他的智囊异想天开地‘完成使命’。然而我们的社会太资产阶级，不太可能培育出帝国风范。”
每当提及布什政府内阁成员，贝尔不断使用的形容词就是“精明”，他从不苟同那种认为当权者全部是笨蛋的知识分子偏见。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霸权谋求，贝尔忧心忡忡。但是贝尔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社会学家，在评价美国总统布什时绝不乡愿:“布什所奉行的是他的信仰，大选之后，他更加趋于保守，但是的确是信仰在驱使他。与游刃有余的里根相比，布什算不上是玩弄权术的人。有时候我倒希望他是，这样还能有机会改改他——可问题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这是很多人错看布什的原因。”
四十多年前，贝尔曾抱怨现代民主社会欠缺“公众”（civitas）精神，大多数公民都不愿意为公众事业做出任何牺牲。他预言，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只发生在表层，宗教信仰会回归社会。他引用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尔对此发表过的见解，西方社会面对大灾难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九一一”就是一个例证，贝尔认为，在类似规模的灾难面前做出合适的反应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贝尔的另一位同事欧文·豪将知识分子的工作理解为“有用意的忧虑”。贝尔的忧虑何在？“乐观是一种智慧，悲观是一种性格，我的性格中带有悲观主义。犹太人总能给自己找到焦虑的理由，我们的历史使然。我很悲观，总有让我不安的事情，目前是以巴冲突，美国政府对此关注不够，应当尽快调整轻重缓急。”
我们的谈话在严肃的讨论中结束，但是晚餐却气氛放松。我们去了剑桥一家叫“肉串工厂”的有名的印度餐馆。我们之前光顾过那里，贝尔因为是老主顾，可以享受优惠。餐馆的桌子挨得很密，喧哗声不绝于耳。贝尔请店员把音乐声调小一些，他要给我唱一首他年轻时代在城市大学自己写的歌，歌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歌曲是这样开始的：“遥想一九○六，我还是莽撞少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连……”他至少唱了六个句段，很快“肉串工厂”几乎所有的顾客都停下手中的刀叉。这种情形多像当年骑着自制小木车的演说少年，博得纽约人的惊呼:“这个小家伙出口成章！”倾听一个从十五岁起就不再信奉教条的耄耋老人讲话，真是如沐春风。
（王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