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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发展教务。禄赐作为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在抵达宁波后就开展传教工作。他在宁波从事的翻译事业以及帮助其他传教士发展教育事业，虽然有文化渗透的性质，但是仍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宁波发展的近代化。
关键词：宁波 传教士 禄赐 翻译 教育
禄赐（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是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1821年出生于爱尔兰蒂佩里郡的一所乡村别墅中，他是家族众多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后来前往米德尔顿学校（Midleton School）和都柏林三一学校（Trinity College， Dublin）接受教育[1]。1847年被当时的主教任命为传教士，1848年与戈柏牧师（Robert Henry Colbald）一起作为教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于宁波登陆，这两人是宁波地区的第一批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宁波地区进行积极地传教活动。禄赐作为晚清时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在中国大陆活跃多年，建树颇多。
一.来华背景
禄赐于1848年来华，当时正处于《南京条约》签订的6年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开始与世界接轨。在此期间，各国传教士凭借着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取的传教权，纷纷前往期待已久的中国传教。浙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首当其冲，成为全国基督教传入最早的省份之一。宁波是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地理位置十分显赫，丰臣秀吉在评价宁波的战略地位时曾这样说“控制了宁波及其前哨地区——舟山群岛，就意味着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水道——长江。”[2]故而传教士大多从宁波登陆，作为其传教的第一站。
宁波自古素有“文教之邦”的美誉，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对于西方的基督文化这一舶来品，排他意识比较重，而正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在1843年3月24日写给继母的心中表示：“我曾站在成千上万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却不能说出一句他们能够听懂的话。”以及称自己在布道方面所做的努力犹如“企图对着风浪说话，妄图在沙滩上留名。”[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来华传教初期所面临的困难，内心时常会感到孤单，也不时充满愁苦，语言不通，交流障碍，本地居民并没有对传教士所信奉的基督所感化。
二.暂居宁波
禄赐与戈柏甫一抵达宁波，就受到了早已在宁波定居的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们（非圣公会所属）以及爱尔德赛小姐（Mary Ann Aldersey）的热情接待。他们两人在宁波的第一个住处是在宁波北门附近的佑圣道观中，他们租了一个道长的房间作为临时住所。他们在这里学习最基本的汉语，以满足日后传教布道时日常交流的要求。
几个月后，他们的汉语有所小成，在城中心贯桥头（今宁波市解放北路）购置了一所小房子，并且按照他们在英国时的居住习惯，给房子装上天花板和玻璃窗，以使他们二人在异国他乡能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居住环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居所逐渐成为了传教士们交流以及礼拜的地方，如果有当地人前来向他们咨询有关福音的问题，他们也会十分乐于解答。在禄赐来宁波传教3年后，终于得到了收获的果实。鲍学义和侯悦理两位本地人选择受洗进入基督教，他们二人一位是裁缝，一位是仆人，这两人在日后向当地群众宣传福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英国圣公会在浙江地区传教过程中的第一个收获。
三.传教对象的选择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并且来甬的传教士人数在当时十分有限，加之传教内容和方法也比较局限，不可能一来就为当地的普罗大众所接受。在韦廉臣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到：“我们发现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通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塞一切进程。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4]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就传教对象而言，部分传教士主张吸收中国官场中的上级官僚以及士大夫，寄希望于中国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传播福音，最终达到加深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的目的。很显然，禄赐采取的传教策略与上述正好相反。禄赐在传教过程中，选择从底层老百姓入手。相较于士大夫阶层， “数目多的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5]这些民众几乎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数量惊人的庞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在他们之间宣传福音并给他们洗礼使之入教，可以大大增加基督徒在中国的数量。历史证明，禄赐的传教策略初见成效。
四.传教方式的选择
一般来说，传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传教”，另一种是“间接传教”。所谓“直接传教”，指的是传教士通过向百姓宣传福音，分发印有宗教教义和内容的印刷品来吸引人们入教。“间接传教”是指传教士在所在地兴教办学、开办出版社和医疗机构，以吸引当地百姓入教。
禄赐在宁波传教的过程中，选择以直接传教为主，间接传教为辅的方式，两者相辅相成，效果甚为出众。
（一）白话《圣经》新翻
禄赐在宁波的日子里，學习汉语，通过翻译新教的文献来宣传福音。禄赐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度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在戈柏寄给慕稼谷（Rev. G. Moule）的书信中这样描述道：“在我们在宁波生活的早期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掌握汉语。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汉语单词的正确发音搞清楚。汉语发音的奥秘很难掌握，我们只好用罗马字母来表示它的音，接着再学习说话的语调，一句话的开头、中间的吸气换气声让我们头疼不已。”[6]汉语难学难写，是外来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瓶颈，这也对他们的传教造成了很大的阻碍。“18、19世纪粗通文字的中国人中男性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女性则约有百分之二到十。”[7]汉语作为中国人的母语，文盲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西方传教士们若是想要熟练的掌握汉语的运用，不下几年的苦功夫是无论如何都学不成的。但是，中国的方言五花八门，这一现象在南方的方言区则更为显著，常常会有“十里不同音”的现象，这就为传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再加之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有限，底层人民很难读得懂文言，而要掌握文言，势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和苦读之后才能做到。而这一条件，对于初来中国的禄赐和底层群众来说难如登天。并且来华的传教士们从长期的实际传教经验中发现，“（中国）书面采用深文言，而口语则是惨不忍睹的打油诗，很少有人能够说一口好白话。”[8]所以，禄赐选择的是使用宁波方言的白话文对《新约圣经》进行翻译，并且，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圣公会传教士高夫（F. F. Gough）以及来自美国长老会的成员，禄赐在这项任务上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付出的时间以及精力是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大约在1860年前后，整部《新约圣经》都用汉语白话文印刷出版。
关键词：宁波 传教士 禄赐 翻译 教育
禄赐（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是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1821年出生于爱尔兰蒂佩里郡的一所乡村别墅中，他是家族众多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后来前往米德尔顿学校（Midleton School）和都柏林三一学校（Trinity College， Dublin）接受教育[1]。1847年被当时的主教任命为传教士，1848年与戈柏牧师（Robert Henry Colbald）一起作为教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于宁波登陆，这两人是宁波地区的第一批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宁波地区进行积极地传教活动。禄赐作为晚清时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在中国大陆活跃多年，建树颇多。
一.来华背景
禄赐于1848年来华，当时正处于《南京条约》签订的6年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作为通商口岸，开始与世界接轨。在此期间，各国传教士凭借着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取的传教权，纷纷前往期待已久的中国传教。浙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首当其冲，成为全国基督教传入最早的省份之一。宁波是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地处我国海岸线中段，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地理位置十分显赫，丰臣秀吉在评价宁波的战略地位时曾这样说“控制了宁波及其前哨地区——舟山群岛，就意味着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水道——长江。”[2]故而传教士大多从宁波登陆，作为其传教的第一站。
宁波自古素有“文教之邦”的美誉，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对于西方的基督文化这一舶来品，排他意识比较重，而正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在1843年3月24日写给继母的心中表示：“我曾站在成千上万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却不能说出一句他们能够听懂的话。”以及称自己在布道方面所做的努力犹如“企图对着风浪说话，妄图在沙滩上留名。”[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来华传教初期所面临的困难，内心时常会感到孤单，也不时充满愁苦，语言不通，交流障碍，本地居民并没有对传教士所信奉的基督所感化。
二.暂居宁波
禄赐与戈柏甫一抵达宁波，就受到了早已在宁波定居的英美两国的传教士们（非圣公会所属）以及爱尔德赛小姐（Mary Ann Aldersey）的热情接待。他们两人在宁波的第一个住处是在宁波北门附近的佑圣道观中，他们租了一个道长的房间作为临时住所。他们在这里学习最基本的汉语，以满足日后传教布道时日常交流的要求。
几个月后，他们的汉语有所小成，在城中心贯桥头（今宁波市解放北路）购置了一所小房子，并且按照他们在英国时的居住习惯，给房子装上天花板和玻璃窗，以使他们二人在异国他乡能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居住环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居所逐渐成为了传教士们交流以及礼拜的地方，如果有当地人前来向他们咨询有关福音的问题，他们也会十分乐于解答。在禄赐来宁波传教3年后，终于得到了收获的果实。鲍学义和侯悦理两位本地人选择受洗进入基督教，他们二人一位是裁缝，一位是仆人，这两人在日后向当地群众宣传福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英国圣公会在浙江地区传教过程中的第一个收获。
三.传教对象的选择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并且来甬的传教士人数在当时十分有限，加之传教内容和方法也比较局限，不可能一来就为当地的普罗大众所接受。在韦廉臣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到：“我们发现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通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塞一切进程。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4]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就传教对象而言，部分传教士主张吸收中国官场中的上级官僚以及士大夫，寄希望于中国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传播福音，最终达到加深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的目的。很显然，禄赐采取的传教策略与上述正好相反。禄赐在传教过程中，选择从底层老百姓入手。相较于士大夫阶层， “数目多的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像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5]这些民众几乎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他们数量惊人的庞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在他们之间宣传福音并给他们洗礼使之入教，可以大大增加基督徒在中国的数量。历史证明，禄赐的传教策略初见成效。
四.传教方式的选择
一般来说，传教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传教”，另一种是“间接传教”。所谓“直接传教”，指的是传教士通过向百姓宣传福音，分发印有宗教教义和内容的印刷品来吸引人们入教。“间接传教”是指传教士在所在地兴教办学、开办出版社和医疗机构，以吸引当地百姓入教。
禄赐在宁波传教的过程中，选择以直接传教为主，间接传教为辅的方式，两者相辅相成，效果甚为出众。
（一）白话《圣经》新翻
禄赐在宁波的日子里，學习汉语，通过翻译新教的文献来宣传福音。禄赐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度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在戈柏寄给慕稼谷（Rev. G. Moule）的书信中这样描述道：“在我们在宁波生活的早期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掌握汉语。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汉语单词的正确发音搞清楚。汉语发音的奥秘很难掌握，我们只好用罗马字母来表示它的音，接着再学习说话的语调，一句话的开头、中间的吸气换气声让我们头疼不已。”[6]汉语难学难写，是外来传教士学习汉语的瓶颈，这也对他们的传教造成了很大的阻碍。“18、19世纪粗通文字的中国人中男性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女性则约有百分之二到十。”[7]汉语作为中国人的母语，文盲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西方传教士们若是想要熟练的掌握汉语的运用，不下几年的苦功夫是无论如何都学不成的。但是，中国的方言五花八门，这一现象在南方的方言区则更为显著，常常会有“十里不同音”的现象，这就为传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再加之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有限，底层人民很难读得懂文言，而要掌握文言，势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校教育和苦读之后才能做到。而这一条件，对于初来中国的禄赐和底层群众来说难如登天。并且来华的传教士们从长期的实际传教经验中发现，“（中国）书面采用深文言，而口语则是惨不忍睹的打油诗，很少有人能够说一口好白话。”[8]所以，禄赐选择的是使用宁波方言的白话文对《新约圣经》进行翻译，并且，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圣公会传教士高夫（F. F. Gough）以及来自美国长老会的成员，禄赐在这项任务上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付出的时间以及精力是任何传教士都无法比拟的。大约在1860年前后，整部《新约圣经》都用汉语白话文印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