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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于1999年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公共政策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健全，老龄事业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主要标志是：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特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在城市逐步开展并向农村延伸；全社会老龄意识明显提高，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老年人权益得到较好保障。
现在是中国人口负担最轻时期
“人口红利”学说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年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据预测，到2012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由2000年47.6％下降到39％左右，此后人口抚养比呈逐步回升趋势，直到2025年以后才能回升到目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说21世纪前30年可能是中国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
人口老龄化为我们带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所谓的“人口红利”所迷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必然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将使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即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会上升；人口老龄化还会引起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红利”期不会持续太长，一般只有15年左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逐步凸显。
老龄化阻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内部不仅存在着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养老保障筹资渠道狭窄、历史积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难和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失效等实际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对劳动力参与率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因为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全而得到根本改善一一一旦这一问题不能得以解决，中国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将荡然无存，而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将致使中国原有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应对挑战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加快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各项准备。
中国面临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价值的重新认定，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在降低劳动参与率问题上，应该吸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有所平衡取舍的基础上做出更具长效的决策。政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空限制，而要确立公共政策的长效机制，归根结底在于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在实体制度建构层面上，将社会维度融入公共政策，破除“唯GDP论”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在法制层面完善针对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监督制度体系。
在“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在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只看GDP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拉动内需和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新型的政府绩效考核标准体系：在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抓紧修定并完善老年人才资格政策，积极探讨并努力实施人力资源的再开发。
现在是中国人口负担最轻时期
“人口红利”学说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年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据预测，到2012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由2000年47.6％下降到39％左右，此后人口抚养比呈逐步回升趋势，直到2025年以后才能回升到目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说21世纪前30年可能是中国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
人口老龄化为我们带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所谓的“人口红利”所迷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必然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将使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即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会上升；人口老龄化还会引起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而且，“人口红利”期不会持续太长，一般只有15年左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逐步凸显。
老龄化阻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内部不仅存在着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社会养老保障筹资渠道狭窄、历史积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难和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失效等实际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对劳动力参与率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因为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建全而得到根本改善一一一旦这一问题不能得以解决，中国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将荡然无存，而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将致使中国原有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应对挑战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加快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和机遇，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各项准备。
中国面临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价值的重新认定，社会保障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在降低劳动参与率问题上，应该吸取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有所平衡取舍的基础上做出更具长效的决策。政策本身具有很强的时空限制，而要确立公共政策的长效机制，归根结底在于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在实体制度建构层面上，将社会维度融入公共政策，破除“唯GDP论”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在法制层面完善针对公共政策以及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监督制度体系。
在“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在人口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只看GDP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拉动内需和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新型的政府绩效考核标准体系：在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抓紧修定并完善老年人才资格政策，积极探讨并努力实施人力资源的再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