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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个装满炸药的酒桶如琴键漂浮在水面。下午三點，艺术家蔡国强倒数“5、4、3、2、1，放！”白色、橙色、金色、绿色的烟柱蹿上天空，组成三幕长达15分钟的白天烟花爆破，这三幕分别意味着一首诗歌、一幅书法、一场戏剧。这是2020年9月，蔡国强在法国干邑夏朗德河实现的一场新爆破，名为《悲剧的诞生》。河岸边，蔡国强手持话筒，迎着风声，用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我们正面对人类艰难远行中的一个新阶段，期待观众通过这场特殊的烟花与自然和解，获得些许治愈。”
蔡国强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已完成的艺术项目多达538个，项目遍布五大洲41个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让本已愈发逆全球化的世界更加隔绝，但蔡国强环游世界的艺术之旅没有停下。近三年，他依然在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等5个国家举行了艺术项目。新冠疫情出现之后，蔡国强为了筹备北京冬奥会与中国国内的展览，已经在中美之间往返了3次，每次都要在上海经历长久的隔离生活。
现在距离蔡国强1986年离开中国去海外定居，已经过去35年。这35年像是一个闭环，世界先是随着冷战结束变得开放，蔡国强乘着时代的机遇踏遍全球;而近些年，所有人都在惴惴不安于世界是否会重新变得隔绝与封闭，作为一个艺术家，蔡国强也陷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
蔡国强，2017年。摄影/Stefan Ruiz
焦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公共表达变得顾虑重重——8月24日，蔡国强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去年，他在故宫举办“远行与归来”展览之后，尽量避免接受太多的采访，他担心主流媒体会简单粗暴地将自己讲的一些内容纳入爱国主义的叙事框架中。
蔡国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现实中，穿梭于各国，与不同机构打交道时，他显得老谋深算，精明而理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一个初到美国的海外艺术家，就想办法同时得到美国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三家政府机构的批准，进入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基地，用鞭炮药创作他的小“蘑菇云”艺术作品。而自2001年起，他的作品在中国官方的大型活动中绽放，如上海APEC、北京奥运会和国庆等。
《梦游紫禁城》作品组于浦东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年。摄影/赵梦佳 供图/蔡工作室
焰火作品中的蔡国强，有着感性的一面，作品有表达远行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有一种孩童式的好奇心。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他的《天梯》项目。这个六年前在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将500米挂满金色烟花喷管的梯子升上天空的爆破计划，他曾先后尝试多次，横跨21年，创作初衷既包含了他沟通宇宙和外星人的想象，也是他献给百岁奶奶的一份礼物。
他将故乡泉州于他的意义概括为：少年、恋爱、墓地。少年时代，他在这里获得最初的艺术启蒙，也在这里结识如今的妻子吴红虹。近些年，蔡国强返回泉州，更多是祭奠故去的奶奶、父亲，陪伴年事已高的母亲。
离乡35年，家乡泉州与在外的蔡国强一样，都被迅猛的全球化浪潮重塑。在蔡国强眼里，如今的泉州除了小小的老城区外，已经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太多区别，即便它刚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蔡国强的少年时代对家乡最深的记忆，是山上的巨幅领袖头像石刻，以及数不清的庙宇。小时候，他喜欢爬到泉州老城的城墙上，看墙下的河水和远处的乡村、田野。而如今，这条河已经萎缩成一个小水沟，远处的村庄变成了城市。
蔡国强的故乡泉州，曾是世界最早的全球化贸易中心。1292年，已在亚洲生活20余年的马可·波罗，决定回到家乡威尼斯。他离开亚洲大陆的最后一站，正是彼时名为刺桐城的泉州。马可·波罗见到港口货物麇集，称赞泉州比亚历山大港更为繁盛。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泉州。蔡国强回忆起在故乡的六七十年代的日子，依然觉得家乡比中国其他地方要开放许多。“家乡这个背景对我很好。多元开放、自由自在、个人主义、闲情逸致，有社会斗争风浪吹不大到的死角”。
更为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负责分管仅供内部阅读的外国书籍。父亲时常将这些书悄悄带回家，让蔡国强一天之内读完。这成为蔡国强最早了解外面广阔世界的窗口。
《与未知的相遇》制作中，湖南浏阳，2021年。摄影/顾剑亨 供图/蔡工作室
父亲也给了他最初的绘画启蒙。小时候，他常坐在父亲腿上，给父亲卷烟。父亲抽着烟，在火柴盒上用钢笔画山水画。有时单个火柴盒自成一幅，有时几个火柴盒串成一幅小长卷。家里人来人往，与父亲一起读书、画画、写字，宛如一个艺术沙龙。
1981年，蔡国强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这一阶段，一波又一波的西方艺术思潮涌进国内，冲击着曾经只接受过中国画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熏陶的中国画家。蔡国强的妻子吴红虹记得，那时蔡国强陷入了创作危机，觉得自己前途暗淡，常和朋友喝酒，有时醉倒在田野里，干脆躺着不起来。那时蔡国强在创作时，会在自己的画上一遍遍重新画，边画边自言自语。
蔡国强解决创作危机的办法，是对媒材的使用越来越具实验性，以及试图通过变更材料，减少自己对作画的控制。他尝试过用吹风机吹动画布上的颜料，或者直接点燃颜料，依然觉得受限太多。直到1984年，蔡国强想到用火药作画。起初，他尝试朝着挂在墙上的作品扔鞭炮，或者发射窜天猴，但画布老被烧破。于是，他转而将爆竹拆开，取出火药，撒在画布上，用香烟或火机点燃。这种实验中，有一次画布被点燃，正巧他的奶奶进门，顺手拿起擦脚布一盖，火就灭了。他将奶奶视为自己用火药创作的第一位老师：“她教我，火不要光会点，还要会灭，灭火才是艺术家的功夫。” 日后来看，用火药作画的艺术实验是蔡国强成为蜚声国际的艺术家的起点。但在那时，他的这种作画方式并不被关注。那时艺术界的大事件，是在距离泉州遥远的北京正在发生的“85新潮”美术运动。蔡国强既不是叛逆者，更非顺从者，只是用火药自顾自进行着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两头都不讨好。多年之后，蔡国强走出国门，见识了欧美的艺术氛围之后，发现自己当年的状态，其实是艺术的常态：每个人都在做各自的探索，社会所看重的，也并非是作品是否有政治化解读的空间。
1986年，蔡国强大学毕业，在出国热潮的裹挟下，赴日本求学。前往日本前，蔡国强随身携带了一捧土和一瓶水，到了日本，他将土和水洒在日本的土地上，“让自己和陌生土地结缘，克服水土不服，畏惧和感激它，请它护佑平安”。
彼时，日本正处于对现代化的反思阶段，人们反思科学万能与物质至上是否是国家发展的唯一路径，试图从本土文化中重新寻找对身份的认知。蔡国强以火药为媒介的艺术，正好契合了彼时日本对东方文化回归的热情。蔡国强在日本生活近九年，从一位外来者变为日本的知名艺术家。
1995年，蔡国强去往美国。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内达华州的核试验基地，引爆小型爆破装置炸出的那朵蘑菇云。这一作品，让蔡国强受到美国当代艺术圈的关注。2000年，他在纽约参与惠特尼美术馆的双年展，这个双年展之前只允许美国籍的艺术家参展，而正是从蔡国强起，也开始允许美国以外的艺术家参展。但真正使他在美国声名鹊起的，也许是2004年在马萨诸塞州当代美术馆（MASS MoCA）的大型个展。此后，他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2006年），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个人回顾展（2008年），并被美国最大的艺术收藏机构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相中，作品被众多顶级博物馆收藏，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奖，成为在国际最具声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蔡国强不只是与他长居近九年的日本和如今定居的美国社会有深入互动，他几乎去往每一个国家时，都会深入了解当地历史，并试图将艺术观念与其本土文化发生关联，蔡国强将这种行为称为“深入生活、发动群众”。在卡塔尔，他教当地志愿者在纸板上绘制出马、花、服饰等图案，最终由他将图案炸入画面中。在乌克兰，他進入深达1040米、长达1000多米的煤矿隧道，邀请当地受过现实主义训练的画家，和他一起给27位矿工绘制写生肖像，图片放大后，由本地志愿者们刻成纸模，最终由蔡国强布置火药引爆。与当地人的互动，并在创作中融入各国文化元素，也决定了蔡国强不是一个东方文化、中国符号的贩卖者，而是试图不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不同文化交融的国际主义艺术家。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在描述蔡国强时，称其为“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化的化身”。在蔡国强的家乡泉州，最早到来的与全球化有关的名人，是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当《中国新闻周刊》问到他的作品与故乡的关联时，蔡国强提到一则马可·波罗的故事：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对忽必烈讲了无数故事。有一天，忽必烈问马可·波罗，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为什么不讲讲你的家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回答：每个故事里面都有我的家乡。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蔡国强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已完成的艺术项目多达538个，项目遍布五大洲41个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让本已愈发逆全球化的世界更加隔绝，但蔡国强环游世界的艺术之旅没有停下。近三年，他依然在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等5个国家举行了艺术项目。新冠疫情出现之后，蔡国强为了筹备北京冬奥会与中国国内的展览，已经在中美之间往返了3次，每次都要在上海经历长久的隔离生活。
现在距离蔡国强1986年离开中国去海外定居，已经过去35年。这35年像是一个闭环，世界先是随着冷战结束变得开放，蔡国强乘着时代的机遇踏遍全球;而近些年，所有人都在惴惴不安于世界是否会重新变得隔绝与封闭，作为一个艺术家，蔡国强也陷入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
归来
焦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公共表达变得顾虑重重——8月24日，蔡国强在北京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去年，他在故宫举办“远行与归来”展览之后，尽量避免接受太多的采访，他担心主流媒体会简单粗暴地将自己讲的一些内容纳入爱国主义的叙事框架中。
蔡国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现实中，穿梭于各国，与不同机构打交道时，他显得老谋深算，精明而理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一个初到美国的海外艺术家，就想办法同时得到美国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国防部三家政府机构的批准，进入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基地，用鞭炮药创作他的小“蘑菇云”艺术作品。而自2001年起，他的作品在中国官方的大型活动中绽放，如上海APEC、北京奥运会和国庆等。
焰火作品中的蔡国强，有着感性的一面，作品有表达远行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有一种孩童式的好奇心。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他的《天梯》项目。这个六年前在泉州小渔村惠屿岛海边，将500米挂满金色烟花喷管的梯子升上天空的爆破计划，他曾先后尝试多次，横跨21年，创作初衷既包含了他沟通宇宙和外星人的想象，也是他献给百岁奶奶的一份礼物。
他将故乡泉州于他的意义概括为：少年、恋爱、墓地。少年时代，他在这里获得最初的艺术启蒙，也在这里结识如今的妻子吴红虹。近些年，蔡国强返回泉州，更多是祭奠故去的奶奶、父亲，陪伴年事已高的母亲。
离乡35年，家乡泉州与在外的蔡国强一样，都被迅猛的全球化浪潮重塑。在蔡国强眼里，如今的泉州除了小小的老城区外，已经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太多区别，即便它刚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蔡国强的少年时代对家乡最深的记忆，是山上的巨幅领袖头像石刻，以及数不清的庙宇。小时候，他喜欢爬到泉州老城的城墙上，看墙下的河水和远处的乡村、田野。而如今，这条河已经萎缩成一个小水沟，远处的村庄变成了城市。
火药
蔡国强的故乡泉州，曾是世界最早的全球化贸易中心。1292年，已在亚洲生活20余年的马可·波罗，决定回到家乡威尼斯。他离开亚洲大陆的最后一站，正是彼时名为刺桐城的泉州。马可·波罗见到港口货物麇集，称赞泉州比亚历山大港更为繁盛。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泉州。蔡国强回忆起在故乡的六七十年代的日子，依然觉得家乡比中国其他地方要开放许多。“家乡这个背景对我很好。多元开放、自由自在、个人主义、闲情逸致，有社会斗争风浪吹不大到的死角”。
更为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负责分管仅供内部阅读的外国书籍。父亲时常将这些书悄悄带回家，让蔡国强一天之内读完。这成为蔡国强最早了解外面广阔世界的窗口。
父亲也给了他最初的绘画启蒙。小时候，他常坐在父亲腿上，给父亲卷烟。父亲抽着烟，在火柴盒上用钢笔画山水画。有时单个火柴盒自成一幅，有时几个火柴盒串成一幅小长卷。家里人来人往，与父亲一起读书、画画、写字，宛如一个艺术沙龙。
1981年，蔡国强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这一阶段，一波又一波的西方艺术思潮涌进国内，冲击着曾经只接受过中国画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熏陶的中国画家。蔡国强的妻子吴红虹记得，那时蔡国强陷入了创作危机，觉得自己前途暗淡，常和朋友喝酒，有时醉倒在田野里，干脆躺着不起来。那时蔡国强在创作时，会在自己的画上一遍遍重新画，边画边自言自语。
蔡国强解决创作危机的办法，是对媒材的使用越来越具实验性，以及试图通过变更材料，减少自己对作画的控制。他尝试过用吹风机吹动画布上的颜料，或者直接点燃颜料，依然觉得受限太多。直到1984年，蔡国强想到用火药作画。起初，他尝试朝着挂在墙上的作品扔鞭炮，或者发射窜天猴，但画布老被烧破。于是，他转而将爆竹拆开，取出火药，撒在画布上，用香烟或火机点燃。这种实验中，有一次画布被点燃，正巧他的奶奶进门，顺手拿起擦脚布一盖，火就灭了。他将奶奶视为自己用火药创作的第一位老师：“她教我，火不要光会点，还要会灭，灭火才是艺术家的功夫。” 日后来看，用火药作画的艺术实验是蔡国强成为蜚声国际的艺术家的起点。但在那时，他的这种作画方式并不被关注。那时艺术界的大事件，是在距离泉州遥远的北京正在发生的“85新潮”美术运动。蔡国强既不是叛逆者，更非顺从者，只是用火药自顾自进行着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两头都不讨好。多年之后，蔡国强走出国门，见识了欧美的艺术氛围之后，发现自己当年的状态，其实是艺术的常态：每个人都在做各自的探索，社会所看重的，也并非是作品是否有政治化解读的空间。
与世界交互
1986年，蔡国强大学毕业，在出国热潮的裹挟下，赴日本求学。前往日本前，蔡国强随身携带了一捧土和一瓶水，到了日本，他将土和水洒在日本的土地上，“让自己和陌生土地结缘，克服水土不服，畏惧和感激它，请它护佑平安”。
彼时，日本正处于对现代化的反思阶段，人们反思科学万能与物质至上是否是国家发展的唯一路径，试图从本土文化中重新寻找对身份的认知。蔡国强以火药为媒介的艺术，正好契合了彼时日本对东方文化回归的热情。蔡国强在日本生活近九年，从一位外来者变为日本的知名艺术家。
与当地人的互动，并在创作中融入各国文化元素，也决定了蔡国强不是一个东方文化、中国符号的贩卖者，而是试图不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不同文化交融的国际主义艺术家。
1995年，蔡国强去往美国。他到美国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内达华州的核试验基地，引爆小型爆破装置炸出的那朵蘑菇云。这一作品，让蔡国强受到美国当代艺术圈的关注。2000年，他在纽约参与惠特尼美术馆的双年展，这个双年展之前只允许美国籍的艺术家参展，而正是从蔡国强起，也开始允许美国以外的艺术家参展。但真正使他在美国声名鹊起的，也许是2004年在马萨诸塞州当代美术馆（MASS MoCA）的大型个展。此后，他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个展（2006年），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个人回顾展（2008年），并被美国最大的艺术收藏机构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相中，作品被众多顶级博物馆收藏，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奖，成为在国际最具声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蔡国强不只是与他长居近九年的日本和如今定居的美国社会有深入互动，他几乎去往每一个国家时，都会深入了解当地历史，并试图将艺术观念与其本土文化发生关联，蔡国强将这种行为称为“深入生活、发动群众”。在卡塔尔，他教当地志愿者在纸板上绘制出马、花、服饰等图案，最终由他将图案炸入画面中。在乌克兰，他進入深达1040米、长达1000多米的煤矿隧道，邀请当地受过现实主义训练的画家，和他一起给27位矿工绘制写生肖像，图片放大后，由本地志愿者们刻成纸模，最终由蔡国强布置火药引爆。与当地人的互动，并在创作中融入各国文化元素，也决定了蔡国强不是一个东方文化、中国符号的贩卖者，而是试图不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不同文化交融的国际主义艺术家。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在描述蔡国强时，称其为“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化的化身”。在蔡国强的家乡泉州，最早到来的与全球化有关的名人，是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当《中国新闻周刊》问到他的作品与故乡的关联时，蔡国强提到一则马可·波罗的故事：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对忽必烈讲了无数故事。有一天，忽必烈问马可·波罗，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为什么不讲讲你的家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回答：每个故事里面都有我的家乡。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