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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寒窗十几载，为我师者数十人。历经岁月沧桑，遍览人世浮沉，师恩一直没齿难忘，其中最难忘的是恩师朱多锦先生。
初识先生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考入齐河师范读书，先生教我们《文选和写作》。
“设在古称祝阿大地上的齐河师范成立‘路远诗社’……这一消息是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诗报》最先报道的。……”第一堂课，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了诗的天地。原来，路远诗社就是先生创办的。当时，先生四十岁左右，已经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了。接下来，我们知道了路远诗社的试笔园地《齐河师范校刊》，知道了《当代诗歌》《文朋诗友》《星星诗刊》，知道了桑恒昌、耿林莽、孔孚、阿红，知道了朦胧诗、第三代诗……
为了让我们提高写作水平，先生提出每个人都要建立摘抄本，每天都要在本子上记点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上课的时候，先生不定期不定人进行抽查、讲评。遵先生要求，每到课外活动，我经常泡在阅览室里。就这样，坚持了三年，我密密麻麻地记下了二十几个本子。先生还让我们多看哲学、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我就从图书室借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资本论》等书，贪婪地猛读生啃。现如今，每有闲暇，我还能一口气背下《长恨歌》《滕王阁序》等篇章，看问题、办事情、干工作也常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可以说，先生的教育让我受益终生。
缘于对文学的爱好、对先生的钦佩，我和薛清春、荀贤玲、张善军等经常结伴去先生家。那个时候，先生住在学校的一个两间小院里，外面一间是客厅，里面一间就是卧室兼书房了，靠墙的几个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应有尽有，整整齐齐。先生爱书，每个书架上都贴着“请你不要提出借书”的字条，但对于我们几个却是例外。每当有谁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好书，爱不释手、手不释卷的时候，先生都会说：“拿去看吧”。
先生很忙，除了教学，还写小说写诗，研究文革、研究鲁迅、研究诗理论，帮助诗社社员改稿、荐稿，但对我们每次不约而至的造访从不嫌烦。先生跟我们谈哲学、论人生、说历史、讲文学，每次总有一个话题，每次总是兴致勃勃，我们自然是收益颇丰。更多的时候，先生是教我们写诗，什么诗与歌的分野了、什么通感了、什么意象了等等，都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每次拜访先生，他从不催我们离身，每每是我们过意不去，起身告辞，他才“放“我们走，而且要送到门外，再三叮嘱“以后常来”。
受先生的熏陶，我们几个都拿起了笔。后来，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组织成立了路远诗社芽芽分社，自办了《芽芽》报。对每一期小报，无论多忙，先生总是细心评阅，提出中肯的建议，逐一校正每一处纰漏。而对我们写的稿子，先生从不因言辞陋朴、文笔稚嫩而以为嗤，总是持鼓励和赞赏的态度，逐一过目“批示”。当时，我写过一首诗《外婆的背》，先生看后，可赞之处都画满了红圈儿，不足之处写满了批语，批语竟是原文字数的三倍多。这一篇稿子，先生指导着我改了五六遍。直到最后，他才笑着说：“文章不厌百回改呀，这才有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味儿”，并拿到《齐河师范校刊》上发表了。经过先生的悉心指导，到毕业时，我们的《芽芽》办到了三十多期，班里的钱军、薛清春等很多同学都有文章见诸报端，我也有了诸如《兔年随想》、《故乡的小河》、《爱之琴》等一些比较像样的诗文。
教学、指导之余，先生废寝忘食、耕耘不辍，创作成果也愈加丰硕起来。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先生有影响的大部头——现代诗《一支关于妻子的歌》（妻意）以及《我这个人》《我寻找》《我发现》《我彻悟》系列，小说《小城故事多》《透过糖纸看世界》《沙发结石症》，学术研究《中国的现代诗运动》《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文革”研究》……
临毕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来到先生家，和先生话别。席间，先生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无论你怎么安排命运，到头来还是命运在安排你。一个人的命运只能是这个人周围的人及可能遇到的人——是这个人的‘意愿行为’与那些人各自的‘意愿行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力’的合成的无数社会偶然点的集合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的必然……可是人又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人？人呵，就常常在这个迷失自己的地带迷失着自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参悟先生的这些话。
毕业后，先生对我们还一直念念不忘，对我更是关切有加。1991年，借出差之机，先生曾来张庄看过我。1992年，先生主编诗集《我们笑在最后》，来信向我约稿，选了我的两首诗编进集子。1993年，先生到省作协创联部做事，编辑《山东省作家词典》，又把我这个无所建树、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编进其中。先生之于我爱之切、情之深真是天地可鉴、日月可表。
吾师爱我，我更爱吾师。我和薛清春每年都去看望先生，师徒一起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一次次的言谈中，我们知道，先生创办了《东方圣土》杂志，先生主持了《山东文学》诗栏，先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先生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先生出版了诗论选《沉思岁月》、文论选《发现与批判》……每一次，我们也把自己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汇报给先生。听到我们的些微进步，先生都会颔首赞赏，尽管我们的一切跟先生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2009年8月，我们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的时候，先生给我们发表演讲。演讲中，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三天，那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还为荀贤玲、张善军、孙延武三为同学的英年早逝而惋惜。最后，他说，二十年后，我们再聚会，谁也不能走，谁叫也不能走！去年1月31日，齐河的刘传强兄给我打电话，说朱先生走了。我不敢相信，再进一步询问证实后，禁不住潸然泪下，心里一次次地问：先生，你咋不声不息地就走了呢？不是说谁也不能走，谁叫也不能走么？
去殡仪馆送别先生的时候，雾霭紧锁，哀乐低回，先生和蔼安详地躺在那里，家人哭声一片，前来吊唁的亲朋、学生、诗友络绎不绝。天不假年，先生终究走了，天堂国里又多了一位长者、诗者、智者。留下的，是许多人不尽的怀念。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先生辞世已一年了。虽是阴阳相隔，但我依然常常想起先生。戴着眼镜，一头稀疏又总是蓬乱、高扬的头发；走路，两腿抬得很高、很直，跨出去的却很远……先生就这样一次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初识先生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考入齐河师范读书，先生教我们《文选和写作》。
“设在古称祝阿大地上的齐河师范成立‘路远诗社’……这一消息是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诗报》最先报道的。……”第一堂课，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了诗的天地。原来，路远诗社就是先生创办的。当时，先生四十岁左右，已经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了。接下来，我们知道了路远诗社的试笔园地《齐河师范校刊》，知道了《当代诗歌》《文朋诗友》《星星诗刊》，知道了桑恒昌、耿林莽、孔孚、阿红，知道了朦胧诗、第三代诗……
为了让我们提高写作水平，先生提出每个人都要建立摘抄本，每天都要在本子上记点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上课的时候，先生不定期不定人进行抽查、讲评。遵先生要求，每到课外活动，我经常泡在阅览室里。就这样，坚持了三年，我密密麻麻地记下了二十几个本子。先生还让我们多看哲学、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我就从图书室借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资本论》等书，贪婪地猛读生啃。现如今，每有闲暇，我还能一口气背下《长恨歌》《滕王阁序》等篇章，看问题、办事情、干工作也常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可以说，先生的教育让我受益终生。
缘于对文学的爱好、对先生的钦佩，我和薛清春、荀贤玲、张善军等经常结伴去先生家。那个时候，先生住在学校的一个两间小院里，外面一间是客厅，里面一间就是卧室兼书房了，靠墙的几个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应有尽有，整整齐齐。先生爱书，每个书架上都贴着“请你不要提出借书”的字条，但对于我们几个却是例外。每当有谁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好书，爱不释手、手不释卷的时候，先生都会说：“拿去看吧”。
先生很忙，除了教学，还写小说写诗，研究文革、研究鲁迅、研究诗理论，帮助诗社社员改稿、荐稿，但对我们每次不约而至的造访从不嫌烦。先生跟我们谈哲学、论人生、说历史、讲文学，每次总有一个话题，每次总是兴致勃勃，我们自然是收益颇丰。更多的时候，先生是教我们写诗，什么诗与歌的分野了、什么通感了、什么意象了等等，都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每次拜访先生，他从不催我们离身，每每是我们过意不去，起身告辞，他才“放“我们走，而且要送到门外，再三叮嘱“以后常来”。
受先生的熏陶，我们几个都拿起了笔。后来，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组织成立了路远诗社芽芽分社，自办了《芽芽》报。对每一期小报，无论多忙，先生总是细心评阅，提出中肯的建议，逐一校正每一处纰漏。而对我们写的稿子，先生从不因言辞陋朴、文笔稚嫩而以为嗤，总是持鼓励和赞赏的态度，逐一过目“批示”。当时，我写过一首诗《外婆的背》，先生看后，可赞之处都画满了红圈儿，不足之处写满了批语，批语竟是原文字数的三倍多。这一篇稿子，先生指导着我改了五六遍。直到最后，他才笑着说：“文章不厌百回改呀，这才有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味儿”，并拿到《齐河师范校刊》上发表了。经过先生的悉心指导，到毕业时，我们的《芽芽》办到了三十多期，班里的钱军、薛清春等很多同学都有文章见诸报端，我也有了诸如《兔年随想》、《故乡的小河》、《爱之琴》等一些比较像样的诗文。
教学、指导之余，先生废寝忘食、耕耘不辍，创作成果也愈加丰硕起来。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先生有影响的大部头——现代诗《一支关于妻子的歌》（妻意）以及《我这个人》《我寻找》《我发现》《我彻悟》系列，小说《小城故事多》《透过糖纸看世界》《沙发结石症》，学术研究《中国的现代诗运动》《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文革”研究》……
临毕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来到先生家，和先生话别。席间，先生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无论你怎么安排命运，到头来还是命运在安排你。一个人的命运只能是这个人周围的人及可能遇到的人——是这个人的‘意愿行为’与那些人各自的‘意愿行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力’的合成的无数社会偶然点的集合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的必然……可是人又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人？人呵，就常常在这个迷失自己的地带迷失着自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参悟先生的这些话。
毕业后，先生对我们还一直念念不忘，对我更是关切有加。1991年，借出差之机，先生曾来张庄看过我。1992年，先生主编诗集《我们笑在最后》，来信向我约稿，选了我的两首诗编进集子。1993年，先生到省作协创联部做事，编辑《山东省作家词典》，又把我这个无所建树、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编进其中。先生之于我爱之切、情之深真是天地可鉴、日月可表。
吾师爱我，我更爱吾师。我和薛清春每年都去看望先生，师徒一起把酒言欢，其乐融融。一次次的言谈中，我们知道，先生创办了《东方圣土》杂志，先生主持了《山东文学》诗栏，先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先生举办了作品研讨会，先生出版了诗论选《沉思岁月》、文论选《发现与批判》……每一次，我们也把自己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汇报给先生。听到我们的些微进步，先生都会颔首赞赏，尽管我们的一切跟先生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2009年8月，我们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的时候，先生给我们发表演讲。演讲中，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三天，那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还为荀贤玲、张善军、孙延武三为同学的英年早逝而惋惜。最后，他说，二十年后，我们再聚会，谁也不能走，谁叫也不能走！去年1月31日，齐河的刘传强兄给我打电话，说朱先生走了。我不敢相信，再进一步询问证实后，禁不住潸然泪下，心里一次次地问：先生，你咋不声不息地就走了呢？不是说谁也不能走，谁叫也不能走么？
去殡仪馆送别先生的时候，雾霭紧锁，哀乐低回，先生和蔼安详地躺在那里，家人哭声一片，前来吊唁的亲朋、学生、诗友络绎不绝。天不假年，先生终究走了，天堂国里又多了一位长者、诗者、智者。留下的，是许多人不尽的怀念。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先生辞世已一年了。虽是阴阳相隔，但我依然常常想起先生。戴着眼镜，一头稀疏又总是蓬乱、高扬的头发；走路，两腿抬得很高、很直，跨出去的却很远……先生就这样一次次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