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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64岁的周老伯曾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和1型糖尿病。2011年4月下旬因脑血栓病复发入住某医院。经十几天的护理治疗，病情未有明显好转。想到一侧腿脚行动不便，病情越发严重，且还要忍受病痛及治疗反应的双重痛苦折磨，周老伯几次流露出厌世的悲观情绪。一日深夜人静之时，周老伯利用陪护亲属熟睡之机，离开病房。由二楼经楼梯来到五楼，打开窗户，从五楼窗口坠下身亡。
事后，因医院不同意赔偿，周老伯家属以医院收取特别护理费用，但护理和监护不力，以及医院病区的窗户没有安装防护设施，没有尽到安全防范义务等为由，将该医院告上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法庭审理后认为，该医院方不存在管理或护理上的过错，坠楼死亡的损害后果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例二：
56岁的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2011年8月初因病情复发被送进某专门医院接受封门治疗。4天后，转入开放病区继续治疗，并一直有家人陪护。转入开放病区的第二天下午6时许，因陪护的亲属离开一会儿，汪某从病房走出，来到走廊西侧通往楼顶的铁门前，见门锁处于未锁状态，将门打开，来到病房顶楼，从楼顶跳下身亡。事后，汪某的妻子找到该医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该医院认为对患者的诊断正确，治疗无过错，在汪某病情稍稳定后转入开放病区治疗亦并无不当。病人自杀的直接原因，是陪护人监护责任不力所致，并非医护人员的责任，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经起诉，法院以该医院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判决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受害人妻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同样是患者跳楼自杀，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分析点评：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过错责任主要体现在非正确医疗服务上，而一般情形下，对患者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
医院的责任在于提供科学完善的医疗服务，医院对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其目的是对病人进行生命体征观测，而不是对病人进行看管，限制病人活动自由，对病人的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一）项规定：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患者自杀，是其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放弃，与医院诊疗护理中有无过错没有必须联系，与医院的护理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医院在日常的管理和护理过程中存在某些瑕疵，也不是患者自杀身亡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患者，如果医院按照规定行使了规定的护理或看护的义务的，病人系自杀死亡的，应当认为医院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当然，若是因医院违反规定没有尽到看护或医疗的责任的，同时病人自杀和医院没有尽到责任有因果关系的，则应当认定医院存在过错，应当为病人自杀承担一定的责任。
案例一中的周老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医院无需对其进行人身监护，其死亡是因自己跳楼自杀，并非是医院治疗、护理中的过错所致，医院不应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也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对于案例二的情况，因为患者是精神病人，属于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些患者大都没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法律对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的保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于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案例二中的医院存在2个方面的过错。一是存在不作为过失。医疗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医院不作为的特征就是不履行特定义务而侵害了病人的权利。患者汪某的死亡，从现象上看是其自杀而致，但他是一名精神病人，属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既不能完全辨认亦不能完全控制，对损害结果也不可归咎于他自己。而该医院作为从事精神病防治的专门医院，在对病人的诊疗护理中未尽到应尽的监督、看护之责，如由进院时的封门治疗很快就改为开放区治疗等。二是该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瑕疵。该医院的患者都是精神病人，而该医院病房区内通往楼顶的门锁却处于“失职”状态，根本未能起到对精神病人的安全保障作用，过错明显。正是由于医院方未履行其业务上的特定义务和职责，其不作为的行为已构成了损害发生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医院履行特定义务职责，安全保障义务到位，那么自杀死亡的后果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造成汪某死亡的原因不是一个，病人家属作为监护人对病人的死亡，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该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
64岁的周老伯曾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和1型糖尿病。2011年4月下旬因脑血栓病复发入住某医院。经十几天的护理治疗，病情未有明显好转。想到一侧腿脚行动不便，病情越发严重，且还要忍受病痛及治疗反应的双重痛苦折磨，周老伯几次流露出厌世的悲观情绪。一日深夜人静之时，周老伯利用陪护亲属熟睡之机，离开病房。由二楼经楼梯来到五楼，打开窗户，从五楼窗口坠下身亡。
事后，因医院不同意赔偿，周老伯家属以医院收取特别护理费用，但护理和监护不力，以及医院病区的窗户没有安装防护设施，没有尽到安全防范义务等为由，将该医院告上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法庭审理后认为，该医院方不存在管理或护理上的过错，坠楼死亡的损害后果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例二：
56岁的汪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多年。2011年8月初因病情复发被送进某专门医院接受封门治疗。4天后，转入开放病区继续治疗，并一直有家人陪护。转入开放病区的第二天下午6时许，因陪护的亲属离开一会儿，汪某从病房走出，来到走廊西侧通往楼顶的铁门前，见门锁处于未锁状态，将门打开，来到病房顶楼，从楼顶跳下身亡。事后，汪某的妻子找到该医院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该医院认为对患者的诊断正确，治疗无过错，在汪某病情稍稳定后转入开放病区治疗亦并无不当。病人自杀的直接原因，是陪护人监护责任不力所致，并非医护人员的责任，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经起诉，法院以该医院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判决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受害人妻子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同样是患者跳楼自杀，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分析点评：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过错责任主要体现在非正确医疗服务上，而一般情形下，对患者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
医院的责任在于提供科学完善的医疗服务，医院对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其目的是对病人进行生命体征观测，而不是对病人进行看管，限制病人活动自由，对病人的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一）项规定：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患者自杀，是其对自己生命健康权的放弃，与医院诊疗护理中有无过错没有必须联系，与医院的护理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医院在日常的管理和护理过程中存在某些瑕疵，也不是患者自杀身亡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患者，如果医院按照规定行使了规定的护理或看护的义务的，病人系自杀死亡的，应当认为医院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当然，若是因医院违反规定没有尽到看护或医疗的责任的，同时病人自杀和医院没有尽到责任有因果关系的，则应当认定医院存在过错，应当为病人自杀承担一定的责任。
案例一中的周老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医院无需对其进行人身监护，其死亡是因自己跳楼自杀，并非是医院治疗、护理中的过错所致，医院不应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也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对于案例二的情况，因为患者是精神病人，属于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些患者大都没有辨认和控制的能力，不能够意识到自己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法律对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有特别的保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于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案例二中的医院存在2个方面的过错。一是存在不作为过失。医疗行为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医院不作为的特征就是不履行特定义务而侵害了病人的权利。患者汪某的死亡，从现象上看是其自杀而致，但他是一名精神病人，属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既不能完全辨认亦不能完全控制，对损害结果也不可归咎于他自己。而该医院作为从事精神病防治的专门医院，在对病人的诊疗护理中未尽到应尽的监督、看护之责，如由进院时的封门治疗很快就改为开放区治疗等。二是该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瑕疵。该医院的患者都是精神病人，而该医院病房区内通往楼顶的门锁却处于“失职”状态，根本未能起到对精神病人的安全保障作用，过错明显。正是由于医院方未履行其业务上的特定义务和职责，其不作为的行为已构成了损害发生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医院履行特定义务职责，安全保障义务到位，那么自杀死亡的后果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当然，造成汪某死亡的原因不是一个，病人家属作为监护人对病人的死亡，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该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