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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龚育之同志的《<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这篇“别具一格的书评”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感谢他在病后恢复期间对拙文进行评论，感谢他在文中对我的看法的肯定和批评。因为是朋友，感激话说多了就没意思了。一句话，心领了。
其次，由此而引起一些想法：第一，我非常赞同“既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与主义’论战时的胡适当作反动派，也不是简单地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把胡适的改良主义奉为圭臬，而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这段话，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贴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这里，我想说的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不止一次讲过，实事求是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就是有条件性。只有条件具备了或者大致具备了，才有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造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也有两种，一种是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某个材料经过多人努力也找不到，无法对某件事情下结论。这种情况就只能暂时放下，或靠间接材料推论。另一种是暂时的经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如某个材料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这就要靠研究者去发掘。在这一种里，也有是人为造成的，即虽然材料具备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准许做结论，那就只好等待了。主观原因则主要是人的认识的限制。随着人的认识的提高，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怎样提高人的认识，因素很多，如知识的增加，但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可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强调其统一性，确是高明之见。“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虽说比较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达到，而是逐步接近。所以，对这件事不要着急，要踏踏实实努力去做。过去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时胡适的评价没有能够实事求是，现在的评价就更贴近历史实际，正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会越来越实事求是。
第二，我非常赞同“对于研究历史、思想史的人来说，在必要的地方应该严格引用原本，才不致发生脱离历史、拔高观点、以后为先的毛病”的说法。在使用《毛泽东选集》问题上，常常有些研究者抱怨，认为出版时不应该修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人人有修改自己文章的权利，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有这样的权利呢？而且这种修改又有利于广大读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应该做呢？问题在于有的研究者一边抱怨，一边却不肯下功夫做“查考原本的工作”，这就不好了。由此想到，从全国党史研究的队伍来看，肯下功夫的人很多，不肯下功夫的人也不少。以我所在的北京师大中共党史博士点为例，前者占三分之二，后者占三分之一。由此推论，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说到功底，恐怕就要倒过来了，功底好的占三分之一，差的占三分之二。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现在党史研究队伍里，大多是青年人，其中有不少是博士、硕士，我希望他们能从发展党史学科的大局出发，精力能集中一点，不断充实自己，在研究上多下功夫。
第三，陈独秀研究会在前些年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边，作为二级学会在活动。这个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还出版了《陈独秀研究动态》的内部刊物(现又改为《简报》)，发表许多材料、回忆以及研究文章。应该说，自1989年3月陈独秀研究会成立至今所进行的工作，对于促进陈独秀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陈独秀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对陈独秀的遗文研究很不够，好像众多的研究者的兴趣根本不在于研究陈独秀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就是有的研究者发表文章带有情绪，或发牢骚，或说些不好听的话，这是不应该的。我以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陈独秀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过去认为，陈独秀说的做的都是错的，现在也不能反过来说，陈独秀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陈独秀说的做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总的评价。当然，如果意见不一致，可以互相讨论，以利于学术发展。
第四，胡绳同志对我的《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文表示赞同的话，是在1989年5月4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上讲的。会下，他让我查一查他的书和文章说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后来，我确实认真查了，除了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这样的论断以外，由他个人撰写的书和文章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我查的有：《“五四”运动论》(1937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1949年)、《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1950)、《以五四运动中的先驱者们做榜样》(1954)、《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1979) 、《“五四”和反封建》(1989)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关于新民主主义开端的问题，我赞成育之同志的说法：“还是当作一个逐步的过程来理解为好”。不过，一个过程总要有开始和结束，所以我把这个过程与五四运动时期等同起来，用了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提法，即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完成了转变过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第五，我以龚育之、石仲泉两位为例，说明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客气话，而是心里话。类似的话，我在多处讲过。当然，我们都应该效法大家(如胡乔木、胡绳)，但是也应该向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学习。的确，党史学界的问题很多，理论水平较低和眼界过窄更为突出。希望育之同志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关心一下党史学科建设，也希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能多关心一下党史学科的建设。
以上几点，想法不一定对，写出来，也许对活跃学术空气有点好处。
其次，由此而引起一些想法：第一，我非常赞同“既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与主义’论战时的胡适当作反动派，也不是简单地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把胡适的改良主义奉为圭臬，而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这段话，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贴近历史实际的结论。这里，我想说的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不止一次讲过，实事求是具有相对性。所谓相对性，就是有条件性。只有条件具备了或者大致具备了，才有可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造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也有两种，一种是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某个材料经过多人努力也找不到，无法对某件事情下结论。这种情况就只能暂时放下，或靠间接材料推论。另一种是暂时的经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如某个材料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这就要靠研究者去发掘。在这一种里，也有是人为造成的，即虽然材料具备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准许做结论，那就只好等待了。主观原因则主要是人的认识的限制。随着人的认识的提高，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怎样提高人的认识，因素很多，如知识的增加，但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可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问题。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强调其统一性，确是高明之见。“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虽说比较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达到，而是逐步接近。所以，对这件事不要着急，要踏踏实实努力去做。过去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时胡适的评价没有能够实事求是，现在的评价就更贴近历史实际，正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会越来越实事求是。
第二，我非常赞同“对于研究历史、思想史的人来说，在必要的地方应该严格引用原本，才不致发生脱离历史、拔高观点、以后为先的毛病”的说法。在使用《毛泽东选集》问题上，常常有些研究者抱怨，认为出版时不应该修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人人有修改自己文章的权利，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有这样的权利呢？而且这种修改又有利于广大读者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应该做呢？问题在于有的研究者一边抱怨，一边却不肯下功夫做“查考原本的工作”，这就不好了。由此想到，从全国党史研究的队伍来看，肯下功夫的人很多，不肯下功夫的人也不少。以我所在的北京师大中共党史博士点为例，前者占三分之二，后者占三分之一。由此推论，全国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说到功底，恐怕就要倒过来了，功底好的占三分之一，差的占三分之二。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现在党史研究队伍里，大多是青年人，其中有不少是博士、硕士，我希望他们能从发展党史学科的大局出发，精力能集中一点，不断充实自己，在研究上多下功夫。
第三，陈独秀研究会在前些年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边，作为二级学会在活动。这个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还出版了《陈独秀研究动态》的内部刊物(现又改为《简报》)，发表许多材料、回忆以及研究文章。应该说，自1989年3月陈独秀研究会成立至今所进行的工作，对于促进陈独秀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陈独秀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对陈独秀的遗文研究很不够，好像众多的研究者的兴趣根本不在于研究陈独秀的思想。另外，还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就是有的研究者发表文章带有情绪，或发牢骚，或说些不好听的话，这是不应该的。我以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陈独秀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过去认为，陈独秀说的做的都是错的，现在也不能反过来说，陈独秀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陈独秀说的做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总的评价。当然，如果意见不一致，可以互相讨论，以利于学术发展。
第四，胡绳同志对我的《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文表示赞同的话，是在1989年5月4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座谈上讲的。会下，他让我查一查他的书和文章说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后来，我确实认真查了，除了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这样的论断以外，由他个人撰写的书和文章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我查的有：《“五四”运动论》(1937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1949年)、《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1950)、《以五四运动中的先驱者们做榜样》(1954)、《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1979) 、《“五四”和反封建》(1989)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关于新民主主义开端的问题，我赞成育之同志的说法：“还是当作一个逐步的过程来理解为好”。不过，一个过程总要有开始和结束，所以我把这个过程与五四运动时期等同起来，用了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提法，即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完成了转变过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第五，我以龚育之、石仲泉两位为例，说明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客气话，而是心里话。类似的话，我在多处讲过。当然，我们都应该效法大家(如胡乔木、胡绳)，但是也应该向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学习。的确，党史学界的问题很多，理论水平较低和眼界过窄更为突出。希望育之同志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关心一下党史学科建设，也希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能多关心一下党史学科的建设。
以上几点，想法不一定对，写出来，也许对活跃学术空气有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