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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开展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增长较快，农村地区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仍陷入种类繁多的人情消费怪圈。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高，仅次于饮食支出。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9.72%；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16%。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农村这只“人情债”大猫，何时猛成虎？何时能根治？
记者也在农村进行了调研，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很多地方通过党风的转变带动社风、民风改变，通过村规民约治陋习、尚新风，有效推进了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党风好、作风好，方可行得正、站得直，带领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既是移风易俗的领导者、推动者，又是实践者、示范者。
难以承受的人情之重
“躲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意为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
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有人却望着万家灯火，遥想家人的嘘寒问暖、相互依偎的守岁……电话中，一句“太忙了，没买到车票，就不回家过年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道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试问，谁不想回家过年？一些留守杭州的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不回家的原因，除了来回车票吃紧、费用较高外，还有就是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难啊！”来自湖南某县农村的老高告诉记者，“这两年都没回。不敢回，除去路费，过年走亲戚啥的也得好几千块钱，农村亲戚多，花钱没个底。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说吧。”
且不说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黄金时间”，就是平时，人情带来的负担也是令人震惊。
西南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有位80多岁且患有严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在地里坚持劳作10小时以上，整个人瘦弱不堪。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她说三儿两女婚嫁时收的人情还没有还清，“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邻里间的人情往来是儿女们获得良好社会关系的保证。如果因为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就弃人情于不顾，“后代怎么做人啊！”
这令人唏嘘不已。人情自古有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
可是发展至今，人情却成了压弯劳动人民脊梁的“千斤石”。在西南某县这位老奶奶日复一日的劳作间，折射出来的不正是“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已届花甲之年的东北干部王春花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的人情礼金也就几元钱，现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几百元拿出来都很难为情，人隋味儿却越来越淡。
节日难过，人情难躲。娶媳妇贺喜、嫁闺女随礼、乔迁凑份子、开业忙庆祝……名目繁多。有采访对象说，在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收到了17张请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红包转账过去。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一名网名为“整蛊专家”的网友最近头疼不已，刚给母亲的当月生活费又不够用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参加酒席，礼金花了1000多元。他母亲说，“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过寿，就是隔壁村老张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還有孙阿姨，她闺女考上大学了。不去不行啊，丢不起人。”这名网友算了一笔账，按照母亲现在的人隋支出，至少要办20桌以上酒席才能勉强回本。
农村“人情”发展至今，早己变了味。“人情”不断线，“酒场”连成串，“宴席”久难散，“吃喝”没个完，让人望“情”生畏，谈“宴”色变，遇“庆”兴叹。
人情咋就变了味
早些年，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有“过农节”的习俗，农民在农闲时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饭喝酒热闹一番。环山乡是富阳“过农节”最热闹的乡镇之一，一到农历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一连三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开五六桌，多的要开五六十桌。过一次“农节”，支出从二三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很多农户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过农节”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债台高筑，甚至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隐藏着消费陋习。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村，由于一度办酒风盛行，大操大办泛滥成灾，全村近千户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加起来有上百万元，耗资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农民不堪重负。久而久之，支出多了，有些农户就想多收礼来“回本”，通过铺张摆酒设宴，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那里收回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古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在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亲朋好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原本承载感情交流的礼尚往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们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贫乏，人情礼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这种原始情感的表达被逐渐削弱，成了一种钱和钱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礼本来的意义。
越来越重的人情负担，减少了生产资金，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投入；越来越泛滥的奢靡浪费之风，滋长了不良生活习俗，加剧了部分农民返贫进度。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受到影响，与城市文明差距逐渐拉大；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正在被扭曲，纯真的亲情、友情、乡情沾染了“铜臭味”，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人情场”如“战场”，相互攀比乱较劲，水涨船高图虚荣，吃吃喝喝随大流，“将脸打肿充胖子”，你来我往连轴转，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累坏了街坊邻居，拖垮了亲戚朋友，影响了社会风气，债台高筑，有苦难言。 走出“无情”的“人情”误区
山东省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赵林村农民赵富明，做了50年的红白喜事“大总”。说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场白事，吃喝自不用说，披麻戴孝扎纸彩，吹喇叭请演出，帮忙的奔丧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场下来好几万元，实在可惜。”
如今在当地，这种现象已成为过去时，一场场既文明简约又有强烈仪式感的红白事，成了乡村热点和美谈。“陋习都改了，村里有场丧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钱。”赵富明说。问起原因，他回答：“我们搞了个文化礼堂，经常有人在里面宣讲关于移风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脑入心，慢慢就改啦！”
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村村民没事儿时就到陶宗仪纪念馆，在文化礼堂看书、聊天。文化礼堂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综合体，更是村民们溯古及今的“精神家园”。“没事干就来这里聚聚，有时还请其他村有声望的人来讲讲课，时间一久，就养成了习惯。”一名村民说。
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平台，村民们可干的事儿也多了，闲暇时不再是聚餐喝酒打牌，而是把活动阵地转移到文化礼堂，唱戏、跳舞、练太极……大大小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53岁的海宁市斜桥镇斜桥村村民孙丽红第一次当起了“主播”，每天清晨，村民们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各位乡亲大家好，这里是‘乡风时间’栏目，现在我给大家读读《推进移风易俗简办红白喜事倡议书》……”她说，把村规民约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村民心中，潜移默化，再硬的心，也会“日久生情”。
纵观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把人情往来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今年过年就不再计划着叫邻居来聚了，猪也可以少宰几头，养大了明年拿去卖。我儿子还跟我商量把省下的人情钱攒起来，明年过年全家一起去旅游。”河北省元氏县居民潘春艳一脸乐呵地对记者说。
收了不该收的“人情”拿什么还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县、乡（镇）及村干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甚至借机敛财，也是误导农民群众人情往来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行下效，一些农民群众觉得，只有多送礼多请客，才能融洽与亲朋好友甚至是与身边干部之间的关系。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奢靡浪费、浮华铺张的作风，树立了“坏榜样”，在农村群众间造成了坏影响。“他们是村里的干部，他们家结婚摆几桌，我们就跟着他们摆几桌，紧跟步伐，拉近点距离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村村民小丁告诉记者。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异化的人情来者不拒，有的商人就选择“放长线钓大鱼”。西北某县一名姓李的商人对记者分享自己的“生意经”：“和管项目的官员交朋友，要细水长流，平时不管他有什么事，咱都多送人情礼金，让他成为咱的好哥们，全力帮咱办事。”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的党员干部拿了不该拿的“人情”，拿什么来还？最终还是放弃了党性原则。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長李森林落马后，在忏悔书中，对所谓“人情”说得较为透彻：“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党员干部也难逃“人情债”。浮华的人情社会往来，也影响了党员干部的三观。
更有甚者，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显摆身份、“光宗耀祖”，并认为“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我要比别人做得场面更大、更好”。
难免有人有所预谋，借此设下“感情投资”陷阱，让“围猎”对象在“温水煮青蛙”的安逸中，不自觉地接受其钱财礼物；或有人碍于亲戚朋友的情面，接受了大大超出“礼尚往来”的赠送；或有人有所“嗜好”，对别人的投其所好、投怀送抱，欲拒还迎、欲罢不能。
随着年关临近，东部沿海某县农民王大伯焦虑不已。“有个远房亲戚在县里当干部，快过年了，得考虑给他送点什么。送农产品显得小气，得送一些高档点的礼品，请他来年多关照，有好事想着我们。”
在一些人心中，“礼”在当下，“利”在日后。
个别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影响了社风民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又助长了个别党员干部的违规气焰。他们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心存侥幸以为能成为“漏网之鱼”……这背后，何尝不是个别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党员干部引领下的“新风尚”
最新的一次调查发现，党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8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好的党风，就不会有好的民风”；74.8%的受访者认为“干部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有示范作用”；70.2%的受访者认为“越是基层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对自己的示范作用越大”。
2017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杨俊和他的新娘，参加了一场简约而隆重的婚礼——浙江大学举办的校友集体婚礼。杨俊说，办传统筵席，既增加负担，又缺乏个性内涵。浙江大学留下了他和妻子美好的青春回忆，由母校见证他们新生活的启航是幸福而有意义的。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也希望以自己的“小举动”来实现移风易俗的“大推动”，通过以身作则影响和感化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美事无独有偶。2017年明，温州市文成县玉壶镇党委书记王荣华来到九南村，为老党员胡绍局家送去锦旗。党龄近60年的胡绍局，生前十分支持农村移风易俗，再三叮嘱子女，自己的丧事要简办，省下的钱捐给村内作公路修缮资金，为村里人带个好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变丧葬陋习，让农村新风正气树起来。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抓好党风，以党风促民风。而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也渐渐带来了正能量。
如今已是全国移风易俗样本地区的福建省长乐市，民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曾一度盛行攀比斗富，一些家境不好的农村群众为大办宴席甚至四处举债。为推进移风易俗，长乐市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开展专项整治，处级领导干部带头承诺不违规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事宜，相关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普通党员积极参与。2016年12月29日，该市漳港街道路顶村村民陈祥基将父亲生前积攒的16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将节俭办丧事省下的100万元捐出，用于设立教育助学基金。
党风正则民风淳。如今，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长乐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涌现出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投身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变化不只是在长乐。一个个新风故事，在更多的地方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回归朴素，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而淳朴的社风民风，又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移风易俗，道阻且长，还需久久为功。党员干部当以身作则，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树立新风榜样。（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高，仅次于饮食支出。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9.72%；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16%。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农村这只“人情债”大猫，何时猛成虎？何时能根治？
记者也在农村进行了调研，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很多地方通过党风的转变带动社风、民风改变，通过村规民约治陋习、尚新风，有效推进了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党风好、作风好，方可行得正、站得直，带领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既是移风易俗的领导者、推动者，又是实践者、示范者。
难以承受的人情之重
“躲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意为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
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有人却望着万家灯火，遥想家人的嘘寒问暖、相互依偎的守岁……电话中，一句“太忙了，没买到车票，就不回家过年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有道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试问，谁不想回家过年？一些留守杭州的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不回家的原因，除了来回车票吃紧、费用较高外，还有就是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难啊！”来自湖南某县农村的老高告诉记者，“这两年都没回。不敢回，除去路费，过年走亲戚啥的也得好几千块钱，农村亲戚多，花钱没个底。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说吧。”
且不说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黄金时间”，就是平时，人情带来的负担也是令人震惊。
西南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有位80多岁且患有严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在地里坚持劳作10小时以上，整个人瘦弱不堪。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她说三儿两女婚嫁时收的人情还没有还清，“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邻里间的人情往来是儿女们获得良好社会关系的保证。如果因为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就弃人情于不顾，“后代怎么做人啊！”
这令人唏嘘不已。人情自古有之，在相对静态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农民通过人情互动，进行情感传递，从而构建稳固的社会关系，满足农民之间日常的互助需求。
可是发展至今，人情却成了压弯劳动人民脊梁的“千斤石”。在西南某县这位老奶奶日复一日的劳作间，折射出来的不正是“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已届花甲之年的东北干部王春花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的人情礼金也就几元钱，现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几百元拿出来都很难为情，人隋味儿却越来越淡。
节日难过，人情难躲。娶媳妇贺喜、嫁闺女随礼、乔迁凑份子、开业忙庆祝……名目繁多。有采访对象说，在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收到了17张请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红包转账过去。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一名网名为“整蛊专家”的网友最近头疼不已，刚给母亲的当月生活费又不够用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参加酒席，礼金花了1000多元。他母亲说，“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过寿，就是隔壁村老张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還有孙阿姨，她闺女考上大学了。不去不行啊，丢不起人。”这名网友算了一笔账，按照母亲现在的人隋支出，至少要办20桌以上酒席才能勉强回本。
农村“人情”发展至今，早己变了味。“人情”不断线，“酒场”连成串，“宴席”久难散，“吃喝”没个完，让人望“情”生畏，谈“宴”色变，遇“庆”兴叹。
人情咋就变了味
早些年，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有“过农节”的习俗，农民在农闲时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饭喝酒热闹一番。环山乡是富阳“过农节”最热闹的乡镇之一，一到农历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一连三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开五六桌，多的要开五六十桌。过一次“农节”，支出从二三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很多农户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过农节”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债台高筑，甚至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隐藏着消费陋习。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村，由于一度办酒风盛行，大操大办泛滥成灾，全村近千户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加起来有上百万元，耗资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农民不堪重负。久而久之，支出多了，有些农户就想多收礼来“回本”，通过铺张摆酒设宴，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那里收回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古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在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亲朋好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原本承载感情交流的礼尚往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们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贫乏，人情礼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这种原始情感的表达被逐渐削弱，成了一种钱和钱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礼本来的意义。
越来越重的人情负担，减少了生产资金，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投入；越来越泛滥的奢靡浪费之风，滋长了不良生活习俗，加剧了部分农民返贫进度。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受到影响，与城市文明差距逐渐拉大；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正在被扭曲，纯真的亲情、友情、乡情沾染了“铜臭味”，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人情场”如“战场”，相互攀比乱较劲，水涨船高图虚荣，吃吃喝喝随大流，“将脸打肿充胖子”，你来我往连轴转，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累坏了街坊邻居，拖垮了亲戚朋友，影响了社会风气，债台高筑，有苦难言。 走出“无情”的“人情”误区
山东省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赵林村农民赵富明，做了50年的红白喜事“大总”。说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场白事，吃喝自不用说，披麻戴孝扎纸彩，吹喇叭请演出，帮忙的奔丧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场下来好几万元，实在可惜。”
如今在当地，这种现象已成为过去时，一场场既文明简约又有强烈仪式感的红白事，成了乡村热点和美谈。“陋习都改了，村里有场丧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钱。”赵富明说。问起原因，他回答：“我们搞了个文化礼堂，经常有人在里面宣讲关于移风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脑入心，慢慢就改啦！”
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村村民没事儿时就到陶宗仪纪念馆，在文化礼堂看书、聊天。文化礼堂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综合体，更是村民们溯古及今的“精神家园”。“没事干就来这里聚聚，有时还请其他村有声望的人来讲讲课，时间一久，就养成了习惯。”一名村民说。
借助文化礼堂这个平台，村民们可干的事儿也多了，闲暇时不再是聚餐喝酒打牌，而是把活动阵地转移到文化礼堂，唱戏、跳舞、练太极……大大小小，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53岁的海宁市斜桥镇斜桥村村民孙丽红第一次当起了“主播”，每天清晨，村民们就能听到她的声音。“各位乡亲大家好，这里是‘乡风时间’栏目，现在我给大家读读《推进移风易俗简办红白喜事倡议书》……”她说，把村规民约通过各种方式传到村民心中，潜移默化，再硬的心，也会“日久生情”。
纵观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把人情往来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今年过年就不再计划着叫邻居来聚了，猪也可以少宰几头，养大了明年拿去卖。我儿子还跟我商量把省下的人情钱攒起来，明年过年全家一起去旅游。”河北省元氏县居民潘春艳一脸乐呵地对记者说。
收了不该收的“人情”拿什么还
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县、乡（镇）及村干部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甚至借机敛财，也是误导农民群众人情往来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行下效，一些农民群众觉得，只有多送礼多请客，才能融洽与亲朋好友甚至是与身边干部之间的关系。
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奢靡浪费、浮华铺张的作风，树立了“坏榜样”，在农村群众间造成了坏影响。“他们是村里的干部，他们家结婚摆几桌，我们就跟着他们摆几桌，紧跟步伐，拉近点距离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某村村民小丁告诉记者。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异化的人情来者不拒，有的商人就选择“放长线钓大鱼”。西北某县一名姓李的商人对记者分享自己的“生意经”：“和管项目的官员交朋友，要细水长流，平时不管他有什么事，咱都多送人情礼金，让他成为咱的好哥们，全力帮咱办事。”
然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的党员干部拿了不该拿的“人情”，拿什么来还？最终还是放弃了党性原则。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長李森林落马后，在忏悔书中，对所谓“人情”说得较为透彻：“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党员干部也难逃“人情债”。浮华的人情社会往来，也影响了党员干部的三观。
更有甚者，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显摆身份、“光宗耀祖”，并认为“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我要比别人做得场面更大、更好”。
难免有人有所预谋，借此设下“感情投资”陷阱，让“围猎”对象在“温水煮青蛙”的安逸中，不自觉地接受其钱财礼物；或有人碍于亲戚朋友的情面，接受了大大超出“礼尚往来”的赠送；或有人有所“嗜好”，对别人的投其所好、投怀送抱，欲拒还迎、欲罢不能。
随着年关临近，东部沿海某县农民王大伯焦虑不已。“有个远房亲戚在县里当干部，快过年了，得考虑给他送点什么。送农产品显得小气，得送一些高档点的礼品，请他来年多关照，有好事想着我们。”
在一些人心中，“礼”在当下，“利”在日后。
个别党员干部的不良作风影响了社风民风，社会上的一些陋习又助长了个别党员干部的违规气焰。他们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心存侥幸以为能成为“漏网之鱼”……这背后，何尝不是个别党员干部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党员干部引领下的“新风尚”
最新的一次调查发现，党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83.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好的党风，就不会有好的民风”；74.8%的受访者认为“干部的言行举止对自己有示范作用”；70.2%的受访者认为“越是基层的干部，其言行举止对自己的示范作用越大”。
2017年11月12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杨俊和他的新娘，参加了一场简约而隆重的婚礼——浙江大学举办的校友集体婚礼。杨俊说，办传统筵席，既增加负担，又缺乏个性内涵。浙江大学留下了他和妻子美好的青春回忆，由母校见证他们新生活的启航是幸福而有意义的。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也希望以自己的“小举动”来实现移风易俗的“大推动”，通过以身作则影响和感化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
美事无独有偶。2017年明，温州市文成县玉壶镇党委书记王荣华来到九南村，为老党员胡绍局家送去锦旗。党龄近60年的胡绍局，生前十分支持农村移风易俗，再三叮嘱子女，自己的丧事要简办，省下的钱捐给村内作公路修缮资金，为村里人带个好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改变丧葬陋习，让农村新风正气树起来。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须抓好党风，以党风促民风。而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也渐渐带来了正能量。
如今已是全国移风易俗样本地区的福建省长乐市，民间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曾一度盛行攀比斗富，一些家境不好的农村群众为大办宴席甚至四处举债。为推进移风易俗，长乐市从党员领导干部抓起开展专项整治，处级领导干部带头承诺不违规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事宜，相关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普通党员积极参与。2016年12月29日，该市漳港街道路顶村村民陈祥基将父亲生前积攒的16万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给党组织，将节俭办丧事省下的100万元捐出，用于设立教育助学基金。
党风正则民风淳。如今，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长乐的社会风气开始好转，涌现出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投身公益事业的新风尚。
变化不只是在长乐。一个个新风故事，在更多的地方上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回归朴素，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而淳朴的社风民风，又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
移风易俗，道阻且长，还需久久为功。党员干部当以身作则，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树立新风榜样。（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