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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一辑）》，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法帖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第一辑已介绍完毕，从2018年第十一期开始，本刊将继续刊登本书系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包含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刘熊碑》、民国拓《元显.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书赠张旭、题卢道士房诗卷》、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等珍贵墨迹本，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楚王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4年征集的文物，高38. 2厘米，口徑31. 8厘米。敛口鼓腹，有子口，深腹，中部圆鼓。近腹底圆转内收。双附耳，蹄足，较短粗。足内侧竖直。盖面隆起，捉手为八柱圈形，口沿下有一道凸棱以承盖。盖面有两道绳索状突棱，腹部有一道绳索状凸棱。附耳外侧、盖顶捉手内、盖面第二道凸棱内外及口沿下均饰蟠虺纹，盖面第一道凸棱与捉手之间、腹部凸棱下均饰三角纹，内用阴线勾勒云纹。
此鼎器形为春秋时期典型的楚式鼎（参见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与之相近的有湖北当阳赵家湖赵家塝M4出土的鼎（M4：1）（高仲达：《湖北当阳赵家塝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淅川下寺M2出土的倗鼎（M2：4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和鼎（M2：27）（《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06页）、M4出土的鼎（M4：1）（《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40、242页）、M1出土的鼎（M1：67）（《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53页）、慈化楚子鼎（魏渝：《楚子鼎》，《江汉考古》，2006年，第4期;夏渌、高应勤：《楚子超鼎浅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等。从纹饰上看，该鼎的主体纹饰为蟠虺纹，特征为在近似正方形的单元内有两条虺龙相互缠绕，其头部各置于两对角处，按斜角的方向纠结成双“8”字形，此种蟠虺纹盛行于春秋中期，亦见于春秋晚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盖面、腹部的凸棱均做绳索状，亦名绹纹。《尔雅·释言》：“绹，绞也。”注：“纠绞绳索。”其形如两条绳相纠，每条绳或不分股，或作两股、三股、四股不等，作为辅助纹饰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青铜器综论》，第600页）。
这件鼎为楚王为其私名曰“加”的次女嫁入随国的媵器。鼎盖内与器壁铸有对铭五行二十八字，铭文中“飤緐”是对此型鼎的专称，多见于春秋中晚期的大型鼎中。如前引倗鼎（緐作）、1974年当阳赵家湖慈化乡电一村楚墓出土的鼎（緐作）等器。据此，推测此鼎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晚期之际，也有学者指出具体时代为楚共王时代（参见黄锦前：《随仲嬭加鼎补说》，《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随）中（仲）（芈）加”为当时女性称谓的一种形式，归于“夫氏+排行+父姓+名/字”的类型，亦见于其他媵器中，如“楚王（媵）邛（江）中（仲）嬭（芈）南龢钟”（楚王钟《集成》72）、“蔡大帀（师）（媵）（许）弔（叔）姬可母飤”（蔡大师鼎《集成》2738）等器。“ ”字，诸家皆读为国名“随”无异议，即传世文献中的汉东地区的姬姓随国，多数学者认为其就是出土文物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参见高成林：《随仲嬭加鼎浅议》，《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黄锦前：《随州新出随大司马有戈小议》，《江汉考古》，2013年，第1期）。
楚系铭文有独特的风格，整体上看是上承西周中晚期铭文，字形做方正状，显得端庄凝重，布局也较为整齐规范，如中子化盘铭文（《集成》10137）。春秋中晚期始，字形呈狭窄修长状，显得飘逸秀丽，并盛行鸟虫书体;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受到简帛文字影响，开始由修长向扁斜、草率风格演进。此鼎从铭文字体上看，属于当时的手写体或俗体，字形向长方纵势发展，笔画圆曲拖长，结构粗犷松散，可归为楚系铭文第三期早段，即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参见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241—244页）。风格与之相近的有楚王子申盏（《集成》4643）等器。此件铜鼎铭文中的“王”（第一列第二字）、“吉”（第二列第一字）的竖画挺直，“唯”（第一列第一字）、“宝”（第五列第四字）的撇捺多迂曲，“亥”（第二列第三字）、“永”（第五列第三字）的并列笔画则多作蜿蜒之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
楚王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4年征集的文物，高38. 2厘米，口徑31. 8厘米。敛口鼓腹，有子口，深腹，中部圆鼓。近腹底圆转内收。双附耳，蹄足，较短粗。足内侧竖直。盖面隆起，捉手为八柱圈形，口沿下有一道凸棱以承盖。盖面有两道绳索状突棱，腹部有一道绳索状凸棱。附耳外侧、盖顶捉手内、盖面第二道凸棱内外及口沿下均饰蟠虺纹，盖面第一道凸棱与捉手之间、腹部凸棱下均饰三角纹，内用阴线勾勒云纹。
此鼎器形为春秋时期典型的楚式鼎（参见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与之相近的有湖北当阳赵家湖赵家塝M4出土的鼎（M4：1）（高仲达：《湖北当阳赵家塝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淅川下寺M2出土的倗鼎（M2：4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和鼎（M2：27）（《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06页）、M4出土的鼎（M4：1）（《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240、242页）、M1出土的鼎（M1：67）（《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53页）、慈化楚子鼎（魏渝：《楚子鼎》，《江汉考古》，2006年，第4期;夏渌、高应勤：《楚子超鼎浅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等。从纹饰上看，该鼎的主体纹饰为蟠虺纹，特征为在近似正方形的单元内有两条虺龙相互缠绕，其头部各置于两对角处，按斜角的方向纠结成双“8”字形，此种蟠虺纹盛行于春秋中期，亦见于春秋晚期（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盖面、腹部的凸棱均做绳索状，亦名绹纹。《尔雅·释言》：“绹，绞也。”注：“纠绞绳索。”其形如两条绳相纠，每条绳或不分股，或作两股、三股、四股不等，作为辅助纹饰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青铜器综论》，第600页）。
这件鼎为楚王为其私名曰“加”的次女嫁入随国的媵器。鼎盖内与器壁铸有对铭五行二十八字，铭文中“飤緐”是对此型鼎的专称，多见于春秋中晚期的大型鼎中。如前引倗鼎（緐作）、1974年当阳赵家湖慈化乡电一村楚墓出土的鼎（緐作）等器。据此，推测此鼎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晚期之际，也有学者指出具体时代为楚共王时代（参见黄锦前：《随仲嬭加鼎补说》，《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随）中（仲）（芈）加”为当时女性称谓的一种形式，归于“夫氏+排行+父姓+名/字”的类型，亦见于其他媵器中，如“楚王（媵）邛（江）中（仲）嬭（芈）南龢钟”（楚王钟《集成》72）、“蔡大帀（师）（媵）（许）弔（叔）姬可母飤”（蔡大师鼎《集成》2738）等器。“ ”字，诸家皆读为国名“随”无异议，即传世文献中的汉东地区的姬姓随国，多数学者认为其就是出土文物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参见高成林：《随仲嬭加鼎浅议》，《江汉考古》，2012年，第1期;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黄锦前：《随州新出随大司马有戈小议》，《江汉考古》，2013年，第1期）。
楚系铭文有独特的风格，整体上看是上承西周中晚期铭文，字形做方正状，显得端庄凝重，布局也较为整齐规范，如中子化盘铭文（《集成》10137）。春秋中晚期始，字形呈狭窄修长状，显得飘逸秀丽，并盛行鸟虫书体;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受到简帛文字影响，开始由修长向扁斜、草率风格演进。此鼎从铭文字体上看，属于当时的手写体或俗体，字形向长方纵势发展，笔画圆曲拖长，结构粗犷松散，可归为楚系铭文第三期早段，即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早段（参见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241—244页）。风格与之相近的有楚王子申盏（《集成》4643）等器。此件铜鼎铭文中的“王”（第一列第二字）、“吉”（第二列第一字）的竖画挺直，“唯”（第一列第一字）、“宝”（第五列第四字）的撇捺多迂曲，“亥”（第二列第三字）、“永”（第五列第三字）的并列笔画则多作蜿蜒之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