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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1916年生,江苏东台人，音乐家。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届全委会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届全委会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世纪60年代,他身体力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精心组织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说到周巍峙主席,他头上的桂冠太多了——是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作曲家、出版家、艺术教育家、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艺界领导人等等。他是一个有口皆碑之人,大家都是既敬重又亲近他。我是2003年才到文联出版社工作,所以与周主席接触得并不多。但我很幸运,在周主席诞辰90周年之际,决定将他的文集在我们文联出版社出版。作为终审人之一,通过文集,使我有机会更全面、具体生动地了解周主席。初拿到厚厚的几叠书稿时,就有一个问题萦绕着我:周主席在人生的长河中持续不断地、甚至全力以赴地创造出如此众多的业绩、成就和音乐作品的目的是什么?动力又是什么?在我认真阅读和学习了文集的全部文章后,文集内容所表现出的三大特点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文章的自然;生命的自觉;事业的崇高。将这三点连成一线,就能明了周主席人生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为人民服务的旷达情怀。正如他在中国文联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宣布的:“我们团结干什么呢?就为人民服务。”那时候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总目标,经过讨论更加明确。他自称是“一个还算勤奋的打杂工,在文化园地里,为祖国、为人民,干些杂活。”他的人生信条是: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多么谦虚的胸怀,多么崇高的境界!
文章的自然
《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是按历史年代来设置框架的,共5卷,收集了从1932年到2006年间的303篇文章,可以说,它们是周巍峙70多年投身党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其中有工作报告、会议纪事、讲话,也有个人信件、诗歌、书序、有感等,若将这些分散的点连接起来,就构成周主席70多年人生经纬脉络较为完整的图像了。它们联系着周主席内心中最细腻、最生动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心有所思,笔有所随;是政治,是文化,也是艺术,是生活。当我虔诚地走进这座宝库——有感、雨夜琴声、关于文艺批评、努力发展新的民族唱法、为人民创作更多的优秀歌曲、最高尚的灵魂,最感人的艺术、 民族声乐的盛会 、展现时代风云的画卷、东方舞台的奇迹、壮丽的史诗、故事里的歌声、阅不尽百年华章……它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史和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历程,透显了一位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有卓著贡献的领导者的心声、才华和人格魅力。
徜徉在尚理质实、素朴无华、清新简远的文字之中,却惊见了真善美浩瀚的光华、生命经纬脉络的血赤金黄。时代精神的火花、几十年的才情与心血,在这里凝结、积淀,感染、触动和冲击着我的思想、感情,常常使我一看三叹,流连不已。“这部文集体现了年轻时的稚气、浅薄、浪漫、梦想、奋进、苦干,也有较长时间的迷茫、痛苦、错误、沉寂、斗争以及反思和洒脱”,甚至“文章保持原来内容,讲真话,不加粉饰,不予拔高,包括错话、胡话,都保持历史原貌,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句话:“写真实并实境。”这是周主席给自己文集的编撰定的原则。这种痛快淋漓的“自然生成”或“率真自然而写”的风格非常罕见,但这又恰如清代文人所言,“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要当于极真、极朴、极淡处求之”谓之高人。按照这一标准,周主席当是文坛之高人。
生命的自觉
为人民服务的旷达情怀决定了周主席会永远年轻。周主席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年方九十》,从这书名,就看到了那种不可磨灭、且熠熠跃动的天然之趣和不知“老”为何物的童心。他说:“年方九十是说历史不短,但总还处于年轻阶段:有奔势、有闯劲,甚至是傻劲,但终是幼稚,无知,才疏学浅,笔耕有限。”这一番道白,可谓真情真趣有甚于童子,写活了耄耋之年难得的一番真性情。
在他的文集里,从头到尾,一丝一毫也没有文人墨客对人生坎坷、生命短促的沉郁悲凉的感慨和喟叹。相反,他一反古往今来关于“人生易老”这样一个普遍命题,自乐:年方九十,还处于年轻阶段。看似幽默,却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像他这一年龄段的多数人,在人生意义和目标上,或是归结于隐逸渔樵,或寄托于山水花鸟,而周主席却羡慕电车,因为“电车吐出些人,又吞进很多,永远像电光似的向前驶去。世上只有它能尽职,不到力竭总不肯休息”(周主席在1935年写的小诗)。
现在周主席的目标和心愿仍是:精力有限,时间有限,“用自己的余热,为祖国、为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再作些有限的贡献”,“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出点‘老力’!”多么质朴的语言,却又体现了他对人民有多么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心!在这字里行间,我触摸到了周主席心灵深处为人民服务的呼唤,催促着他生命的青春跳动;我听到了周主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匆匆脚步声,我想起了语桥对什么是天真的一段诠释:“成熟的天真洗尽铅华,无所矫饰,是以无所畏惧,也不因生命成熟而萎化,反而老来弥真。” 他的真,就在于他对生命的自觉——他的生命已不属于自己,它属于祖国、民族和人民。他的真,还在于他的生命是欢乐的。欢乐的生命不执着于仇恨,而是以爱的形式向世界敞开,同时向自身敞开。作为生命的开放,周主席的爱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博大;与其说是悲怜,不如说是慈祥。按他所说:“八十年征程,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时走路扭扭歪歪,摇摇晃晃…… 有时又是步履艰难,欲进不能,”但他总是坦然处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在他五卷本的文集里,除了党的文化事业,还是党的文化事业,没有一句个人的埋怨。凡和周主席打过交道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对他的亲切随和,脸上常带着笑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人称他周主席时,他会幽默地说,客气一点叫周老,随便一点叫老周。在出版他的文集过程中,他生病住院,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你们的李满意(该文集的责任编辑)。”实在让我有些意外。
他对人民的爱恰如水一样,向低处流动,最后在大海中汇集。这种爱消除了生命的累赘部分,充实了生命的本真。
事业的崇高
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崇高一般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康德也认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里,而只涉及理性的观念。”我在周主席的文集里之所以看到了崇高,是因为整个文集贯彻着一条线——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周主席年轻时就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从文集第一卷前几篇文章中就可窥见。但自1934年他参加上海左翼歌咏运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共产党后,他的这种同情心不断地锤炼升华,逐步形成了坚定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正如他在《文集》里所言:“自幸人生目标早已定了,大的方向总算没有偏离。”建国后,他所担任的职务在变化——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代部长,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舞协副主席、中国曲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但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
1950年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创造出新的人民戏曲,以发挥教育广大人民的伟大作用。”在1980年第一期曲艺新作讨论会上他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既然是人民需要的,就都应该给予重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周巍峙关心新中国人民的安危,急人民之所急,亲自为《志愿军誓词》谱曲,后来文化部将这首歌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很快家喻户晓,全国人民争相传唱,并获1953年全国歌曲比赛一等奖。
20世纪60年代,他身体力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精心组织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80年代继《东方红》之后,他领导和组织了又一台具有民族特色、振奋人心,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史诗式的大型歌舞《中国革命之歌》。
周主席一直非常关心地方艺术形式，他把地方艺术形式定义为“那些在当地流传、富有地方色彩、为当地群众所欢迎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包括民歌、民舞、地方戏、曲艺以及各种歌舞表演小场子等”,如单弦、评剧、皮影戏、秧歌、高跷。周主席关注地方艺术形式,首先是他认为,它们是中国民族艺术的极宝贵的遗产,只有充分发扬各地民间艺术优秀传统,中国的民族艺术才能真正生动活泼,异常丰富地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关心地方艺术形式是因为“由于它们是生根于群众中,有的则由群众直接掌握,所以比较能够表现群众的生活,更多的保存了群众的朴实健康的艺术风格……所以能为群众所喜爱”,“因而能起到教育广大人民的巨大效果。”
特别是主持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工作后,周主席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实际生活,向群众学习,向民间文艺学习,开展各类学术研究和文化纪念活动。他积极奔走呼吁抢救整理民族民间文艺遗产,一部规模宏伟的十大艺术集成工程就是周主席负责,在《文集》里收录了两篇相关的文章,可见周主席对此十分重视。
大含细入的《文集》虽然无法承载周主席70年对祖国的文化事业、对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它一定会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今天和明天、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影响。房龙说过:“一国的艺术,是该国的灵魂的可以见得到和摸得着的表现形式。”同理,通过这套文集303篇文章,通过《前进进行曲》、《子弟兵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东方红》、《十里长街送总理》等作品,周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灵魂得到了见证。在这灵魂上我看到了两个字——崇高。
作者李舒东,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教授、博士、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新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伦理学会名誉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