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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情结伴随他一生。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15岁。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3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軍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
从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日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振荡。故事里讲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纪录片，也不是他个人的专题片，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白桦自己生活的经历。
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这一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白桦作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为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思考和争议。
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历史明明还记载着在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卑劣，却常被人们忽略。勾践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越王勾践伐吴归，义士归来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见鹧鸪飞。”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白桦：“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白桦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他的底线是，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何谓“成熟”一些？白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20年的作品。他写悲剧，是希望警戒后人。白桦说：“有些作家，认为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不需要责任感。我的写作是有责任感的。”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他觉得诗歌一定要用美的东西打动人心，一定要用思想的力量影响人。我觉得诗歌一定要有思想，一定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一定要体现时代精神，一定要贴近生活，唯此，诗歌才能给我们以希望，给中国以希望。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
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白桦去世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缅怀文章并在凌晨发出了这条微信：多年的老友，一代才子，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今日凌晨2点15分驾鹤西去。永远记得他当年的风流倜傥。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
（作者系青年作家。）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15岁。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3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軍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
从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日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振荡。故事里讲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的纪录片，也不是他个人的专题片，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里边的很多细节，也是白桦自己生活的经历。
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这一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白桦作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为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思考和争议。
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历史明明还记载着在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卑劣，却常被人们忽略。勾践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越王勾践伐吴归，义士归来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见鹧鸪飞。”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白桦：“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白桦回答说：“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他的底线是，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何谓“成熟”一些？白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20年的作品。他写悲剧，是希望警戒后人。白桦说：“有些作家，认为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不需要责任感。我的写作是有责任感的。”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他觉得诗歌一定要用美的东西打动人心，一定要用思想的力量影响人。我觉得诗歌一定要有思想，一定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一定要体现时代精神，一定要贴近生活，唯此，诗歌才能给我们以希望，给中国以希望。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
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白桦去世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缅怀文章并在凌晨发出了这条微信：多年的老友，一代才子，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白桦，今日凌晨2点15分驾鹤西去。永远记得他当年的风流倜傥。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
（作者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