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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华文诗歌中，故园、亲情、民俗等“乡土意识”的浓厚与“文化意识”的淡薄是爱国思乡母题中的客观存在。《伟大中华颂》以完全意义上的中华历史文化为观照对象，以完整的结构和邃密的诗思一举突破了表层象征的文化表现模式。作为学者诗人诗化了的理性选择，它超越了一般朴素的民族感情，奂美的诗情不再是血缘挽结与种族标记的本能扩张．而来自于本体文化自身的雄深博厚。这意味着，在海外华文诗坛的这一传统母题下，中华文化真正全面地实现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