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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凤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一百一十一篇，约五十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十三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一九七七年开始，至今约为十三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烦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然而偏偏横遭不幸，最终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残疾。这就是新凤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也由此而生。从一九五七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一九七五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她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那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记不起的电话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它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佚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书，行将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而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五十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大书，可以想像，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文，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怅。歉怅亦就是“欠帐”吧？凤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尽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际，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日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烦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然而偏偏横遭不幸，最终迫害成病，落得半身残疾。这就是新凤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也由此而生。从一九五七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一九七五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她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那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记不起的电话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它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佚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书，行将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而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五十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大书，可以想像，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文，给我一个机会谈谈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怅。歉怅亦就是“欠帐”吧？凤霞受的苦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尽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际，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