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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传媒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治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形成、政治系统的运行、政治文化的整合和政治稳定。大众传媒介入政治生活以来,日益成为政治沟通最重要的渠道和通道,其作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工具,在发挥监测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中,与政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大众传播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转变、大众传播在政治沟通中的具体效能、现代网络社会对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方面的影响这几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 政治沟通 大众传媒 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D771文献标识码:A
大众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郭庆光教授对其定义为:“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沟通是指信息从发送者(个人、群体、组织)到接受者(个人、群体、组织)的传递过程;而“政治沟通”是指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有效地相互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过程。 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领域中一直扮演政治沟通通道的重要角色。不管对政治概念如何解读,其指向的内容,都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则与大众传媒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大众传播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转变
人类是通过沟通而形成社会的,而沟通又凭借传播来完成。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是自发的、不经意的,因而是无序的、无组织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活动节奏的加快,传播逐渐成为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活动。于是,以传播、沟通为宗旨的大众传媒便应运而生,并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政权政治不能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在政治领域就有两种身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 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功能,很少提及其公共空间作用。
随着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 与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通过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这种沟通是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交流和分享),以促成相互间的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这时,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灌输与接受、宣传与听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民主的互动,而媒體的作用则是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并重的前提下,通过民主对话、民主协商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所以,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发展。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长期以来,传媒常常仅被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几乎单一地在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更多的是“惟上”,其公共精神品格往往被悬置,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弱化,难以给受众以“自己媒体”的感觉,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其作为公共空间而被赋予的引导、凝聚民众的功能与潜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挖掘。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只有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显然,传统的管理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其发挥公民社会的某些作用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会将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各种不同关系、不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政府与公民在了解、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实现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将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更广泛的支持,从而促进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和对政治的自觉认同。
二、大众传播在政治沟通中的具体效能
大众传播在政治沟通中的效能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每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实例来分析思考:
(一)传递政治信息,支持政治系统的运作。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社会宣传,也正是借助对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任务、策略以及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等问题的广泛宣传,团结和动员了一切革命力量,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报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立下了汗马功劳。政府采取决策、召开会议、颁布法令、实施政策等,都需要通过大众传媒,让群众知晓,这样群众才可以响应政府号召。相反如果消息闭塞,政府的政策得不到及时的贯彻,行政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不利于政府运作和国家发展。
(二)引导社会舆论,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实施监督。
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靠纳税人支付,那么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媒来完成;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媒就可以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 此外,广大人民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对政府腐败现象进行监督,形成舆论压力,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
(三)影响公众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传播政治文化。
这一点在选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大选时,夺人眼目的竞选口号,临时巧装的竞选人物形象代替了对党派哲学、政策重点以及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的深入讨论。政治遂成为精心包装后花俏的视觉产品。政治领导人也善于利用电视画面来宣传、推销其政治意图。做过8年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里根知道怎样在摄像机前表演。1980年他利用在传媒塑造的形象,击败了卡特。《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里根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当年在屏幕上树立的正派形象,他很成功地影响了公众的政治立场和选择。
(四)反馈民意、影响政府决策。
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基本上是通过媒体,即便是政策的决策者们,他们的第一手信息也主要是通过媒体完成。一旦记者和编辑对一些人和事加以报道,特别是大量的、不间断的报道,这些新闻就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这种关注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政府修改政策或推行新的政策。《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71年,美国深陷越南战场不能自拔,《纽约时报》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中》(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退出了越战。 公民通过大众媒体了解政府决策,而政府又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群众反映和支持度,可以说是一个双向平衡的过程。
三、现代网络社会对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方面的影响
20世纪晚期,互联网横空出世。它以传播方式的双向交互性、传播内容的无限丰富性、传播手段的多传媒化、超越国界性,显示出比传统媒介更为强大的社会渗透能力。人民的知情权得以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更加畅通。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很多公众转向了那些與个人利益更加息息相关、提供不同的行为选择的政治信息渠道。互联网用于政治的前途,在于低成本、互动性和参与性。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把电子政务作为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网络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手段,增进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这使得现代政党的行为模式、政治参与的结构和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在政党竞选方面, 网络在造势、筹款方面更是大显威力。在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克里, 都利用互联网来打造其媒介形象进行政治推销。
可以肯定,就平面媒体和视听媒体来说,它们舆论影响的能量在缩小。当然,电视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但它的领地已经受到了侵犯。仅仅在三十年前,电视作为说服教育民众的载体还担负着政治使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这种模式由于各类专题收费频道的诞生而开始被打破。近几年来,随着网络视频和数码产品的出现(因特网和博客),传统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都面对新的新闻来源和模式的竞争。更进一步,由于某种程度的话语权的普及,新闻记者和专家的地位受到质疑。至于平面媒体,它既在广告上受到冲击而收入下滑,还失去部分读者,年轻人更是首选无偿信息和因特网。
由于因特网、博客等的成功,这种媒体形式将公众置身于平等的有利环境,公众得以质询记者或政治人物,并实时做出反应。记者精英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同政治人物之间的默契。很多公众有参与论战的嗜好和个人倾诉的渴望,所以,全世界很多人在博客上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个人愿望。
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权力的取得和运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阶级斗争的展开与调和以及国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赖于大众传媒的有效传播。政治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政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样,大众传播也离不开政治,不管报人还是电视人是怎样标榜超越于政治之外,他总是保持着与政治割不断的关系。传媒在与政治的联系当中发挥促进民主的功能,既不服从于权力的逻辑,又不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就是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领域应该达到的目标。
(作者: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2007级本科生)
注释: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0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唐海江.政治媒体化:当代西方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形态分析.求索,2003,(1).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0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陈中润.互联网与政治沟通.上海交通大学, 2007.
刘国瑛.新闻传媒——制衡美国的第四权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 政治沟通 大众传媒 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D771文献标识码:A
大众传播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郭庆光教授对其定义为:“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沟通是指信息从发送者(个人、群体、组织)到接受者(个人、群体、组织)的传递过程;而“政治沟通”是指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有效地相互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过程。 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领域中一直扮演政治沟通通道的重要角色。不管对政治概念如何解读,其指向的内容,都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则与大众传媒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大众传播在政治领域的地位转变
人类是通过沟通而形成社会的,而沟通又凭借传播来完成。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是自发的、不经意的,因而是无序的、无组织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活动节奏的加快,传播逐渐成为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活动。于是,以传播、沟通为宗旨的大众传媒便应运而生,并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政权政治不能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在政治领域就有两种身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 但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功能,很少提及其公共空间作用。
随着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 与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通过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这种沟通是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交流和分享),以促成相互间的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这时,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灌输与接受、宣传与听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民主的互动,而媒體的作用则是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并重的前提下,通过民主对话、民主协商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所以,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发展。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长期以来,传媒常常仅被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几乎单一地在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更多的是“惟上”,其公共精神品格往往被悬置,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弱化,难以给受众以“自己媒体”的感觉,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其作为公共空间而被赋予的引导、凝聚民众的功能与潜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挖掘。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只有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显然,传统的管理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其发挥公民社会的某些作用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会将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各种不同关系、不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政府与公民在了解、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实现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将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更广泛的支持,从而促进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和对政治的自觉认同。
二、大众传播在政治沟通中的具体效能
大众传播在政治沟通中的效能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每一个作用我们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实例来分析思考:
(一)传递政治信息,支持政治系统的运作。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社会宣传,也正是借助对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任务、策略以及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等问题的广泛宣传,团结和动员了一切革命力量,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报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立下了汗马功劳。政府采取决策、召开会议、颁布法令、实施政策等,都需要通过大众传媒,让群众知晓,这样群众才可以响应政府号召。相反如果消息闭塞,政府的政策得不到及时的贯彻,行政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不利于政府运作和国家发展。
(二)引导社会舆论,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实施监督。
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靠纳税人支付,那么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媒来完成;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媒就可以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 此外,广大人民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对政府腐败现象进行监督,形成舆论压力,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
(三)影响公众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传播政治文化。
这一点在选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大选时,夺人眼目的竞选口号,临时巧装的竞选人物形象代替了对党派哲学、政策重点以及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的深入讨论。政治遂成为精心包装后花俏的视觉产品。政治领导人也善于利用电视画面来宣传、推销其政治意图。做过8年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里根知道怎样在摄像机前表演。1980年他利用在传媒塑造的形象,击败了卡特。《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里根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当年在屏幕上树立的正派形象,他很成功地影响了公众的政治立场和选择。
(四)反馈民意、影响政府决策。
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基本上是通过媒体,即便是政策的决策者们,他们的第一手信息也主要是通过媒体完成。一旦记者和编辑对一些人和事加以报道,特别是大量的、不间断的报道,这些新闻就可能引起公众的关注。这种关注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政府修改政策或推行新的政策。《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71年,美国深陷越南战场不能自拔,《纽约时报》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中》(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退出了越战。 公民通过大众媒体了解政府决策,而政府又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群众反映和支持度,可以说是一个双向平衡的过程。
三、现代网络社会对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方面的影响
20世纪晚期,互联网横空出世。它以传播方式的双向交互性、传播内容的无限丰富性、传播手段的多传媒化、超越国界性,显示出比传统媒介更为强大的社会渗透能力。人民的知情权得以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更加畅通。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很多公众转向了那些與个人利益更加息息相关、提供不同的行为选择的政治信息渠道。互联网用于政治的前途,在于低成本、互动性和参与性。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把电子政务作为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网络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手段,增进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这使得现代政党的行为模式、政治参与的结构和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在政党竞选方面, 网络在造势、筹款方面更是大显威力。在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克里, 都利用互联网来打造其媒介形象进行政治推销。
可以肯定,就平面媒体和视听媒体来说,它们舆论影响的能量在缩小。当然,电视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但它的领地已经受到了侵犯。仅仅在三十年前,电视作为说服教育民众的载体还担负着政治使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这种模式由于各类专题收费频道的诞生而开始被打破。近几年来,随着网络视频和数码产品的出现(因特网和博客),传统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都面对新的新闻来源和模式的竞争。更进一步,由于某种程度的话语权的普及,新闻记者和专家的地位受到质疑。至于平面媒体,它既在广告上受到冲击而收入下滑,还失去部分读者,年轻人更是首选无偿信息和因特网。
由于因特网、博客等的成功,这种媒体形式将公众置身于平等的有利环境,公众得以质询记者或政治人物,并实时做出反应。记者精英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同政治人物之间的默契。很多公众有参与论战的嗜好和个人倾诉的渴望,所以,全世界很多人在博客上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个人愿望。
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权力的取得和运用,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阶级斗争的展开与调和以及国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赖于大众传媒的有效传播。政治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政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样,大众传播也离不开政治,不管报人还是电视人是怎样标榜超越于政治之外,他总是保持着与政治割不断的关系。传媒在与政治的联系当中发挥促进民主的功能,既不服从于权力的逻辑,又不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就是大众传媒在政治沟通领域应该达到的目标。
(作者: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播电视新闻专业2007级本科生)
注释: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0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唐海江.政治媒体化:当代西方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形态分析.求索,2003,(1).
郭庆光.传播学概论.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05.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陈中润.互联网与政治沟通.上海交通大学, 2007.
刘国瑛.新闻传媒——制衡美国的第四权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