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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从去年开始，常去浙江省博物馆的人经常会看到，一位身板厚实的长者，穿着显然比他的个子小一号的大红色志愿者马甲，给大家当义务讲解员。这位长者可不是一般的义务讲解员，而是浙江省前省长、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
2011年8月，65岁的吕祖善卸任浙江省省长一职，但他没像其他领导那样，从此离开公众视野，过隐居的退休生活。而是在业余时间，兴致勃勃地在博物馆里当志愿者，做着“很有乐趣”的普普通通的事。
吕祖善不是在作秀，出出镜头，登登报纸，热乎一阵子算完，有数字为证。去年一年，他到博物馆讲了16次，基本上是一个月去一次到两次。今年前两个月，已经讲三次了。开始他用的是博物馆提供的讲稿，而现在，他自己编写了一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讲解稿。他在踏踏实实担当着自己选择的这份意义非凡的工作。
一个领导干部，过惯了前呼后拥的工作生活的日子，从领导岗位上一下子退下来，肯定有诸多的不习惯。好多人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适应期和磨合期，才能回归到“本来”。这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说是痛苦的磨难，当然也是衡量和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过程。许多人走过来了，以淡定、自然、平和来对待退休的现实。他们离开了以往繁忙紧张的工作环境，变得安然无声。公共平台上很难看见他们的踪影，也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变成了“老百姓”，但又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而吕祖善却以独特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类退出官场的领导干部的生活理念：他把自己置身于真正的百姓中间。
讲解员与省长，地位层次上的巨大差异，路人皆知。尤其在目前体制下，很难把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与一个普通的讲解员画等号。然而，吕祖善让人感动或者刮目相看之处就在于他破除了这种不可能，将其变为了现实。
其实无论是职业还是职位，都是一种社会需要。当一个人完成了这种需要退出时，他就应该回到原地。作为一个社会人，原地是什么？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身份基础。任何超出老百姓这个基本层面的地位身份等级待遇获取者，无一不是从老百姓演变的。即便是世袭制的皇族也是如此，虽然是一代代相传，但寻根究底，老祖宗也一定是老百姓。然而，老百姓与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达官贵人虽然离开了权势，但其长期建立起的高人一等的理念很难改变。差别往往使一些曾经的权贵者，放不下身价，人虽然退下来，但仍旧不愿与老百姓为伍，与真正意义上的老百姓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实际上还是观念问题。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当权者与非当权者的差别就在于今天你在那个位置上，而我不在。但当明天你从那个位置上下来时，大家就变成一个样子。在中国台湾，许多官员就是如此。退休后好多人在社区做义工。跟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和到龄退休的普通职业者一样，给社区孤寡老人送饭，清扫卫生，到公共图书馆整理图书。我去年曾去过中国台湾，到过一家志愿服务机构参观，其志愿者都是退休的“官员”。穿戴的普普通通，不介绍，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曾是“司长”、“局长”。在狭窄拥挤的办公室里，他们跟社工混在一起工作，听不到任何怨言，相反让人感到很充实。毕竟他们又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次不同，是“回归”到了原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色。
为官都要走这条路：老百姓——官位——老百姓。这是自然规律，回避不得。唯一难解的扣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两头的转变。前者是原生态，后者夹杂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其实说难也不难。既然又变成了老百姓，就要有个老百姓的样子。比如说像吕祖善。
2011年8月，65岁的吕祖善卸任浙江省省长一职，但他没像其他领导那样，从此离开公众视野，过隐居的退休生活。而是在业余时间，兴致勃勃地在博物馆里当志愿者，做着“很有乐趣”的普普通通的事。
吕祖善不是在作秀，出出镜头，登登报纸，热乎一阵子算完，有数字为证。去年一年，他到博物馆讲了16次，基本上是一个月去一次到两次。今年前两个月，已经讲三次了。开始他用的是博物馆提供的讲稿，而现在，他自己编写了一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讲解稿。他在踏踏实实担当着自己选择的这份意义非凡的工作。
一个领导干部，过惯了前呼后拥的工作生活的日子，从领导岗位上一下子退下来，肯定有诸多的不习惯。好多人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适应期和磨合期，才能回归到“本来”。这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说是痛苦的磨难，当然也是衡量和检验一个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过程。许多人走过来了，以淡定、自然、平和来对待退休的现实。他们离开了以往繁忙紧张的工作环境，变得安然无声。公共平台上很难看见他们的踪影，也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变成了“老百姓”，但又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而吕祖善却以独特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类退出官场的领导干部的生活理念：他把自己置身于真正的百姓中间。
讲解员与省长，地位层次上的巨大差异，路人皆知。尤其在目前体制下，很难把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与一个普通的讲解员画等号。然而，吕祖善让人感动或者刮目相看之处就在于他破除了这种不可能，将其变为了现实。
其实无论是职业还是职位，都是一种社会需要。当一个人完成了这种需要退出时，他就应该回到原地。作为一个社会人，原地是什么？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身份基础。任何超出老百姓这个基本层面的地位身份等级待遇获取者，无一不是从老百姓演变的。即便是世袭制的皇族也是如此，虽然是一代代相传，但寻根究底，老祖宗也一定是老百姓。然而，老百姓与老百姓还是有区别的。达官贵人虽然离开了权势，但其长期建立起的高人一等的理念很难改变。差别往往使一些曾经的权贵者，放不下身价，人虽然退下来，但仍旧不愿与老百姓为伍，与真正意义上的老百姓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实际上还是观念问题。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当权者与非当权者的差别就在于今天你在那个位置上，而我不在。但当明天你从那个位置上下来时，大家就变成一个样子。在中国台湾，许多官员就是如此。退休后好多人在社区做义工。跟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和到龄退休的普通职业者一样，给社区孤寡老人送饭，清扫卫生，到公共图书馆整理图书。我去年曾去过中国台湾，到过一家志愿服务机构参观，其志愿者都是退休的“官员”。穿戴的普普通通，不介绍，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曾是“司长”、“局长”。在狭窄拥挤的办公室里，他们跟社工混在一起工作，听不到任何怨言，相反让人感到很充实。毕竟他们又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次不同，是“回归”到了原地——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色。
为官都要走这条路：老百姓——官位——老百姓。这是自然规律，回避不得。唯一难解的扣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两头的转变。前者是原生态，后者夹杂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其实说难也不难。既然又变成了老百姓，就要有个老百姓的样子。比如说像吕祖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